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赞成我国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的学者主要有陈宗胜、李子奈、董先安、杨俊、高帆、万东灿、李子联等经济学家。
陈宗胜（1991）认为，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收入差别关于经济发展二元转换的长期变动趋势呈现为初期先上升、中后期转而逐步下降的大致的倒U形轨迹；制约其变动的因素主要是与公有经济相联系的劳动差别、劳动供求、剩余／生计比以及农村收入差别大于城镇差别的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转换等。1994年陈宗胜又将民营经济发展、资本积累及税收政策等引入分析，即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进一步提出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存在“阶梯形”变异的理论假说。陈宗胜用数学方法对倒U型曲线的存在性进行了证明，并且将各国的体制和体制改革纳入分析范围之内，指出各国的倒U型曲线存在不同的特征，中国的倒U型曲线也不例外。中国的倒U型曲线存在明显阶段性、跳跃性。中国的收入差别已经不规则地上升了几个台阶，即收入差别沿着一条曲线变动几年后，当体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跳升到更高的一条曲线上，形成明显的阶梯形曲线[15]。2002年陈宗胜指出了我国学者在运用倒U型曲线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改变了倒U型曲线运用的前提条件，将私有制改为公有制，这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提出了倒U型曲线在公有制经济下构建分析问题。
李子奈（1994）曾经利用中国城市和农村1991年的经济数据（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研究过中国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收入配基尼系数与经济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比较弱，数据拟合效果比较差。但是，农村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16]。
董先安（2004）用弹性分析与条件收敛分析中国的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平均家庭一年纯收入之比（D1）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D2）来控制城乡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证明，城乡收入比每扩大1%，经济增长率下降0.18%—0.3%，而消费水平之比扩大1%，经济增长率下降0.08%—0.19%，[17]从而证明了收入差距与净增长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控制收入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杨俊、张宗益、李晓羽（2005）选取了1995年到2000年以及1998年到2003年两个样本区间数据，将从20个省份的全面数据以时序数据相结合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与中国经济增长时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90年代中后期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后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这一结果也证明了不平等不利于增长这一个世界性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廖信林、王立勇、陈娜（2012）以7个代表性转型国家1986—2009年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轨迹。结果显示，转型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使在样本中除去收入差距较严重的中国数据，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倒U型曲线的证据仍然存在。
高帆（2012）利用1978—2009年31个省份的数据，基于Theil指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趋势、历史方位和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步入拐点的人均GDP分别为977.16和1 012.74（1978＝100且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指数）[18]，2006／2007年总体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开始步入倒U型曲线的拐点阶段。
王力勇、万东灿、杨雨婷、曹庆明（2013年）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轨迹。在初期，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这种正面作用在城乡收入比达到2.75左右达到最大，之后逐渐降低。再到后来，当城乡收入比达到3.1左右当时候，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19]因此，收入差距过大或者过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李子联、朱江丽（2015）[20]进行的一项研究证明，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的积累提高了生产率，并进一步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二，收入分配不平等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第三，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条件下，技术进步缓慢，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差距过大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