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开创新时代的三大理论源头活水——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
今天，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推出这部新著，不仅是为了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列宁诞辰150周年，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更是为了开创新时代，开掘最重要的理论源头活水——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这篇简短的序言，意在简明扼要地阐明这一思想主旨。
一、伟大变革时代呼唤伟大理论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时代课题。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需要伟大理论，而且产生了伟大理论的伟大时代。
习近平的这一闪光思想，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恩格斯对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评论。
恩格斯晚年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时代风云、时代精神、个性解放、创造自由作了淋漓尽致的生动描述：
现代的自然研究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毫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现代的自然研究，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又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1]
“500年有王者兴”。在500年后的今天，世界历史的主要潮头是从西方文艺复兴走向东方文艺复兴，太平洋西岸、亚欧大陆、东方的中华文明复兴，则是其最强大的潮头。这一东方伟大复兴的深刻性、全面性，比起当年西方文艺复兴来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强烈地呼唤着我们作出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的巨大理论创新。
二、伟大理论创新需要开掘伟大理论源头
要开创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形态，关键在于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新特征、中国新国情，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这里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作出系统全面深入的新发掘。
早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曾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这个时代课题：
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2]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世纪之交的国人世人，普遍面临着这个不可回避的时代难题。“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就站在了这一时代理论思维的最高层，就能从迷离混沌中洞察本质，从世界乱象中把握方向。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为我们洞察世界、把握方向，更好地坚持与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富于生机活力的源头活水。
三、克服两个瓶颈亟待开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源头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伟大历程，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打铁必须自身硬”，只要我们用科学理论坚定信仰，并用科学制度体系，筑起一道新的长城，我们就不怕新时代长征途中遇到的任何艰难险阻。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新阶段，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主要是两个：一是错误僵化的理论观念；二是过时不当的体制机制。这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很难截然分开、孤立考察。如果一定要刨根问底，哪个更为根本，那么或许可以说，还是理论观念。理论观念虽然是虚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实际可能是更深刻、更根本的东西。而要解决这两个瓶颈问题，一条最科学、最正确、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深入开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指明了这样一条正确道路。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能丢，不要忘了老祖宗，还特别提到马克思《资本论》、列宁《帝国主义论》这两部特别重要的经典著作：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列宁写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同志写的系列农村调查报告等著作，都运用了大量统计数字和田野调查材料。[3]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特别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源头不能丢，丢掉了，党和国家就失去了灵魂：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4]
四、理论创新的三大突破口、生长点——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
“牵牛要牵牛鼻子”。发展21世纪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遇到方方面面的诸多问题，具有纷繁复杂的丰富内容，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挑战。我们必须抓住关键问题，才能做到提纲挈领，以一摄万，统筹全局。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牛鼻子”在哪里？
最深层的问题，当然首先还是哲学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
最直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
关于前者，我们曾在《哲学创新论——马克思哲学观与当代新问题》[5]一书中加以讨论，这里专就后者展开深入探讨。
（一）时代观问题
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一个突破口和生长点。
列宁指出了时代观的理论前提作用：“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6]
在此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我们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为总依据，“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两个一百年”的总目标；在这个理论体系总体建构的理论概括中，唯独缺少时代观作为总前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从提法与内涵中，都更加丰富了时代观的理论前提作用。
把时代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总前提，体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的继承与发展。当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花了40年的精力，潜心写作《资本论》，主题正是时代观。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前夕，首先写出的第一部创新性的理论专著，就是《帝国主义论》，依然紧紧抓住时代观这个总前提。
我们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观为理论基础，写出21世纪的《现代资本论》《新帝国主义论》，这是发展21世纪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突破口和生长点。
（二）国家观问题
国家观问题不仅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根本问题，也是改革与发展时代的根本问题，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二大突破口和生长点。
西方思想界通常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的系统的国家观，甚至只有零零散散、前后不一的片段思考。而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作了主观片面的“左”的教条式的僵化理解。
过去在谈到列宁国家观时，往往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这一部著作。该书指出，在1921年开始新经济政策道路之后，乃至3封书信、5篇论文构成的列宁遗嘱、最后论著，使列宁国家观经历了晚年第二次飞跃、第二次创新，主题就是“国家与改革”，思想主旨是以党和国家制度创新来反对和防止官僚腐败，在今天具有最鲜活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主义观问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今天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故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三大突破口和生长点。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彻底突破当年曾长期流行的苏联模式、僵化社会主义观。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是照搬苏联模式教科书，特别是《苏联党史简明教程》的模本来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怎么认识资本主义。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邓小平就发掘列宁晚年思想，提出了这个基本问题：(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7]
2018年1月，习近平在关于社会主义500年的重要讲话中，分5个阶段，讲了社会主义500年的发展历史。把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与苏联模式阶段，作出了严格的明确区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而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则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旨在超越的历史反思。
当然，我们也必须根本超越欧美模式的自由主义。
这部新著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观，作出了深入系统的重新发掘。如人的自由个性的思想，“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在共同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思想等。
