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我审查加剧了部分记者的“犬儒主义”
在发表新闻前,我不得不估量各种各样的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记者是投机与妥协的混合体。假如风险太大了,足以危及我们自身或者我们的报纸,我们就妥协。否则,我们就投机。[6]
这也许反映了中国记者的心理状态。
对记者而言,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日益内化,甚至强化了官方的价值观。面对这种新闻专业价值日益主流化并与国家行政日益强势并存的现象,学者潘忠党与陈韬文认为,内地新闻工作者在职业伦理上的意识形态混乱程度远远超过台湾和香港的同行,已经处于职业伦理价值“碎片化”状态,他们是一个同时具有保守、激进特征的矛盾群体。(https://www.daowen.com)
在权威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双重治理下,一部分记者正日益陷入忽略价值、注重实利的犬儒主义。一方面,作为既得利益的一分子,一部分记者“先富起来”了,他们是权力部门的合作者,有安于现状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如Giddens所言的“有知情能力的行动者”,他们又向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加之与社会底层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新闻从业者又始终无法摆脱替民代言、追求公平正义的知识分子情结。
因此,他们总是在几个不同的场域之间游离、谈判、斟酌,既求生存,又谋发展,显得焦虑不安又反复无常。他们既乐于追求业务自主权的职业伦理,同时也非常看重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换言之,他们是一群机会主义者,在职业伦理和物质条件中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