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2年秋天，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所跟杨先生读美国外交史的硕士。一到研究生院我就傻眼了，学校居然寄人篱下，在西郊的十一学校里，食堂是临时的板房，宿舍是6人一间，导师又不在身边。这让我非常沮丧，并在给丁老师的信中流露出来这种情绪。丁老师及时回信，宽慰我，要我多想北京和社会科学院的大环境，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相比的。丁老师的信总是一笔一画非常工整，让我很汗颜，因为丁老师一直批评我字写得太草太差，很难认。

第一次放寒假回家，我用自己生活费的结余，请北京高干子弟同学买了5包“红中华”香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2元一包），送给了丁老师。我跟丁老师学习美国史两年多，从未给他送过任何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作为直接的师生关系，给老师送礼，总有点交换的味道，是不合适的，会损害单纯的师生关系。我的这一看法与我一直生活在非常简单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父母都是从南方到长春的知识分子，在当地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受家庭影响，自己在人情世故方面极差。稍微有常识的话，也不会只买5包烟，而是买一条。但丁老师知道我的书呆子气，还是很高兴收下这几包烟。

在北京和后来南开总计六年的寒暑假里，我每次回家，都去丁老师家拜访。中午时，依然是师母蒸面包给我吃。丁老师收入较高，没有子女，对学生爱护有加，常常自掏腰包请客，我就吃过至少三顿。我25岁之前吃过的最美味一顿饭就是丁老师请的。1984年夏天，美国史研究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东北师大有丁老师、田锡国老师、卞历南和游恒两位研究生参加，我也从北京过来开会。那时，会议伙食没有补助，都是自己交餐费，吃得很一般，更没有什么宴会。成都是美食天堂，对东北来的人更是如此。因此，结束的时候，丁老师自己掏钱，请我们五位（或许还有一两位与东北师大有关的人，实在想不起来）在当地最好餐馆锦江饭店的芙蓉酒家吃饭。那一餐，好像花去丁老师50元钱。这个50元是什么概念？丁老师当时的工资可能就200元，开会的住宿费大概是2.5元，我们爬峨眉山时，因为没有客房，丁老师住别墅是10元，我们睡通铺是2元。我从北京出发，途经西安，在成都开会，在重庆坐船南下武汉。再从武汉到芜湖，上黄山，去南京。还在南京和上海各待了几天，最后到了宁波，行程20余天，随身所带的300元钱竟然没有用完！(https://www.daowen.com)

1988年我带女友后来的妻子吴耘回长春，又去丁老师的新家拜访。丁老师和蔼可亲的君子风度给吴耘留下深刻印象。她说：“你任东来真是幸运，有杨先生和丁老师这样有学问又关心你的老师。”我想，她说这话时，肯定在与自己的老师做比较。1994年春节，我和吴耘第一次带着3岁的女儿琬洁回长春探亲，再次去拜访丁老师。那时丁老师已经生过一次大病，身体远不如从前了，但他和许老师看到我们，特别是可爱的琬洁，非常开心，一再嘱托我们东北天气冷，千万不要让孩子着凉。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遵从师母的话，没有几天小家伙就因咳嗽最终演变为肺炎，后来，再不敢冬天回长春了。

最后一次看到丁老师是在1996年长春的美国史年会上，尽管丁老师已经需要人照顾来开会。但他还是声音洪亮地宣读了“西雅图精神”的论文。我和丁老师打招呼，并表示这次匆忙，不去府上拜访了，丁老师说没有关系，反正已经见面了。2000年时，我知道丁老师得了肺癌，非常难过，却又不知如何表达。这年夏天，我去西雅图开会，用当地的风景明信片，给丁老师写了封问候函，希望能够给他带来年轻时代在此读书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