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聚小楼共商“联共抗日”大计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上海期间，在他的周围笼罩着一股炽热的抗日爱国的气氛。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激进的知识界人士，目睹了上海这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滚滚洪流，这对于正在徘徊中的张学良认清形势、坚定挽救民族危亡的信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曾任张学良“副司令行营副官处长”和私人代表的汤国桢回忆，有一次，张学良在寓所宴请在沪的一些朋友和部属，席间，大家一边品尝赵四小姐亲手酿制的玫瑰露（系用新鲜玫瑰浸在上等白酒中，再加多种调料制成），一边商讨“联共抗日”问题。汤国桢乘兴说了一个谜语式的故事：张副司令从东北调往西北，是命运注定，在李淳风与袁天罡的推背图上早有记载，原文写的是：“西北将军会八牛”。汤国桢说毕，四座愕然，寻思如何破解谜语。一阵沉默后，黎天才抢先说：“副司令属牛，我也属牛，可能在张将军左右还有6位属牛的，亦未可知。”当时大家把猜谜语只当作酒后谈笑，所以听了黎天才的一番高论，也根本不去细思推敲。直到“西安事变”后，有人回忆起来，方才恍然大悟：“八牛者，朱也；朱者，赤也。此乃预示张将军与红军合作也。”汤国桢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这个谜底。

汤国桢又名文藻，上海人，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张学良麾下任职，后得张学良的资助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东北军军衡处副处长、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导委员、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副会长等职。当时，汤国桢是张学良的心腹，两人无话不谈。在宴会上，张学良可能是想通过汤国桢之口，把自己已有“联共抗日”的思想暗示给大家吧。这足见张学良的用心良苦！(https://www.daowen.com)

1935年12月底，张学良离沪返回西安。据美籍学者傅红霖著书披露，1936年初，张学良又到上海，李杜派刘鼎为张学良和潘汉年安排在上海郊外一个餐馆里进行密谈。关于这次会谈，起先刘鼎告诉张学良，共产党愿意到西安与他亲自会谈，但恐安全得不到保证才改在上海的。接着，3月初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红军代表李克农，4月9日他又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

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由于那时于凤至已经带子女去了美国洛杉矶，他便邀约赵四小姐带儿子到西安做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