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保险
10年前我录制广播节目，其中有个环节，我打电话给英国一家业内领先的博彩店，然后和他们打赌：我很快就会死去。他们拒绝了，因为只要我活着，他们就得花钱。然而一家博彩店是不会以人的生死做赌注的。相比之下，人寿保险公司却只做与人生死有关的事情。
在法律和文化上，博彩业和保险业有明显的区别。在经济上，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好区分。博彩公司和保险公司都认为未来会有一些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钱财由此几易其手。
这的确是古老，甚至原始的想法。像骰子这样的赌博工具具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埃及或许在5000年前就有类似的东西了。公元前25世纪的印度人也已经在玩一组佛陀拒绝参加的游戏。保险可能也有同样古老的历史。古巴比伦（现在的伊拉克境内）法律法规——《汉穆拉比法典》已经有4000年了。该法典对“船舶抵押契约”问题特别重视，而船舶抵押契约是与商业贷款捆绑在一起的海上保险，商人们借钱资助船舶远航，但如果船舶沉没，贷款不必偿还。
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商人通过船只之间的物品交换来分散风险——如果有一艘船下沉，则不同商家堆放在该船上的货物也随之损失，商家不会因此血本无归，但是所有物品混装在一起非常杂乱。几千年后罗马人将保险设计为金融合同，如此大大地加强了保险的功能。在此基础上，罗马人还建了一个活跃的海洋保险市场。后来，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继续抢先推行海洋保险的实践，针对地中海的轮船创造了越来越精细的保险措施。
1687年，一家咖啡馆在伦敦码头附近的塔街开业。得益于咖啡馆宽敞舒适的环境，咖啡馆的生意一直都很兴旺。顾客惬意地享受咖啡馆里的火光、茶水、咖啡和果子露等饮品，当然他们还谈论一些八卦新闻，如伦敦最近发生了瘟疫、大火，荷兰海军航行在泰晤士河畔，某某地方发生了一场推翻国王的革命，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这家咖啡馆的顾客喜欢谈论航海的新闻，比如某某轮船载什么货物从什么地方出发去什么地方，以及是否安全到达，等等。有时他们还会下注打赌，例如，赌约翰·比恩将军指挥对法国的海战是否会赢。不过，咖啡馆的顾客对以我的生命做赌注的打赌却毫无兴趣。
咖啡馆的老板见他的客户极力打听用来下注的各种信息，并饶有兴致地搜寻各种传闻作为喝咖啡时的谈资，便开始组建一个信息人员网络，并定期编辑载有外国港口动态、海流潮汐和轮船到港离港等各种信息的时事通讯。这位老板名叫爱德华·劳埃德。他的通讯被称为《劳埃德船舶日报》。劳埃德的咖啡馆有时举办轮船拍卖会和海员故事分享会。如果有人有意对一艘轮船提供保险，他可以这样做：起草一份合同，而保险人在合同下方签名——由此“承保人”这个词语就产生了。这样的活动成了常态之后，顾客对赌博的兴趣也渐渐消散。因此，我们很难认定咖啡馆赌博在哪个时期结束，正式保险业务又是何时开始的。
当然，承保人聚集在那里可以是为了及时了解到各种信息，因为他们需要最详尽的信息来把控交易的风险。在劳埃德开办咖啡馆80年之后，一群经常光顾咖啡馆的承保人组建了劳埃德协会。如今的伦敦劳埃德协会是保险业界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但并不是所有现代保险公司都与博彩业有一定的渊源。另一种形式的保险并没有起源于港口而是起源于山林——这种保险不是赌场资本主义，而是群体资本主义。阿尔卑斯山的农民在16世纪初组建了互助协会，相约母牛或者孩子生病时互相提供照顾。虽然劳埃德的承保人将风险视为可以分析和交易的东西，但阿尔卑斯山的互助协会将风险视为共同分担的事物。对于保险来说，这种形式过于情感化，但是当农民们将业务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苏黎世和慕尼黑时，他们建立了几家世界上知名的保险公司。
风险分担互助协会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资金最雄厚的保险机构之一，我们称之为“政府机构”。政府机构最初以赚钱为目的进入保险业务，为的是支撑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动乱或战争时期的军事支出。政府机构并没有出售分期付款的定期普通债券（按期支付分期款项，到期时支付完毕），而是出售年金债券。年金债券按定期分期付款的方式偿付，直到收款方决定无须支付为止。对于政府机构而言，这样的产品很容易提供，并且需求量很大。年金是受欢迎的产品，因为它们也是一种保险形式——它们给老年人的生活以保险，即在投保人年老无钱可花时提供生活保障。
对政府机构而言，提供保险已经不再是纯粹赚钱的事情。保险如今被视为政府机构的核心优先事项，目的是帮助公民管控生命中一些最大的风险——失业、疾病、残疾和衰老。我们在第8章讨论的大部分国家福利确实只是保险的一种方式而已。原则上，这些保险可以由市场提供，但面对民众可能发生的巨大风险，私人保险公司往往试水一下即收手。在较为贫穷的国家，政府机构对攸关性命的风险（比如农作物大规模歉收或疾病）往往也无力提供大规模救助。私人保险公司对此也不会有太大的兴趣。因为往往利益太低，成本又太高。
事实令人羞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保险不仅仅能使人安心，而且是健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莱索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干旱的风险很高，高产农民的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大生产均止步不前——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风险。当研究人员设立了一家保险公司并开始销售农作物保险时，农民购买了相关保险产品并扩大了农业的生产。
但对于私人保险公司来说，莱索托小型农场用于购买农作物保险的钱不多。保险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我们对庞大财富突然灭失的恐惧，以超额的价格向更富有的消费者销售覆盖夸大风险的保险险种（比如手机屏幕破裂险）。
今天，最大的保险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使保险和博彩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衍生产品是一种金融契约，让双方以某种其他方式进行下注——也许是汇率波动，也许是债务能否清偿。它们可以是一种保险方式。出口商对冲汇率上涨，小麦种植公司通过打赌小麦价格下跌来保障自己的风险。对于这些公司，购买衍生产品的能力解除了它们的后顾之忧，使它们能专注于特定的市场。否则，它们必须多元化——像4000年前的中国商人，谁不愿意将所有的货物堆放在一艘船上。一种经济形式越专业化，该种经济的产量就会越大。
但不像无聊的旧式定期保险，对于衍生产品，我们不需要找一些购买某种保险险种为其风险提供保障的人，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些愿意以世界任何地方的不测事件为赌注进行打赌的人。把这样的赌注翻倍甚至是加注100倍也都不是太难的事情。随着收益的倍数增长，我们需要的是有胆量承担这样的风险。2007年，国际银行危机爆发前，衍生产品合同项下未偿付的总金额比世界经济总额还要高出许多倍。如此，实体经济成为次要之事，额外投注成为主要事件。当然，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