师生巧遇城固街头 成就九部陕西地方志
1938年初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刚到城固。据说，有一天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秘书处主任黎锦熙教授在街上巧遇他的学生、时任城固县县长的余正东[14]，于是，师生间遂因陕西地方志而进一步结缘。当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一时间无法上课，千余人闲着无事，黎锦熙遂提议“修志”，余正东全力支持，学校也组织学生下乡调查，并很快组织起城固新修县志编纂委员会。
黎锦熙教授被城固县县长余正东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代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陕西省合作。黎锦熙聘地理学教授黄国璋分任自然篇和经济篇的工商、交通二志；历史学教师何士骥、中国文学教授罗根泽、中文系教师吴世昌等分任文化篇；地理系教授兼主任殷祖英分任气候篇；地质学教授张伯声分任地质、地形、水文三志；植物学教授刘慎锷分任生物志；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水利专家胡庶华教授分任农矿志；地理学教授谌亚达分任人口志；龙文分任合作、卫生、祠祀三志；张永宣分任大事年表、疆域沿革表；陈瑾分任财政志；薛祥绥分任人物志、艺文志及文征等。成员全部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或学生，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水利工程等各个学科。
1940年2月，余正东升任陕西省第三行政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1940年2月—1945年9月）、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5年9月—1946年3月）。其任陕西第三行政督察专员时，管辖陕北六县，仍旧支持黎锦熙先后编纂民国《洛川县志》《同官县志》《黄陵县志》和《宜川县志》，其中《宜川县志》封面由国民党组织部部长陈果夫题写，《黄陵县志》由邵力子作序。《中国地方志辞典》列为“佳志”。
黎锦熙并未完成《城固县志》（因余正东两年后调离城固，继任的两位县长任职不久，故未能修成），只形成了：
《修志方案》，即《方志今议》）[15]；
《洛川县志》（26卷，4册，与余正东合编，洛川县政府，1944年印行）；
《洛川方言谚谣志》（1943年收入《洛川县志》，石印本，第24卷有油印本，1950年修改收入《中国语法与词类》，题为《陕北洛川、关中铜川（同官）两县方言分类词汇》）；
《宜川县志》（27卷，4册，与余正东等人合纂，宜川县政府，1944年印行）；
《同官县志》（32卷，4册，与余正东合编，同官县政府，1944年印行）；
《同官方言谚谣志》（30卷，4册，余正东等修，黎锦熙纂，1944年单行线装本，西京泰华印刷厂印，1944年收入《同官县志》，27卷，同官县政府印，1947年《语文》5期，刊发其《序》，1950年修改后收入《中国语法与词类》）；(https://www.daowen.com)
《黄陵县志》（即《中部县志》，22卷，4册，黄陵县政府，1944年印行）；
《方志今议》（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排印大字本，1938年，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1946年重版，收入《黄陵县志》，中部县政府，1944年）；
《方音方言调查字词简谱》（城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印，1941年）等九部陕西地方志著作。
其中洛、同、黄、宜四志，号称民国名志。他表述这段经历时指出：“溯自民国廿七年之春，予自西安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迁陕西之城固，始识余君斯邑也，偶谈及地方志，便组设城固县志委员会，推予草定方案，遂撰《方志今议》一书，予本不务此，所谓因缘和合而成者也。”他虽然“本不务此”，但他认为“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为抗日救国之“第一步工作”，“以应社会、国家之需要”，这也使“学用结合，教学均增兴趣，而国家社会亦得实受其益。”[16]战争年代，黎锦熙的修志工作颇历艰辛，修纂《洛川县志》时，他与吴志勋共居一小房间，“昕夕从事，未尝须臾离此斗室……居之半年，严冬炽炭室中，时烹羊羔，泡馍为餐，焚膏校字至夜分”；修纂《同官县志》时，就住在印刷厂“昼夜督印”；修纂《黄陵县志》时，因日军逼近同官，政府下令印刷厂疏散，县志印刷不得不暂停，而正准备拆装机器时，又闻胜利消息，故又定“次日仍开工”；与他一起工作的吴志勋描述，那时与黎锦熙住在西安南郊新中国印书馆印刷厂，“厂址为南郊一古老高氏茔舍，四周无一树以调节阳光，整日曝晒，室内温度常达一百二十度（华氏温度），入夜亦不能就寝，且多蝎，予曾被啮伤颈，负痛数日始愈，劭西师以其闻窸窣声，即持皮履，隔糊墙纸压毙之，谓不令突出内围。”[17]这其中，所透出的黎锦熙在编纂县志中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使人对战时一代大师为西北文化建设做贡献的事迹，油然起敬。
