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果，独龙人民的“绿色银行”

草果，独龙人民的“绿色银行”

老县长“躲记者”出了名，他尤其不愿多谈自己。但和他聊聊草果，他就兴奋起来，介绍这个村种了多少，那片山有多少亩，末了还说：“这是独龙人民的‘绿色银行’。”

草果看起来像草，能长两三米高，活二三十年。红灿灿的果实结在根部，是上好的香料。老县长挑三拣四，选中草果：一则气候湿润适合草果生长，森林是“天然凉棚”，不用砍树；二则草果是“懒庄稼”，群众易接受；三则作为调味香料，烘干后耐储存，市场风险小。

目前，独龙江乡种植草果4万多亩，人均近10亩。今年全乡草果收获近300吨，按每公斤六七元算，就是200多万！

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独龙族群众还靠救济粮，靠狩猎、打鱼、挖野菜果腹充饥；2010年前，大部分群众住的还是茅草房、木头房，人均纯收入不到900元。

种草果是门技术，播种、分株、除草、培土、排灌都有学问。老县长建起草果基地，分批手把手地培训村民。培训虽然免费，还是有人不愿来。老县长就自掏腰包，发工资请他们来管理草果基地——等草果苗长好了，再白送给他们。

马库村有放羊的传统，种下的草果被山羊啃个精光，有群众一气之下拔下来丢进火塘。老县长挨家挨户做工作，在村里待了一个星期，大伙儿才安心。

现如今，老县长又领着乡亲们种起了重楼。“独龙江雨多，草果开花时碰到下雨会减产”，老县长分析：“重楼不怕雨，大森林里长出的重楼最好了！”

“听说您还要搞‘独龙茶’？”记者问。

“谁说的？”老县长反问：“草果、重楼够奔小康了，计划一大堆，不如办一件实事。”

教　育

老县长说：“没文化素质，独龙族还会返贫；独龙江不能再生产文盲和穷人了！”

他任县长时，全县财政收入一两千万元，却用二三十万元建了所完小。

在独龙江乡办九年一贯制教育，曾经是高德荣的一个“心结”——有件事刺痛了他。

独龙江公路绵延于森林密布的高黎贡山上，独龙族初中生以上的学子，都要翻山求学。一次贡山一中放寒假，独龙江公路勉强可以通行，80多个独龙族学生冒着封山的危险，徒步回家。

老县长闻听此事，让乡政府赶紧组织找学生。他也赶回乡里，几天才把学生找齐。

教育好孩子，也得教育成年人。(https://www.daowen.com)

1997年7月1日，经高德荣等人多方奔走呼吁，群众盼望已久的独龙江公路开工了。贡山县政协原主席赵学煌任建设指挥长。高德荣建议：最后5公里，由独龙族群众组建一个工程队施工。赵学煌不敢答应。高德荣劝他：“正因为独龙族落后，才更需要学习经验技术，以后独龙江修公路，不靠他们靠谁？”

群众施工队组建起来了，赵学煌担心的事也发生了——有的民工没干几天就跑回家去。高德荣挨家挨户把群众找回来，白天和他们一起修路，晚上和他们一起住工棚。天还不亮，他就为大家生火煮饭。就这样，独龙江公路的最后5公里按质按时完成——后来修乡村公路，这批施工队员果然成了骨干。

家　人

“老县长，手机响，那是百姓有事讲；老县长，背竹筐，农用家具往里装；老县长，坐火塘，促膝交谈拉家常……”

这首快板书，说的就是高德荣。当年从州人大副主任位置上回独龙江乡时，老县长说：“我的同胞还在受穷，我却在外面享福，这个脸我丢不起！”如今8年过去了，有人评价他：“不是‘和群众打成一片’，而是‘长’在群众中。”

女儿高迎春回忆，父亲早出晚归，小时候很少见他。妈妈是卫生院医生，碰上妈妈出门，就得照看弟弟，自己六七岁就会管家了。

老县长对孩子们付出不多，要求却很严。

儿子毕业后考公务员，三年才考上——彼时他正是一县之长；女儿单位集资房10万多元，从银行借了10万元，10年才还完——但他不要组织上安排的房产，补贴也不拿；女婿怒文军本是乡村教师，自己努力考进了县档案局——他是半年多后才知道的；儿子、女儿的婚礼，没请一个父亲的同事朋友——女儿结婚时他的司机都不知道。

高德荣搬进独龙江乡后，老伴也随他到乡里安了家。“如果没有马姨，老县长早不行了”，跟高德荣开车15年的肖建生说。

2010年，云南省启动独龙江整乡帮扶，老县长忙得更欢实了。马阿姨6点多就起床，给老县长做好饭，好让他“饱饱暖暖出门”。晚上老县长回来赶不上吃饭，火塘边的瓦罐里，一定备好了“牛奶煮荷包蛋”。

“你理解父亲吗？”记者问高迎春。

高迎春想了想，说：“生孩子后，感觉不一样了，他很喜欢外孙。”她给记者讲了一个事。一天晚上，在草果培训基地学习的30多名独龙族乡亲就要“毕业”回家了，父亲杀了鸡，拿出自酿的酒，乡亲们围坐在他身边。

大家喝高兴了，唱起了独龙民歌，跳起了独龙舞蹈。父亲跟着唱起了他作词的歌：“美丽的独龙江哟，我可爱的家乡，处处鲜花开放，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美丽的独龙江哟，我可爱的家乡，插上了高飞的翅膀，靠的是伟大的共产党。”

哼着哼着，高迎春眼泪流了下来……

（徐元锋、杨文明，《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