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能否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兆龙
家风一般来自某些家族长期的坚持、数代的传承。那么家风可以转变，可以与时俱进吗？
这里让我们来先看下太平天国时期，发生在樊燮身上的故事。
樊燮（1813—1881），字子重，号鉴亭，湖北恩施人，清军的永州镇总兵，是个仗着祖荫作威作福的军队大官。武官出身的他，若没有特殊的际遇，其之后的历代子孙，都将是以世袭武官而见世的职业军人，但命运在樊燮这一辈时却发生了转变。
樊燮因有事去见左宗棠，当时左宗棠是朝廷地方大员骆秉章的高级幕僚。左宗棠自恃才高，加上上司骆秉章对他的绝对信任，故一般地方官员来见他时都要给他行下跪礼。他本看不起武官，碰巧樊燮不但是武官，还是官阶很高的武官。樊燮仗着自己的后台和官位，并没有向左宗棠这个幕僚行下跪礼。左见此情况后遂大骂“忘八蛋，滚出去”，甚至还想用脚把他踢出去。樊燮当然为此愤愤不已，自己身为武将，何曾受到过如此之气？既然“最是书香能致远”，现在就“要用科举超宗棠”。于是回家后他就写了个木牌，自称为“洗辱牌”，上面醒目地刻着“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还把它供在祖宗牌位下。他制定家规，让儿子每天看着这个牌位，让他们每天穿上女装，并明文“中秀才，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六字洗辱牌，以告先人”。家风从此为之一变。儿子樊增祥，在这样的家规之下，不负众望，没辜负其父的苦心，32岁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后来官至陕西布政使，甚至到署理两江总督。
我们可以看出，在恩施樊姓这一家族中，其家风在樊燮这一辈人的身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樊家以前皆是以武官见世于人，樊燮以后，从其儿子樊增祥开始，皆以科举文章立于天下。樊增祥读书勤奋，科举成功，官至总督，诗作三万余首，才情甚高，留下“樊美人”的称谓，又擅骈文，著有上百万言，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高产文人。另外据传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的建造者即是樊增祥，目前此言虽难见明文定论，但当不是空穴来风。在现在的陕西大学堂章程中，还大致含有如下内容：陕西大学堂改办为高等学堂后，开始设立专任监督，主持校政。先后担任监督的有樊增祥（陕西布政使兼）、杨宜瀚、仇继恒、周镛等。
不论樊增祥是陕西布政使还是两江总督，不论他是进了翰林院还是建了陕西大学堂，樊家的家风在这一代人的身上发生了大翻转当是一眼即可看出。由此我们或可以说明，家风是可以转变的。
那么家风可以与时俱进吗？
我们来看一段有意思的有关清末是否修铁路的公案：刘锡鸿，生年不详，卒于1891年，是清末顽固的反对修建铁路的封建卫道士，曾经向慈禧太后进言一篇洋洋七千言的《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轰动了朝廷。他凭自己曾“奉使西洋”，作为一名亲乘火车的亲历者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臣窃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现得十分固执。他那富有“说服力”的反驳果然对统治者施加了巨大影响，中国修筑铁路的实践被延迟了数年，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因此大受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作为奉使出使西洋的人，他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后任出使德国大臣，并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他可以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外交使节。
刘锡鸿当是才高八斗，不然也不会作为晚清名臣郭嵩焘的副使出使英国等各国。他漂过洋、跨过海、做过轮船、乘过火车，作为一个有过大见识的人，他却仍然顽固地反对修建铁路，很是让人心生疑虑。当然具体原因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无可否认，他可以与时同知，但却不能或不愿与时俱进。
这里引用刘锡鸿的事例，就是想和本文主题相关联。新时代下，人们的生活水平、眼界视野等都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而与日俱进，那家风也能与日俱进或者与时俱进吗？
中国青年网2017年10月4日曾发表记者张博的文章，指出“国风之本在家风”。文章列举了习总书记担任重要领导岗位以来历次有关家规家风的讲话，见证了习总书记用言传身教展示家风重要性的一个个具体事例，告诉了人们“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国风之本在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
“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显然习总书记认为领导干部的家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政府的颜面，甚至是党的颜面、国家的颜面。领导干部的家风，会很自然地影响普通民众的家风。社会上这些众多家风所综合反映出的某些共同特质，当是国风。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聚集成国风。
既然“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显然领导干部的家风应该紧贴时代发展，示范政府形象，反应党的诉求。领导干部的家风应该这样，我们普通市民的家风也应该如此。由此我们当可认定，家风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我们认为，家风固然有它的历史传承性，当然也会有它自身的发展性。新时代下，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没有必要一定在低矮的房屋里向后代讲述先人们的披荆斩棘，完全可以在宽敞舒适的高层宾馆里开家族会议；我们可以在祖先的忌日里缅怀先人，也可以在网上开辟空间领域，专门寄托对祖先的怀念；我们可以向父辈描绘他们曾经想去但却一直不能去的地方，也可以带着他们搭乘飞机、高铁等这些先进的交通工具让他们朝发夕至；我们可以双手赞成众多爱美人士的节俭，也可以无比欣赏那些有条件的家庭尽早、尽快、尽好地实现消费升级；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后代介绍鲁班工艺，也可以向他们展示宇宙飞船的原理；我们可以全家加入社区广场舞的队伍，也可以在社区里加入热心公益组织；我们可以严于律己、慎独己身，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把好的家风及时甚至同步地展示给其他需要改变或者愿意转变家风的人；我们可以告诉邻居或是老外，是大国的国风让自己的家风更有知性、更有体系、更有内涵，也可以告诉他们正是自己家风的与时俱进培养了与时俱进的我们，才最终让我们的祖国有了大国国风之概。
在对待家风是否可以与时俱进的问题上，有些人可能会像文章中刘锡鸿对待修铁路的态度一样，明明知道并体验过铁路的好处，但就是不修。史实告诉我们，刘锡鸿在私下是欣赏很多西洋器技的，他自己也曾亲尝这些文明之果，但他同知就是不愿同步。我们身边的有些人，明明体验了家风紧随时代发展而带来的好处，但就是不愿意承认家风所具有的天生的发展性。很明显，高铁等出行方式的改变、微信等沟通方式的改变、天猫等购物方式的改变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认知水平的提高等，所有的这些，肯定会影响家族的家规家风建设。观念上要与时同知（甚至超前），行动上要与时俱进（甚至超前），这样的人生才不会落后。所以，对于处在这个大时代的我们来说，自家的家风，我们或可以选择保留，或可以选择变化，也可以选择发展，更可以选择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