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军是区域性的新式陆军
总的来说，晚清对于绿营的改造和整顿工作一直没有形成完整而系统的制度，也没有全国性的具体措施。清政府对于练军的建设没有在制度上做出统一的规定，所以各省练军的营制、饷章和训练方法基本上是由本省督抚决定。直隶练军虽然是练军建设的一个典范，但它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各省对于绿营的改造工作虽说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都受限于地方督抚的眼光和见识，基本上都是用湘淮勇营的制度来改造和整顿绿营的，这就说明当时绿营的改造和整顿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在军事近代化的步伐上迈得不是很开，离真正的军事现代化还有一定的距离。
对绿营、练兵的改造与整顿，其宗旨是清政府受到重创之后痛定思痛，想恢复国力的直接反应，也是亡羊补牢以防后患的一项重要措施。清朝蒙受列强的城下之辱，满汉大臣不得不反思，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主持练军的机构，不是兵部，而是总理衙门，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户部、兵部仅在制度方面参与筹议。总署主管此事，正表明练军的防外意义，同时也说明当时北京最高层的军事机构方面存在一定的混乱，应该改革的不仅是军队，还有军事机构。
练军从刚开始的强化京师禁军，到转向沿海区域请洋人练兵，随后又拒绝由洋人教练而转为由湘淮军将领自行练兵。这种转变，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国军事受到西方军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政府不希望列强对中国军事产生控制作用，一种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的心态在发生作用，因而影响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军队走向世界的可能性。
清政府在外力的威胁下，渐渐了解和明白练兵自强的重要性，说明他们还有主动改错的意识。他们逐渐认识到，当时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军队需要改进的东西确实很多，从当时各省对绿营改造和整顿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改进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一是解决了绿营兵中差操不分的问题。大部分省份改造绿营时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原来是差操不分，变革成为差操分任，差归差，操归操，差是负责护饷、解犯、缉捕等差事，操则把军队集中起来练习枪炮技艺、阵法、战法，集中驻防。
二是解决了绿营兵中饷银很少（饷薄）的问题。长期以来，绿营饷薄不足以养其身家，士兵不得不兼营小贩以养家糊口，所以在各省的改造和整顿中大都实行了减兵加饷的政策，以厚饷来解决原来的薄饷问题，好让士兵专心操练。
三是基本解决了绿营兵原来落后的武器装备。改造和整顿后的绿营军队，其武器大都改用洋枪，以前那些落后的鸟枪刀矛，早已不适用，这个时期革除都已觉得太晚了，但总比不革新要好，所以不得不改用新式的枪炮，进行补救，这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的自强办法。
以上三个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绿营制兵在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是没有进行改造或变革，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武器装备也很重要，但是就是武器装备方面绿营兵的改造也是非常有限的，还没有进行完全彻底的变革。
从改造绿营的背景来看，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而抵御外国侵略是个关键因素，并且在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当时的局面，正值中外修约到期，中外局势尚有紧张之态势，北京的官员多半没有较好的防外建议。曾国藩的建议对北京官员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当时因为中外修约到期，恭亲王奕
曾经请旨，要各省督抚广泛征求意见，京官一时没有独到的建议，亲王大臣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主和派是以恭亲王为首，占少数。主战派以醇郡王奕
为首，占多数。曾国藩到北京后，正好遇到两派意见难分之时，双方都想听听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于1869年1月25日到京，从26日到28日，太后连日召见三次，有两次嘱咐曾氏练兵。2月27日曾氏陛辞，太后又全面询问练兵设防的事宜。曾氏回答直隶头等大事就是练兵。
曾氏在京的一个月内，还两次参与两项重大的阁议（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当时总理衙门修约交涉全案已准备完妥，两次阁议的内容空洞笼统，但大都主张以自强作为驱逐夷人之计，但阁议大臣对于外面世界所知甚少，对于自身的了解也不够，所以大都盲目排外。作为北京高层的重要会议，参与者以醇郡王为首，有大学士倭仁、朱凤标、瑞常、曾国藩等人，正月初五日他们在内阁召开会议，由曾国藩撰稿，醇郡王领衔，于初七日奏覆。曾氏的建议在当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68]。
