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主体仅限于少数人
1.从创办主体来看
主要有传教士办报、外国商人办报和国人自办报刊三类。
（1）传教士办报
来华办报的传教士承担着向中国传播其宗教信仰的神圣职责，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有着很高知识水平的人，不但精通神学，还掌握多学科知识，在其国内也算是精英知识分子。如马礼逊（Morrison）和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都掌握多国语言，马礼逊来华后短短几年便学会了中国官方语言和粤语，郭士立一生著述颇丰；米怜（William Milne）[2]在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担任首任校长之职，并协助马礼逊完成了旧约《圣经》的中文翻译；林乐（Young John Allen）知更是翻译了大量著作，创办教会学校。由于这些人受遣来华后不仅从事办报活动，还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因此能够吸引很多高素质人才加入他们，为其撰稿，推广其文化。
（2）外国商人办报
外国商人来华办报更非一般人所能为。《广州纪录报》的创办者马地臣（James Natheson）是大名鼎鼎的鸦片商；《广州杂志》则直接由东印度公司创办；《德臣报》是英国出版商在鸦片商的支持下创办的；《字林西报》《上海新报》是由字林洋行创办的，该行的董事长是在建筑、房地产及政界都赫赫有名的上海巨富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
（3）国人自办报刊(https://www.daowen.com)
该时期的国人自办报纸多由代表当时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或政府官员、商人创办。如《汇报》的创始人容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他的办报受到了商人、政界人士的资助；《新报》是官商合办；著名报人王韬从小饱读诗书，后受到西方传教士影响并两度出国考察，与友人集资创办了《循环日报》；康有为出身官宦世家，不仅从小接受良好的传统教育，还较早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黄遵宪是清政府的一名官员；“竖三民”报的创办人于右任是清朝举人，后加入革命派，并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官职。
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言禁、报禁，从制度上切断了国人办报的可能性，再加上没有办报的经验，因此，早期的报纸由外国人创办就顺理成章了。直到19世纪后期，清政府迫于形势，限制性地进行了放开，国人办报才大量出现。然而，由于当时国民教育的整体特征及办报所需的财力等要求，办报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
2.从话语权、受众及社会影响来看
该时期的报刊不具有舆论平台性质，而是单纯的宣传工具，办报者将自己认为应该传播的信息、言论传给受众，他们与受众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从传播目的来看是应该接受而不应该拒绝的。不管是传教报刊、商业报刊，还是维新与革命报刊，都带有这种强烈的目的性。
从受众的选取来看，外报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的。早期传教士来华后只能在民间布道，所出版的报刊也是面对普通百姓的，内容以传教、介绍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为主，语言通俗易懂。后来传教士与清政府官员交往日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普通民众根本没有条件接触到报刊。有学者在描述清末的社会状况时说：“当时社会情形，十人中九人可说是文盲，到乡间去更为蔽塞不堪，毫无事业之可言。至于新闻一事，更无成立之必要。若谈到在新闻纸登载广告，在商人方面，绝无此种思想，在那种情形之下，无论鼓着如何的勇气，怀抱着如何的方法，要想经营这样新闻事业，不过是虚掷金钱，付诸流水就是了。”[3]
外报的受众群体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经济条件的知识分子、官员、商人等成为主要对象，其传播的主要内容也开始转向新闻、言论、商业信息等。至于维新派和革命派报刊所传播的改良、革新、革命等思想，在当时主要在部分学生、开明官员和商人等进步人士中传播，加上封建顽固派的层层阻挠，普通民众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思想。但它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思潮，随着清末社会的步步衰落和外国的频频光顾，后来这些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终成为影响中国的主流思想，因此，其后续影响要远远大于当时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