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及改革对策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学者们主要从以下角度来解释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对策。
1.制度因素
卫兴华[53]认为，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正是所有制结构变化，特别是资本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因此，应做到效率和公平相统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推动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王艺明[54]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试图应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的形成机制，以及这种分配不均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该分析框架包括阶级分析、劳动价值论和资本雇佣劳动等，又结合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特征，放宽了现有文献中“工人阶级无任何储蓄”的假设，所得到的结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1940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情况，对分析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条件下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的成因和治理也有借鉴意义。
刘佑铭[55]认为，目前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和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实践困境表明，其“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内容并未真正有效实现。因此，为了共享改革和发展的伟大成果，逐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王柏玲和李慧[56]认为，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基本原则的“按劳分配”，体现着一个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依赖，而“按要素贡献分配”则是市场经济国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通行规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深入发展，两种收入分配机制被日益统一在一起，指导着我国要素所有者的初次分配。但这两种收入分配准则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实现。现实中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必然存在各方的利益博弈和冲突，意味着理论上有效的收入分配准则失去了现实的依托，必须通过社会建设、再分配以及其他创新性政策加以应对和弥补。
李志玲和高丽媛[57]构建了包含合作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理论模型，并讨论在不同分配伦理和理性条件下参与人的异质性资源配置决策，以期在制度分析框架下寻求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理论办法。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分配倾向系数（正式制度参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但是制度参数选取的范围较小；当经济个体的利他偏好（非正式制度）参数发挥分配作用后，能够配合更大范围的正式制度参数一同调节收入差距，使其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因此，调动非正式制度在分配过程中的能动性，有利于实现“先富带后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产业结构和金融化等经济因素
刘慧、伏开宝和李勇刚[58]运用199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却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门槛效应。研究还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中国各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刘丹鹭[59]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考察了1995～2013年我国服务业内部不均衡发展对城市居民收入不均的贡献和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服务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首要行业因素。由于行业内“进步的”服务业与“停滞的”服务业并存，服务业具有不均衡的二元收入结构。这种不均衡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日益增大，主要表现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与其他行业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如此，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内部也有相当大的收入不平等。以上结果表明，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会较为有效。
武鑫、黄文礼和刘建和[60]探讨金融抑制条件下土地金融和土地财政在我国宏观分配格局演变中的影响机理与结果。研究表明：首先，地方政府在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会通过土地金融和土地财政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以维持公共投资增长。其次，我国金融规模越大，对宏观分配格局的扭曲效应就越明显，居民收入占比会随之走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入比例会上升。因此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撬动更多经济资源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恢复其公共部门的职能，将土地权利还给个体，将金融部门的服务重点转向实体经济。苏静和胡宗义[61]以2000～2014年武陵山区6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工具变量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抑制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抑制造成金融市场上穷人和富人生产投资机会选择的不平等，使得穷人和富人财富增长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加剧了农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抑制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中高及以上收入层次农民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相对较小，其收入呈正向增长；最低收入层次农民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最大，其收入呈负向增长。金融抑制进一步加剧了连片特困地区农民内部收入差距。黄泽清[62]在分析金融化典型事实的基础上总结了金融化的五大特征，理清了金融化的发展逻辑，并给出了金融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三种机制，即工人内部分裂机制、食利者金融投机机制以及工人消费信贷机制。最后在分析我国金融化现象的基础上探究了金融化扩大我国收入差距的三种方式。
3.户籍制度和高校扩招等社会因素(https://www.daowen.com)
翁杰和张锐[63]对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该制度安排会通过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的户籍歧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同时也会通过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减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鉴于劳动力转移对户籍制度变动的弹性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户籍制度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存在阶段性差异。该文利用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结果发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前期，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更大幅度的下降，但在转移后期，户籍制度宽松程度的提高则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因为在转移后期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将大于转移效应。
