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总理谆谆教导
1964年7月7日，她来到了新疆石河子，那穿天杨中矗立的楼宇，真是美极了。一开始，她被分配在农八师商业处工作，但她要求分配到石河子农场劳动锻炼，不久她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农场，她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注意向优秀老职工学习，时刻注意改造世界观。
杨永青记得她刚到农场时参加秋收拾棉花。一天，她正弯腰拾棉花，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带着怜惜的口吻说：“这是多么好的一朵花呀！”她回头一看，原来是检查棉花质量的郭排长，他指着杨永青身后棉枝上一朵很大的棉花，并将花小心地拾进拾花袋。这位脸膛黑里透红的郭排长，上海知青都怕他三分。每天收工交棉花时，不少人拾的花因质量通不过而返工。他对杨永青说，棉花要分等级，将脏的叶子、次花掺入高品质的棉花中是要扣等级的，损失很大。杨永青听了，不由脸一红，忙说：“我没看清楚。”他说，若不及时拾起，棉花被风吹在地上就成了脏花。杨永青这才意识到，作为农场老职工，他正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在教育帮助自己。她从心底里敬佩他们。不久，她入了党，当上了副连长。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农场，左二为杨永青
在新疆几十年，最令她难忘的是周总理视察石河子农场时对她的谆谆教诲。
那是1965年7月5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来到了石河子，师部安排了十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参加接见。其中有烈士子女、干部后代等，而她与卓爱玲则是出身不好的支边青年代表。
那天下午，二分场的树林里摆了几张方桌，桌上摆着团场生产的水果和冰糕。
总理对支边青年们异常亲切，他习惯地双手叉腰，剑眉下绽出随和的笑容，问卓爱玲：“你父亲干什么？”
“资产阶级。”
“还拿不拿定息？”总理问。
“我不拿，我不要！”爱玲大声地分辩道。(https://www.daowen.com)
周总理闻言，却敛起了笑容，认真地说：“我与陈老总都出身旧官僚家庭，历史比你们复杂，还与国民党打过交道。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这段话，给了杨永青、卓爱玲等上海支边青年以巨大力量，一直鼓舞着她们为新疆的建设抛洒热血和青春。当周总理听说杨永青的父母在香港，并了解到她是不顾患病、不顾父母兄弟劝阻、写血书坚决来疆的情况后，亲切地对她说：“噢，你来得不容易呀！你的父母在香港，你在新疆，照样可以独立生活嘛！”陈毅副总理听说她因患病没能考大学，就鼓励她说：“这里就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两位革命前辈的话，特别是周总理的话，给了杨永青以巨大鼓舞，使她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大自然的艰苦环境下，还是在“十年动乱”中遭受诬蔑、横遭批斗时，都能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这条支疆道路。
她对周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1978年春，她出席全国五届人大会议，并作为主席团成员有幸见到了邓颖超副委员长。她特地把石河子周总理纪念碑的3张照片送给邓妈妈，并请她老人家有机会能到石河子来。邓妈妈答应道“好的”。果然，1980年6月23日上午，她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候在她曾参加修建的周总理纪念碑前，怀揣一大本周总理在新疆视察时的照片集，恭候邓妈妈的到来。不一会儿，她日夜盼望的邓妈妈来到纪念碑前。随着领导的介绍，邓妈妈缓缓走到她跟前。她一边和邓妈妈握手，一边准备把影集送给邓妈妈，刚说了一句：“这是总理在新疆的照片……”邓妈妈就一下抱住了她，记者迅速拍下了这动人的镜头。此情此景一直萦绕在杨永青的心头，永志不忘。
1980年6月23日，邓颖超在石河子农场周总理纪念碑前与杨永青拥抱
她觉得纪念周总理的最好行动，就是扎根新疆，为建设好新疆贡献出毕生精力。所以，在以后大批上海支边青年要求返沪时，她却向王任重副总理写信要求从自治区团委回兵团农场，表示坚决扎根干一辈子的决心。但她的行动却不被人们所理解。
我问她：“你为什么要逆潮流而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否因为你出身不好却当了自治区人大常委、当了全国五届人大主席团成员，想为广大支青再作楷模、表率？”
她淡淡一笑，说：“那封给王任重的信，连我的丈夫也不理解。我当时的想法是：‘文革’灾难终于结束了，兵团需要我们去建设发展。再则，自己对在大机关里抠字眼、做文章感到不适应，特别怀念曾待过的团场。团场支边青年因生活艰难而要求返城，可以理解。”
杨永青从容地述说当年写信的心态，也希望我能理解她。
之后，她还积极向新华社记者、胡耀邦总书记、王任重副总理等提出她关于解决上海支边青年问题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1981年3月，杨永青被调到新疆自治区科协担任首任青少年部部长、党组副书记，负责全疆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协同教委、团委、妇联、体委等部门组织自治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青少年科普工作网络、青少年科学基金会，倡导各民族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抵御迷信落后思想的影响，提高科技素质。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区青少年科学工作蓬勃发展，涌现了一大批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有的还在国内外重大科技竞赛中获奖，有的学生还进入了全国重点高校深造。
1998年，杨永青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回到了故乡上海。在沪3年，她亲眼目睹申城千万家庭（包括她家在内）从狭小的旧里弄、石库门，搬进了有单独煤卫的成套新居室。落后破旧的旧城区变成了交通便捷、整洁文明的新社区。面对飞速前进的上海，她和子女们都深感落伍，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在上海新世纪开发建设中有所贡献。同时，她还时刻关心着国家开发西部战略的实施，关注着来自新疆的各种信息，希望能有机会再环绕塔里木盆地作一次科技旅游考察，拜访各民族乡亲朋友。毕竟那是她的第二故乡，在那里留下了比在上海更多的回忆。谈起往事，她豪迈地说：“我选择到新疆，获得的生活经历、见识比留在上海工作要广泛，也更深刻。我没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但这段人生经历，却是我心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