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危险的创作

有一位东方的智者，以前总是祈祷上苍显示神力，不要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吧，没有得到上苍的宽恕，因此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现在的很多作家都明白，如果自己大胆说话，一定会遭到批评和攻击，如果保持缄默，也同样会横遭指责。

在眼下这样一个喧嚣激荡的时代，艺术家不可能为了追求思想或保持自身形象而远离时代。从古至今，远离时代、明哲保身总是行得通的。当有谁不满意现状，便可以保持沉默，或者谈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如今，一切都变了，连保持沉默也伴有危险。

这种回避的做法本身，就被视为一种选择，会遭受鞭挞或称赞，不管艺术家是否愿意，总要被迫为之效劳。

的确，他们不是在自愿尽其义务，而是在被迫尽其义务。

今天，每一个艺术家都被赶上了现代的奴隶船，就算他认为奴隶船带着过去的浓重气息，监管者多如牛毛，管理技术非常粗糙，还是得小心屈从。

是的，奴隶船漂在海上，必须拼命摇桨才能继续活下去。就是说，艺术家只有活下去，才能继续创作作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相比于失去安逸的生活，眼前的变化对艺术家来说太残酷了。在历史的竞技场上，总是同时出现殉道者和雄狮，前者注重青史留名，后者注重一顿美餐，艺术家通常一直站在场外做个旁观者。以前，他常常为了自己而歌唱，或者鼓励殉道者，或者设法让雄狮忘却一顿美餐。可现在，艺术家也进入了竞技场，出于某种原因，他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

要弄懂艺术在时代中丢失了什么，并不是一件难事。首先，它失去了舒适悠闲，失去了莫扎特作品中那种神圣的自由。

要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作品会歪曲，会不堪一击，那就更容易了。我们有比作家更多的新闻记者，有比塞尚等绘画大师更多的绘画新人，也有更多的伤感故事和侦探小说，正在取代《战争与和平》《巴马修道院》。

当然，人们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的悲哀，去理解《穷人》中的斯蒂芬·特罗菲莫维奇坚持要变成的东西，也可能像他那样染上爱国忧郁症。只是，这种忧郁症改变不了任何现实，还不如冷静对待这个时代吧。(https://www.daowen.com)

艺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那个受人尊敬的大师时代，那个连纽扣孔里都缀有山茶花的艺术家时代，那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天才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今天的创作，是冒着危险的创作。

任何一种出版物都可以归为一种行动，这种行动让人们面临一个严苛的时代。现在的问题不是去查明这个时代是否对艺术有害，对于那些没有艺术便无法活下去的人来说，在众多的意识形态警察队伍中，如何才能让越来越淡漠的创作自由恢复生机。

基于这一点，要说艺术受到国家政权的威胁显然远远不够。倘若真有其事，事情倒变得简单了——艺术家要么战斗，要么投降。谁都能看得出来，一旦艺术家参与战斗，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社会在经历种种过往时，早就留下不少仇恨艺术的例子，因为艺术家没有让艺术消亡，所以，这种仇恨到了今天仍然如此深刻。

以前，艺术家产生的疑虑与各人的才能密切相关，但在今天，艺术家产生的疑虑与追求艺术、关注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

法国作家拉辛如果活在1957年，就会为写作《蓓蕾尼斯》找种种借口，说不定他会一直为捍卫南特法令而坚持斗争。

艺术家对艺术产生疑虑有很多原因，只有最重要的原因才值得去考虑。在这些原因的所有解释中，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如果艺术家不注重历史背景，就会觉得自己在创作一些毫无用处的文字。

的确，当前时代的特征是，公众及其悲惨境遇触及了当代的群体情感。这个群体是存在的，而我们却有忘记他们的趋向。如果能够认识得更清楚，绝不是因为艺术贵族和其他贵族变得更好了，而是因为大众变得更坚强，坚强到了所有人再也不可能忽略他们、忘记他们的地步。

导致艺术家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还有一些，其中包括一些不怎么高尚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原因总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在发生作用，也就是通过削弱创作者的信念来阻挠自由创作。

爱默生曾经说过：“一个人服从自己的天才，就等于是信仰自己最纯粹的一面。”另一位19世纪的美国作家说：“一个人若是忠实于自己，那一切都会对自己有利，包括政府、社会，甚至连日月星辰都会对自己有利。”可惜的是，这种乐观主义在今天已经悄然远去。

今天，在很多情况下，艺术家都会为自己而感到害臊，如果再拥有某些特权，就会更加不安。此时的他，必须正视一个问题：艺术是一种骗人的奢侈品吗？

1890～1960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理由：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获得的重大成就”。苏联诗人、小说家，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的盛宴语言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