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字内容分析
（一）徐相任及其子行医情况
由处方笺正面顶部的文字可知，此笺为徐利民大夫出诊时所用。根据背面的介绍，徐利民为民国名中医徐相任的次子。徐相任（1881—1959），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世居上海。名尚志，原字相宸，后改字相任。曾任职于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以中医药治疗霍乱等症。著有《脱疫证治》《在医言医》等著作[1]。徐相任在行医治学的同时，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参加过1929年“3.17”中医抗争运动，担任中华医药学会、神州医学会、全国中医药联合会等组织的常务理事、理事，并被推为上海特别市卫生局第一届中医试验委员会委员。当时，徐相任已是沪上知名的中医大夫，文中也提到他“行道三十余年，手眼绝高，久为医药两届所推服，无待赘述”。
根据文中“相任先生既以内科传长君福民”一句，徐相任除了次子徐利民外，还有长子徐福民，在此之前已继承家学，开始行医。考察当时报纸上的有关介绍，徐福民应在1931年8月1日起，于其父诊所内出诊[2]。而徐相任的诊所则在上海北泥城桥东首鸿兴里[3]。后因“旧居不敷应用”，于1932年5月21日将诊所搬迁至北京路，也就是处方笺底部地址所提到的“祥生汽车总行东隔壁永康里”[4]。据193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开业中医师注册名录》显示，徐氏父子三人的出诊地点均在同一处，为北京路796弄17号[5]。
因此结合上文以及简介内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民国沪上名中医徐相任原先于鸿兴里自家诊所出诊，后搬迁至永康里。长子福民承其家学，于1931年起在自家诊所出诊。而次子利民除了跟随父亲学习内科外，“又得巢、张、章三大家之亲授”外科，于1936年6月起也在自家诊所开始出诊，主治“内外全科”。
（二）行文措辞折射的社会观念
首先，这段简介作为一种广告文字，其目的无非在于宣传医师的治疗水平。而对于这一目的所采取的宣传策略，则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这里，为说明徐利民的医术可靠，文中花费大段篇幅叙述了他的师承关系。如“执贽于孟河巢凤初先生之门”“负笈往从黄墙外科巨子张山雷先生”“负箧从无锡外科圣手章志方先生”，甚至我们可以把对他父亲徐相任的介绍也算在内，以说明其“家学”，作为叙述策略的一环。这种叙述方式的选择，说明广告的受众，也就是愿意选择中医治疗的群体，对于中医师的教育，认可的是师承的培养模式。而一个中医师水平的高低，在社会观念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老师的水平，或者说是名声。而在当时的上海，中医的学校教育已发展了十余年，著名的中医院校就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上海中医学院前身）、上海中国医学院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在叙述徐利民学医过程时，仅仅是谈及张山雷时，提到了徐利民曾求学于张氏的兰溪医专，并未作为重点突出，以说明徐利民之医术受过院校训练。反观作为中医师的徐相任本人，也更倾向于让儿子“拜师学艺”，而文字中对过往学校学习取得文凭，就显得不那么看重。对于这种现象，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两种可能的原因：第一，当时的中医院校教育发展尚不成熟，相比于新事物，群众更愿意相信以师承关系作为医术的保证。当时的中医学校数目繁多，但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叶劲秋就曾提出，近代中医教育队伍学识程度参差不齐，是中医教育未能加入学校系统的重要原因[6]。第二，当时中医的受众大多为普通群众，对于这类人来说，身处的是一个熟人社会。相较于院校教育的学历、文凭与证书之类，对口耳相传的名医口碑更为信任。因此，使用师承的名医作为新人医术的保证，在宣传中也就极为合理了。相比之下，西医的广告宣传策略就较少涉及师承因素，转为强调社会地位、学历，这与西医服务对象主要为士商人物有关。而西医的学历，一为海外，二为院校，这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毫无日常经验可供参考。我们注意到，在介绍徐利民的师承关系时，“孟河巢凤初”与“外科巨子张山雷”两位名声在外，故未多作介绍外，对于无锡的章志方，文章花费了不少笔墨介绍。介绍章志方的词句中，亦有说明其师承名医的“治康老先生嫡传”。而对其每次接诊的患者数量，文中着意描绘这一直观的表现，意在使这个熟人社会之外的外地中医看起来水平高超。当然，另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说明徐利民实习经验之丰富。
