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词兴于唐，盛于宋，衍于元明，复盛于清。这是千余年来词史发展的大致轮廓。宋词且与唐诗并称，独擅一代之胜。

词本是随同唐代燕乐繁盛而兴起的一种音乐文艺，兼有入乐歌词与新型抒情诗体的两种性质。词与古、近体诗并行发展，互济互补，各擅胜场。唐代燕乐是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交流融汇而成的一代新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了三百二十多个盛唐乐曲。其中《菩萨蛮》、《浣溪沙》、《浪淘沙》、《虞美人》等近百个乐曲，嗣后成为常用的词调。宋初市井新声竞作，令、近、引、慢众体皆备，曲调多达千数，更为词的创作保证了足供选择的乐曲来源。作词称为“填词”或“传声”，需要按照乐曲的节拍曲度，填入歌词。词的分片、韵位、长短句式与平仄四声，都依傍乐曲的乐段、乐句、乐音而定。温庭筠、李煜、柳永、秦观、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名家，都以谙于音律、知音识曲著称。就连不受曲子束缚的苏轼、辛弃疾词，也大多入乐可歌。因此词中名作，不但文辞精美，而且音调谐婉，声情并茂。通都大邑，西楼南瓦，到处传唱不绝。西至西夏，北至辽、金，东至高丽、日本，都在筝琶箫笛的伴奏下，回荡着宋词的飘渺歌声。《高丽史·乐志》就保存着不少当时东传而在中土却已久佚的北宋词曲。

词与音乐的关系，既有相生相成的一面，又有相妨相克的一面。在词体定型之后，词就作为独立的、拥有千百个体调的新体诗，逐渐与音乐分袂。唐宋燕乐早已消亡了，但词的艺术魅力始终完好无损，熠熠生辉。这主要是因为词在长期发展中，按照其本身特性，发挥其艺术潜能，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抒情畛域、表现手段和美学规范。词有着不同于古、近体诗的艺术特质，彼此各有偏胜。唐宋两代自然有些作家兼擅诗词，但是能诗而不能词，或者词胜于诗的，更居多数。苏轼是个兼擅诗词的大家。他一面以诗入词，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境界；一面又以词还词，维护了词的特性与传统。苏词与苏诗呈现了不同的风貌，两者既不相掩，又不相让。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甚至认为“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为“此老平生第一绝诣”。(https://www.daowen.com)

唐宋词大体上可以分为唐五代、北宋与南宋三个发展阶段。唐五代是词的孕育、成熟期，词以小令为主。西蜀与南唐为五代词的两个中心。西蜀编定的《花间集》，向来被视为词的鼻祖。南唐的冯延巳与李煜，则下开北宋一代风气。北宋与南宋同是词的鼎盛期。词至北宋，始极其工。至南宋，始极其变。北宋柳永首创慢词兴盛的局面。但是鄙薄词为“艳科”、“末技”的观念，要到苏轼才有根本转变。苏轼及苏门诸学士提高词品，推重词体，词与诗并立而共尊的地位才逐渐为士大夫们所普遍接受。北宋后期的周邦彦曾被推为“词中老杜”，洵为过誉。他的词富艳精工，南宋词家多所取法。南宋爱国词自以大声鞺鞳的辛弃疾为旗帜。辛派词人直到宋末犹光焰不灭。姜夔的清空骚雅，吴文英的沉博绝丽，则又别立一宗，在后世同样有很多追随者。

明代张綖《诗馀图谱》认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清初王士祯《花草蒙拾》据此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二派。此后把唐宋词人一一强分甲乙纳入这种说法的愈益变本加厉，至今不废。其实词品之多，犹如诗品。从《花间》、南唐专作小令，到柳永大量创制长调慢曲；从原先以清切婉丽为宗，到苏轼、辛弃疾横放杰出，自张一军；从周邦彦代表宣、政风流的汴京新声，到姜夔、吴文英骚雅谐婉的笙箫细响，词的形式体制迭经翻新，词的题材、语言、风格也时有因革嬗变，处于不断的开拓与创新之中，决不是单线延续，一成不变的。温庭筠与韦庄，秦观与周邦彦，晏几道与贺铸，历来并称。但温密韦疏，秦主情致而周重典雅，小晏追逼《花间》，方回规摹晚唐，宗尚各异，从不趋同。苏轼与辛弃疾固然前呼后应，然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两家相异之点，实不下于相同之点。而且不少唐宋名家，除了各有家风之外，还能刚能柔，兼长众体。侠骨偏多柔肠，刚健独饶婀娜，那种一刀切的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论诗历来尊重各家各派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不但承认风格流派的多样性，而且承认风格流派的无限性。论词也不应该取径过狭，自我束缚。清郭麐、杨夔生仿照司空图《诗品》作《词品》与《续词品》，各列词品十二，凡二十四品。所列虽多可议，但至少避免了仅分词为婉约、豪放两派的简单做法，为反映唐宋词的总体风貌提供借鉴。

有关唐宋词的历代选本不下百余种。选家宗旨，或尊五代北宋，或尊南宋；或主重、拙、大，或主小、轻、巧；或专重比兴，或仅取数家。本书从唐宋两代各个发展阶段的名家词中，取其精粹，以既充分反映词体特性又充分反映作者个性为选录标准。至于品评，重在契合词心，领略词境。佛家所谓“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者，则引为至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