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对象

本书选择报纸的新闻生产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定报纸，是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报纸是中国新闻事业和媒介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数据（孙正一、柳婷婷，2007）显示，2006年全国有报纸1938种，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报纸是传统媒体^[22]中规模最大的媒体。

其二，作为传统的新闻宣传工具，与电视、广播、网络相比，报纸受到的关注与审读最严密。报纸的自我审查非常典型。

其三，作者曾在党报从事过报纸新闻生产，熟悉报纸生产。

当然，对中国非常庞大的报纸群体进行全面研究是不可能的，因此本书对具体的访谈对象及文本分析可能涉及的报纸进行了科学严谨的选择。选择报纸时，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新闻管理的地域性差异，以确保报纸的选取具有代表性。

学者陈怀林认为，“中国信息传播的自由度呈现出中心与周边明显分离的状态”^[23]，即媒介言论自由度同传播者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成反比，传播者距离政治权力中心越远，享有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就越大。

对于这一特点，本书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地域差异。

依据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之别，从地域上讲，中国各个省市的新闻管制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松紧度各不相同。一般来讲，新闻管制比较严格的地方，有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以及一些边疆地区省份。前两者是直接地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后者则主要涉及比较敏感的宗教与民族团结问题^[24]。相对而言，南方如广州的媒介开放度、活跃度最大，当然这也与南方市场化程度、与港澳为邻之地理特性密切相关。

这种地域性差异在中国新闻生产中经常反映出来，并常被从业人员利用为“转投他报”。如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刊物报道了“无锡非法集资案”详情，违反了“大案、要案不得擅自报道”的规定，出版当天即受到有关部门的批评。而广东一家大报的周末版几天后做了类似报道却平安无事。原因差异很明显：上海居于经济权力中心之地位，中央对上海新闻界的管理以及由此导致的上海新闻界的“自律”都比较严格。(https://www.daowen.com)

从这一地域差异特点出发，本课题研究在具体访谈对象、新闻生产文本将涉及报纸的选择上，以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都市为主，其他地区选择中国中部大省河南省的省会城市郑州市，当然不排除其他地方极具价值的案例。这样，在报纸样本的选择上就主要兼顾了新闻管制严格、开放活跃及居于中间的报纸所在地域。

其二，党报与非党报之差异。

这个层面是从报纸的属性及功能定位来讲的，即党报与非党报之别。

具体而言，首先，党报体系——包括中央机关报及地方各级机关报，它们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报道国家政事，宣传方针政策。与非党报相比，它们天然地与权力中心密不可分，居于政治权力中心，因此受到的外在控制及产生的“自律”最为严格。其次，各类对象性报纸，如《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控制度及“自律”居中。最后，城市晚报及都市报类的言论自由度最大，比如说它们被允许既可以不必详细刊登领导的讲话和会议新闻，又可多刊登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报道^[25]。

鉴于此，本研究兼顾了地域差异，并且在报纸类型的选择上，以市场化报纸、党报为主，以其他对象性报纸、专业报纸为辅，重点选定了13份报纸，具体如下：

北京：《人民日报》（党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京华时报》（都市报，属《人民日报》子报）、《中国青年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26]；

上海：《解放日报》（党报，上海市委机关报）、《新闻晨报》（都市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子报）；

广州：《南方日报》（党报，广东省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党报，广州市委机关报）、《南方都市报》（都市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子报）、《羊城晚报》（原广东省委机关报，准党报）、《新快报》（都市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子报）、《信息时报》（都市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子报）；

郑州：《河南日报》（党报，河南省委机关报）、《大河报》（都市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子报）。

对这13份报纸的选定，不仅兼顾了党报与非党报、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还容纳了松紧程度不一的新闻控制因素，研究样本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书中所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具体的文本分析主要以这13份报纸为主，但不排除其他报纸上有代表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