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安徽住进“干打垒”

1965年我初中毕业时正逢招飞行员，在最后一关复查眼睛的时候我被刷下来了，后来由上海华东机要局把我招过去培训学习机要翻译（称为机要译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后来我们就在复兴岛上，每天除了学习政治外就没事情干。

我们向市里不断写信要求尽早安排工作，但“市革委”组织组姚处长后来也到“五七干校”劳动去了，就没有人管我们了。他们把我们推给劳动局分配。我们原来是组织组管的，是干部编制，劳动局是管工人的。劳动局一看我们这些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加上小三线正需要人，就安排我们到小三线去。

我们本来应该是按照干部安排的，现在按照工人安排了，我们群里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人认为劳动局把我们作为一般劳动力安排，没按中央文件精神分配工作，因此要求劳动局重新安排工作。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在上海也恐怕留不住，不去小三线的话，搞不好要去大三线，考虑到小三线还近一些，所以同意劳动局的安排。劳动局也出来解释说：上面已经定下来了，你们非去不可。我们就这样在无奈之下去了小三线。(https://www.daowen.com)

1968年7月，我从机要通讯系统转行到协同厂（九三三七厂），被安排在“新40”火箭筒试验场。同年10月，我们几个人坐上了日野卡车，我带了一个小木板箱，里面装的全是个人生活用品。从上海到安徽宁国300多公里路，开了8个多小时，公路不好走，卡车一开后面灰尘扬起，我们坐在卡车后面身上全是白乎乎的灰，都成了白毛男女。那时厂在穷山沟里，条件非常艰苦，大家住“干打垒”，点蜡烛，吃粗粮，喝山水。

本文作者在九三三七厂的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