石大千和张卫东[64]通过将受扩招影响较大的省份识别为实验组，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并基于倍差法实证检验了高校扩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高校扩招通过规模效应，并进一步产生教育机会增加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在这三大效应中，教育机会增加效应的作用最为显著，但从长期来看，上述三大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偏小且呈递减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校扩招还通过上述三大效应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其增收效应呈递增趋势，且通过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的增收作用最大。异质性研究表明，高校扩招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教育资源配置较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改善更为显著。
4.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
常晓素[65]通过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层面解析了税收对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份额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对中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中发现：资本税的征收会产生劳动替代资本的效应，从而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份额；企业所得税的征收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份额；消费税显著降低了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份额；劳动所得税虽然也降低了劳动要素收入分配份额，但影响不显著。孙玉栋和庞伟[66]基于2003～2015年24个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分类所得对城乡居民基尼系数的影响。结果发现，个人所得税总体上与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即个人所得税从整体上表现出累退性，不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中的六项所得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还因为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抵消了工资薪金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马万里[67]通过研究发现：从税种属性看，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税”，无法“抽肥补瘦”；从费用扣除看，以生计扣除为主，成本费用扣除不规范，特别是扣除缺位，指数化费用扣除机制缺失，削弱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从税率设计看，税率设置不科学，税率差别过大，税率级次过多、级距过窄，不同收入组别居民税负率存在逆向调节问题；从征收模式看，由于在收入来源、征税范围、收入取得次数等方面的弊端，分类征收使个人所得税公平效果欠佳；从税种地位看，流转税为主体、个人所得税占比过低的税制结构，制约了其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胡文骏[68]利用面板门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能够获得更多非货币性收入的财政供养人口占比小于16%时，个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是不显著的；当财政供养人口占比超过16%时，个税将对收入差距产生明显的逆向调节作用。他建议将非货币性收入尽可能全部纳入个税税基，并将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为向高收入者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兼顾调节收入分配。
另外，胡文骏[69]通过研究发现，财政支出无法改变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公，而贸易开放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又将扭曲财政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一是财政支出、贸易开放均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二是任何预算结构、支出类别的财政支出均无法显著影响贸易开放规模，这表明财政支出无法通过影响贸易开放规模来间接地影响其收入分配效应；三是贸易开放将显著抑制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规模，以及不同类别的财政总支出规模，这表明贸易开放能够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规模来间接地影响其收入分配效应。
李实、朱梦冰、詹鹏[70]考察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在缓解贫困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经过税费和各社会保障项目的调节后，2013年全国居民市场收入差距下降了约11%。分城乡来看，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在城市地区更为明显。分年龄组来看，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果主要是通过就业人群与退休人群间的收入转移实现的。
金双华和于洁[71]以陕西省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使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指标，运用平衡预算归宿方法，从医疗保险缴费和受益两个方面测算了医疗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变化。研究发现，总体上医疗保险制度不但没有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反而存在低收入群体补贴高收入群体的“逆向再分配”现象。虽然医疗保险缴费额与收入成正比，但在报销医疗费方面低收入群体的数额更低，医疗保险的综合效应没有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并且农村医疗保险的公平性更低。
谢冬水[72]研究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探讨了土地供给、城市化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在土地垄断供给机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偏重空间城市化、忽视人口城市化的城市发展倾向。这一倾向推动了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但城市吸纳农业人口转为市民的能力相对不足，从而导致了人口城市化滞后于空间城市化的不平衡发展。城市化不平衡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无法有效向城市迁移定居，不能平等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该文利用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垄断更多的国有土地供给会显著加剧城市化不平衡发展程度，并通过城市化不平衡发展这一作用机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推进土地供给的市场化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壁垒，加快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均衡发展进程。
5.汇率因素
陈金至、尹依依和钱程[73]通过对155个国家1980～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研究了汇率制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文献和实证分析表明，较之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更有助于贸易发展、经济稳定与就业提高，从而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但固定汇率制容易催生低效集权的政府，这又会使得收入差距扩大。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差距，即汇率制度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中间汇率制度通过促进就业，缩小了收入差距，且这一传导机制在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尤为显著。李小林、司登奎和江春[74]基于开放经济的视角，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层面来揭示汇率变动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表明，汇率变动会通过城乡可贸易品的比重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为刻画上述影响，作者进一步采用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赖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度，且呈现非对称性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即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缩小中低收入水平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会扩大高收入水平且高贸易开放度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中高收入水平且低贸易开放度地区的影响则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