在此期间，黎锦熙形成有关方志学研究的两种重要成果：一是《方志今议》；一为《方志商》。其中，《方志今议》是黎锦熙在领导城固县续修县志委员会时撰写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而成的。全书分十门：一、建议因缘，二、先明三术，三、次立两标，四、次广四用，五、终破四障，六、结前原则，七、县志拟目，八、纂修总则，九、材料来源，十、总结全文。其第七门县志拟目下又分五个子目：一、全志之总纲，二、关于自然方面者，三、关于经济方面者，四、关于政治方面者，五、关于文化方面者。每个子目又分若干篇，共记30篇。黎锦熙指出：“政治诸篇，则从唐君祖培处假得汉中一区，城固一县之行政报告表册等而钩稽归纳以成纲目。至于逐项各举地方实例（双行夹涟载入各篇），则多由杂览周咨或清谈闲话而来。就城固而言，各方面之要况实已载其大略。”由此可知，这部书是以黎锦熙为首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4位老师和学生合作而成的。
黎锦熙的《方志今议》
在地方志编纂实践中，黎锦熙提出修志新体，即“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其中：“三术”即续、补、创，“创”又分为“两标”，即“地志之历史化”和“历史之地志化”；“四用”，即用于科学资源、地方年鉴、教学材料和旅行指导；“破四障”，即破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18]。这其中的“创”就是一种融合了中西方新历史观、新地理学观的一种新思想，表明史、地的分化以及综合性的地学向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分化。这是在章学诚方志思想上的一个继承创新。他认为：“章氏谓修志者，无论何人何志，均须知：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今者时势不同，学术大进，其说虽可节取，宜先知所兴革，故敢增拟四端，树为原则：‘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本此原则，再为拟目。”[19]明三术：谓修志应先了解“续、补、创”三种方法。“续”指前志已经记述过而今又发展了的内容；“补”指“凡兹订改补充，统谓之补”；“创”指“事类新增者”。三者是续修新编志书必须采用的基本方法，缺一不可。立两标：谓“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他不同意方志为史的说法，认为方志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的著述，因而“固为‘方域之地志’，然须将境内事事物物，穷原竟委，非但考其迹象之沿革而已，必使读者能就演变之实况，推知驱引之总因。……方志固为‘地方之历史’，然全国民族之荣瘁隆污，史家笼统抽象之谈，须待此而征实，而灼知；本乎史而定施政设教之方针，亦待此而后能备纤悉周到之方案，而后能谋部分具体之实践。”[20]这一认识，打破了旧学只重方志具有政治功用的偏见，有助于发挥方志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1]
《方志今议》的性质按黎锦熙的自序说：“本书乃史家所谓‘论史法’之书，而非史也。”亦即它既是一部在批判章学诚等方志学说的史论专著，又是一部侧重研究方志性质、地位、作用与其编纂方法的方志学专著。他大胆地创设了《县志拟目》，除全志之总纲三篇外，其他二十七篇，大体上是按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这个合乎逻辑的顺序铺排的，并且加以举例说明，这就便于读者了解各个篇目，既有显著区别，又有内在联系。[22]
黎锦熙又就方志的外因提出三点认识：一是对自然资源进行认真的调查、整理，编入方志，可供振兴工业的参考；二是方志不但是学生向民族英雄学习的好教材，其中“方言一门，其最大用处，实在本邑之小学国语一科，字读国音，词有标准，教学之际，须举土俗，比较异同，县志此门，兼供斯用”；三是方志不学“一邑之高文典册”，而应从了解现情出发，编成一部于“旅游指导”有益的参考书。从字面意义看来，《方志今议》是为编纂《城固县志》而作，但实际上它有更广泛的意义。它把地方志的编纂与抗战建设相结合，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学术工作相结合，集中了文、理、工、农、医各个方面的集体智慧，从编纂实践中总结经验，进而概括上升为理论，对现当代地质志、水文志、土壤志、生物志、工商志、交通志、财政志、卫生志、教育志、宗教志的编纂都不失为重要借鉴，被方志学编纂者和研究者奉为金科玉律，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认为他的新志“不仅依次续编，而且应时创格，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这是更值得赞美的。”[23]黎锦熙领导编纂的九部陕西地方志，开创了民国新型方志的先声，在史志融合、史学、方志学与世界新兴学科相融合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在他这种实践的带动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先后在兴办地方企业、医疗卫生事业、陕南地质勘探考察、地方考古、地方社会调查、培训地方师资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开创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为陕西乃至西北文化建设做贡献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