其次，“寓新于旧”一语值得关注。文中所言“旧”为何？联系上下文不难发现，指的是徐利民遵循传统的中医培养模式，师从多位名师，并且实习临证经验丰富。由此可以得出此处看重的“旧”，并非对中医典籍的钻研有多精深，而是指师承得来与自身习得的实践经验。那么这样的“旧”为什么要结合“新”呢？结合原文，“新”应指“器具兼采新式，服务尤极清洁”，不难判断，这样带有现代医学观念的用语，正是受到了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的思想一度盛行，其引发的剧烈论争持续了十余年之久[7]。彼时现代科学的观念已被部分人所接受，纵使学理上的论争无法得出结论，然而如“新式器具”“清洁”这样的现代性观念，已被纳入到了民众的生活观念中。在这份广告文本叙述中所使用的“寓新于旧”一语，无疑证明了革新的中医形象在当时社会已受到了认可。
最后，简介中提到的“可与西医较一日之长”，可认为是当时中西医论争紧张气氛的一侧面写照。徐相任参与过1929年“3.17”中医抗争运动，又身为当时中央国医馆上海分馆的委员，始终处在中西论争的第一线。其子徐利民出诊的广告文字中出现这样对抗性文字，也恰好反映了当时中医界对自身存亡的危机意识与中西医论争的剑拔弩张。
（三）汇集各界名流的“介绍人”
位于简介下方的是所谓的“介绍人”，按照文中的说法，列出下列名人签名的目的是要“以明渊源之有自也”。在当时，医药类广告中列出名人名字，以说明医师可靠的现象并不少见。例如，一则介绍苏州世医许振寰来沪的广告中，就列上了“沈琢如、谢利恒、王仲奇、徐相任”等6人作为介绍人[8]。又如，一则介绍专医吐血肺痨的广告中，请到了“黄金荣、王一亭、顾渭川、包识生”等27人作为介绍人[9]。但是像徐利民这样有数量众多、涵盖领域广泛的介绍人，并不多见。其中有政界要员如朱庆澜、薛笃弼、潘公展；有“海上闻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等；有《新闻报》的编辑如严独鹤、李浩然、张康甫；还有沪上名医徐小圃、陆仲安、王仲奇、沈琢如、顾渭川等人。
其中，严独鹤在这份名单中的出现值得关注。严独鹤作为《新闻报》的编辑，对中医明确持支持态度，且主张中医改良。他曾说：“中医药既有数千年的历史和数千万显著的效用，怎能不认他为一种国粹……不过废止是一件事，改进又是一件事，中医不宜废止，却万不可以不改进。”[10]《新闻报》上也经常出现对“国医徐相任”的溢美文字。在这里，严独鹤为徐利民的出诊站台，可看作是严独鹤身体力行表现对中医的支持。此外，对于“海上闻人”们来说，很难推测他们在此站台的动机，是出于慈善？出于支持中医？出于和徐相任的私交？还是单纯的收钱办事？他们复杂的社会身份阻碍了我们的进一步深入探索。而对于如同黄涵之居士[11]、屈映光、朱庆澜[12]等人，考虑到他们的慈善家身份，与徐相任通过红十字会接触，从而在此充当徐利民的介绍人是极有可能的。总的来说，这些介绍人的来历广泛，涉及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阶层，足以说明，这篇广告文字想要将目标受众的范围尽可能地扩大，以期吸引社会各界的患者。
那么“介绍人”这一现象背后，又说明什么呢？根据1933年上海工部局卫生处公布的中外注册医师名录显示，中西医师合计613人，而到了1948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西医1 081人，中医3 067人。十余年间，保守估计，中西医师总人数增长在6倍以上，这样的人数增长势必会加剧整个医疗行业内部的竞争[13]。而与之相应的，则是当时中医师普遍的营业困难。对此，沈仲圭回忆：“那时要在十里洋场以医业立足，颇不容易……虽有声望卓著的中医，但为数不多，大多数中医同道门庭冷落，为柴米油盐操心。”[14]因此，即使身为名医徐相任的儿子，徐利民在行医之始，为增加病家光顾，也需要同其他新人入行一般，请一些社会闻达、行业巨子来作“介绍人”，以此充当广告代言的作用。不过，可能也只有沪上名医，社会影响力如此的徐相任，才能请来数量众多、领域各异的“介绍人”。
民国中医史是一段动荡变化的历史，动荡变化不仅表现在宏观的学理论争、制度变迁，更表现在普通大众的生活中。