曾国藩辞行时与太后的对话，显示出他对练兵与国防的重视。
问（太后问）：洋人的事，也是要防。
对（曾氏对）：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
问：近来外省督抚也说及防海的事否？
对：近来因长毛捻子闹了多年，就把洋人的事都看松些。(https://www.daowen.com)
问：这是一件大事，总搁下来未办。
对：这是第一件大事，不定那一天他就翻了。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他。
问：他多少国连成一气，是一个紧要的。
对：我若与他开衅，他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地办。
问：也就靠你们替我办一办。
对：臣尽心尽力去办，凡有所知，随时奏明请示。[169]
这是曾国藩对当时时局的一种认识，他明确表示练兵是为了防备外人的入侵，即使是一百年不开打，也总是要防备的。但是练兵能否自强，曾国藩却没有自信，他在事后写给李鸿章的书函中说，恭亲王重在和局，醇郡王重在战守，大臣中多支持醇郡王，文祥、谭廷襄、董恂三人力主直隶必练六军之议，他们担心和局一旦决裂，也有筹备。“特鄙人暮年弩末，又无可恃之统将，自度乏自强之道。”[170]曾氏自己也认为缺乏自强之道，练兵能否自强，他自己也难以预料。但是除了练兵，他和当时所有中枢要臣都不能想到更好的其他方法。
练兵的对象，是当时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有时也包括防军。如果真能把七八十万经制兵训练强大，清政府也许有救了。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当政者缺乏远大的眼光，只能以湘淮军的制度来训练和改造绿营，这也是练兵不能从根本上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及不思进取的习性限制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进程。
所以练兵虽出于好意，但执行起来却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直隶练军因为有中枢要员的极力关注，有刘长佑、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亲自主持，有专项的练兵军费，所以取得了一些成效。各省虽曾先后练兵，但始终难以建立独立的练军组织，往往徒有虚名，并不能对原来的绿营进行彻底地整顿和改造，不能把当时的中国军队练成强大的国防军，不能担当国家国防的重任。
这样的改革，一方面建立了练军，却并不是强大的新式军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大量无用的旧式军队，晚清绿营始终都有40万左右，而防军练军也有30万左右，新旧杂陈，大半以上的军队都是一些没有作战能力的正规军。
当时清政府采用这种方式来改造绿营，首先，清政府受内外很大的压力、财政困难等条件的制约。其次，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各省督在改造绿营兵的过程中大都是敷衍塞责，统领营官相与营私取利，地方省通过建立练军的方式来改造绿营的情况极为少见。第三，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所谓的练军建设就根本没有形成制度化，能形成制度化的只有直隶等少数省份。而且，直隶等省的练军基本上有勇营制度化的趋势，但其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既使如此这都不能成为练军制度化建设失败的理由。而“化兵为勇”是清政府所坚决反对的，既是反对，地方上就难以行得通。加上当时直隶练军所制定的练军章程，本来就是湘淮勇营制度的变种，这种军事制度与现代军事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冲突的。但却不能说它没有成效，没有前途，它可以在某些时候挽救清政府，但却无法让中国走向强大的军事近代化。
有人认为晚清一些省的练军已与绿营切断关系（《武卫军》，第268页）。皮明勇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它没有完全摆脱绿营制度的束缚。因为练军军官由选补，兵由调选，不像勇营随时撤换。练军与勇营制度还是有区别。
关于练军到底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作者认为练军是改造绿营的一种方式，它是借助勇营制度来改造绿营兵，是勇营制度的进一步推广（有人认为它对于勇营制度是一种抑制，起到削弱勇营力量的作用，却未必是正确的）。通过这一改造方式，它给绿营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
这种改造方式，对于原来的绿营军制，实际上已触及最基本的原则问题。
首先，它学习勇营制度，化散为整，将绿营兵区分为野战军与地方治安部队，这涉及军事近代化的最基本问题，它使绿营在职责上有了明确的分工的趋势。它明确战兵和差兵要分开，把护饷、解犯、守库、守监、分汛等作为绿营的差兵汛兵，将所练的兵作为一种战兵专心征战，用以抵抗外来的侵略。这是有意义的，对于后来的军事近代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其次，通过练军这种方式改造，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装备和操练的部分近代化，这是近代中国军事近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