这部新著还重点阐发了一个过去多少被忽略了的列宁晚年闪光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8]。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晚年论著、最后构思，标志着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晚年创新，由此产生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改革构想——这是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源泉。
这三观——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三大突破口和生长点，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影响。
五、把理论源头与时代潮头结合起来的综合创新大道
从自然生命来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曲折多磨的历史命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壮丽日出中，我也有一个金色童年之梦；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我从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山下乡，来到了黑龙江的北大荒，在虎林县中苏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待就是整整十年；令人庆幸的是，在我三十而立之年，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而就学术生命来说，我又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的学术生涯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历史洪流，我作为一名“老三届”高中生，有幸进入黑龙江大学校门；才读了一年半，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的指导下，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哲学博士；1991年，我随着改革开放大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的生活轨迹，是“北京—北大荒—北大”。转来转去，没有离开“北国风光”的一个“北”字。或许可以说，我的学风文风，带着北京四合院的京味，又掺着北大荒黑土地的土味，还带点兼收并蓄、综合创新的北大味。我虽历经沧桑，却是痴心不改，在这“从心所欲”的“古稀”之年里，辗转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我有幸能从事哲学科学研究，决不能仅仅为自己做学问，一定要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中华民族和祖国母亲！
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学者，我最关心的，莫过于两大命运问题：一是中国命运；二是人的命运。就像椭圆形有两个焦点一样，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紧紧围绕着这两个命运的焦点问题。
就像一出剧、一首歌、一部电影，总要有个主题那样，每个时代、每一代人，也都有其特定的主题。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大的时代主题、最高的历史使命，就是改革创新，振兴中华，造福人类。改革创新，经济起飞，不但是我个人命运的历史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我治学之道的核心理念，是综合创新，或者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在这一点上，我还有幸得到张岱年先生指点。
我治学方法的鲜明个性，是重在“抓两头”：“立足时代与中国，抓住源头与潮头”；“占领制高点，探寻生长点”。
我认定，当代世界与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都是改革创新，以大综合，求大创新。融汇中西马，创造新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历史使命。其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的理论创新、哲学创新，再加上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道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改革构想，则是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重要源头活水。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乃是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时代潮头。
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也出现多样化思想探索，堪称是低潮时期顶凌而开的六朵“冰凌花”：
俄罗斯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复兴思潮；
欧洲则有生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
美国已经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潮头；
中南美洲则出现了新社会主义思潮；
日本、韩国及朝鲜、越南、老挝等东亚、东南亚国家也仍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存在；
2017年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及2018年5月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年。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走出低谷，走向复兴！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集中代表了这种时代精神与时代潮头。其显著特点是“四个特别”：
一是旗帜鲜明地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
二是旗帜鲜明地特别强调，作为马克思主要著作的《资本论》，其基本原理、思想精髓、哲学底蕴，其立场、观点、方法，并不过时，仍是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首要源头活水；
三是旗帜鲜明地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科学理论，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孔子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华民族社会理想，有内在的精神契合，应当有机地融为一体；
四是旗帜鲜明地特别强调，要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要代表作《资本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观点、新理论、新体系，推动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迎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复兴，迎来东方文艺复兴的壮丽日出！
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这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在这个中国大历史、世界大历史的十字路口上，马克思思想究竟是死东西还是活东西？对于21世纪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意义何在？在2018年5月5日，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之际，这个问题日益突出地摆在国人世人面前，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焦点问题”。
我从1963年起开始自学研读马克思著作，十年动乱期间也未曾中断，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这方面教学研究，并长期担任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把理论源头与时代潮头结合起来，更使我的治学之道上升到一个新境界。
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源头、理论源头，使我对时代潮头的发展，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潮头的理解把握，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并且在学术上努力做到独立创新。
正因为我努力站在改革潮头、综合创新的时代潮头上，也就使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源头、理论活水，理解得更深刻，开掘得更深入，发展得更积极，并且借鉴与根本超越苏联与西方的马克思学、列宁学、开创中国的马克思学、列宁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铺路石子。
这本新著是我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56年的学术结晶，献给大家作为一块铺路石子。
刘军教授原本是我的博士生，现在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所长。他带领学术团体，包括房静雅、侯春兰、王子旋等博士生，参加了本书的整个加工完成过程，参考文献即由上述三位年青学子提供。这部新著从头到尾也凝聚了他们的宝贵心血。
2019年我已过古稀之年，但退而不休，锲而不舍，还在为发表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四处奔走呼号。我特别希望在202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11月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发出中国马克思学、列宁学的声音。正当我处心积虑、踌躇不决之时，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向我伸出了热情的双手，让我好生感动。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在中华大地，燕赵之乡，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出版家存在。他们有信仰，有情怀，有气魄，有胆略，锐意革新，要在出版界中，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
我们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这部新著的及时问世，献给大家。
至于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如何，还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但愿薪火相传，共襄盛举！
王 东
2020年5月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261页。
[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66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5]黄枬森、王东：《哲学创新论——马克思哲学观与当代新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
[6]《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8]《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