一方面，今天的我们作为历史的写作者，剥离了科学、民族和现代化这样的宏大概念之后，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是更为实际的考虑。表面上看，社会舆论中的新旧、中西之争如火如荼，无法形成一个定论，然而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就可以发现，改变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从医师的广告宣传到患者对医生的选择，从医药广告中的价值取向到邀请名人“站台”，面对社会观念变化与生存的艰难，中医师们无法再固守原有的教条，转而需要摆出一副革新的姿态。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改变的发生往往有充分的现实基础作为前提。传统中医姿态的转变，首先建立在观念的转变上，而伴随观念转变的，是知识的积累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近代西方医学知识自晚清渐次输入，到了此时，已经被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相关的外文著作也逐渐被翻译出版。而在外界环境的冲击下，也由于中医本身自强图存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有相当一批的近代中医院校在课程中加入了西医解剖生理知识，编写了一批汇通中西的医学教材。徐利民就读的“兰溪医专”（即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即在此列。此外，徐利民所从事的中医外科，多器械操作的特性本身决定了其容易接受西医学知识，也就更容易做到寓新于旧了。
需进一步思考的是：此处观察到的属局部现象，是否具有普适性？也就是说这种“民国上海中医史”推之当时中国的其他地方，是否仍成立？尤其在考虑到当时上海十里洋场租界林立，对于西方的知识具有较高的接受度。而在广大的中国内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逊于沿海地区，在那里的中医生态是怎样的？是否也形成了这种革新的意识？另外，徐利民的这则医药广告背后，他的实际疗效如何？群众接受治疗后的反馈究竟如何？这是在我们考察民国上海中医群体生存状态时不容忽视的一点。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相信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民国上海中医师这一群体的图像将会愈发清晰起来。(https://www.daowen.com)
历史现象的发生，并非理念的斗争结果，而是受到不同理念论争影响下民众做出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时过境迁，理念的论争仍在继续，留给了今天的我们，而当年面对这些问题的人们做出了自己的改变，写就了我们眼前的历史。
【注释】
[1]熊月之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2]佚名：《徐福民医生开业》，《新闻报》1931年8月2日，第5版。
[3]佚名：《徐相任旧字相宸》，《新闻报》1927年11月20日，第4版。
[4]佚名：《徐相任国医内科移寓通告》，《新闻报》1932年5月25日，第4版。
[5]张文勇等主编《上海中医药文化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765页。
[6]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7]胡晓峰：《民国时期“中医科学化”论争之回顾与思考》，《亚太传统医药》2005年第4期，第33-36页。
[8]佚名：《介绍苏州世医许振寰伤寒咽喉痧痘内外科来沪通告》，《新闻报》（本埠附刊）1936年3月13日，第2版。
[9]佚名：《介绍宁大椿吐血肺痨险症》，《新闻报》（本埠附刊）1936年1月10日，第4版。
[10]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精选9昔年文教追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
[11]高振农、刘新美：《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12]小隐：《辛亥元老，慈善先驱——朱庆澜将军的一生》，《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第58-61页。
[13]张文勇等主编《上海中医药文化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14]周凤梧等编《名老中医之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