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秦魏家墓地是迄今已知的黄河上游齐家文化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处公共墓地。墓地反映出来的墓制、葬式和葬俗，以及丰富的文化遗物，为研究齐家文化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社会性质以及意识形态诸方面提供了很有科学价值的资料，对于探讨家庭、私有制与阶级的产生等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齐家文化的人们，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积累了生产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是原始公社的解体和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跟马家窑文化相比，这时的生产力已出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在农业与畜牧业方面，更重要的是，以红铜制的工具为主要标志的冶金技术已经出现了。
农业仍然是齐家文化的主要的经济部门。秦魏家出土的生产工具以骨铲、石斧和石刀为主。骨铲多用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铲身扁薄，宽刃，刃部锋利，是当时主要的挖土工具；石斧梯形或两侧带斜肩，宽刃磨光，当为挖土或砍伐林木的工具；石刀是人们普遍使用的收割庄稼的工具，长方形，穿孔磨光，比两侧带缺口的石刀要进步，劳动效率显然要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获得的粮食当较前丰盛，还可能有了储备。这里除发现房子的残迹外，还有大量的储藏粮食或饲料的窖穴，其形制可分大口圆形、小口袋形和长方形三种，以小口袋形占多数。窖穴形状规整，穴壁平齐，容积一般也比较大，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
畜牧业有了显著的进步。饲养的动物，种类增多了。除了饲养较多的猪群外，还有羊、狗、牛、马和驴等。同时，还有狩猎作为谋取生活资料的补充手段，这里发现的鼬和大何庄发现的鹿、麅等应为当时猎获的野生动物。这些猪、羊等畜群“只需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这就使当时的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冶铜业的出现是齐家文化的一项突出成就。秦魏家发现的铜器有锥、斧、指环和铜饰等；大何庄有铜匕；皇娘娘台还有刀、凿、铜渣等。这些铜器经鉴定均系红铜制造，有冷锻，也有冶铸。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认识金属的性能，这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为以后的青铜时代开辟了道路。
制陶业仍是当时比较发达的一种工艺。其制法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陶工具有陶拍和陶垫。陶拍圆形带柄，便于捉拿；陶垫可套在手指上使用，便于进行器表的修饰。这里的陶器器形比较复杂多样，有碗、豆、双大耳罐、侈口罐与高领双耳罐等二十多种，纹饰以篮纹和绳纹为最常见。
纺织业也有较高的水平，除发现陶纺轮和大量的骨针外，在墓葬里还发现布纹的痕迹。大何庄墓葬里也有布纹痕迹的发现，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推测当时人们穿的衣着大概就是用麻布织成的。
随着畜牧业、农业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增多，占有财产也出现差别，从而形成私有制。这里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种类、数量均有所差别，正是当时氏族内部已产生私有制的反映。对于这些私有财产，他们是可以自由处理的，甚至可以把它埋入墓内。例如家畜、妻子、武器、衣服、装饰等。其中最可说明问题的是家畜。这里有四十六座墓随葬猪下颌骨，总数达四百三十块。随葬的数量各墓不等，少的一块，多的达六十八块。这种以猪为主的家畜应是当时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尺；数量上的差别，说明当时出现财产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个别的人占有大量的牲畜，少数人也占有数量不等的牲畜，大部分人则没有。这种对牲畜的占有情况，反映出死者社会地位的不同。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民族志的材料中得到说明。如海南岛黎族人民曾流行用猪或牛的下颌骨祭奠死人，并随着埋入墓葬中。云南永宁纳西族人民“把平常吃剩的猪下颌骨挂在室内的墙上，一般作为财富的标志”，他们往往以此炫耀家庭的富裕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
恩格斯指出：“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这种多余的产品就可能在家族之间以至于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后来逐渐发展为商品交换，当时作为交换手段之一的就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齐家文化的人们用猪下颌骨随葬，说明在当时猪已突出地成为私有财产，而且积累到不小的数量了。由此我们认为，猪在当时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交换，并获得了货币的职能。这种向私有制的转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二）(https://www.daowen.com)
生产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先是在生产劳动中，继而在家庭中，男女地位才发生了变化。秦魏家墓地的材料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通过这批墓葬的发掘，使我们对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婚姻制度以及男女地位的变化等理论问题得到了若干新的认识。
墓葬有单人葬和合葬两种，前者一百十四座，后者二十四座。单人葬分为仰身直肢葬、侧身葬、俯身葬与屈肢葬四种，其中仰身直肢葬为最常见。合葬墓有成人合葬、成人与儿童合葬、成人与婴儿合葬三种。成人合葬墓中最普遍的一种葬式是：一具为仰身直肢葬；另一具为侧身屈肢葬，而且位于前者的左边。人骨经鉴定仰身直肢者为男性，屈肢者系女性。成人与儿童合葬者，其中成人有的是男性，有的是女性。从他们的葬式、性别和年龄的情况来看，成人合葬者显然是夫妻（妾）合葬，成人与小孩合葬者应为父子或母子合葬。
值得注意的是合葬墓的发现，尤其是成年男女合葬的出现，显示了当时的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子则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的地位。男子仰身直肢居中，女子侧身屈肢于其旁，这是她屈从、依附男子的真实写照。这些墓葬的尸体都是一次埋葬的，在通常情况下男女不可能都是同时死去，这应是以男子为主体，而把女子作为殉葬者处理的。其身份应为墓主人的妻或妾（奴）。当时男子可以支配、奴役女子，甚至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这里合葬墓活现地显示了男子的这种特权。妻或妾（奴）被迫殉死，即用强制的手段把她整死后和男尸一起埋葬。
其次，成年男女合葬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形态已经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武威皇娘娘台发现的一男二女合葬的现象，也许是比较富裕的家庭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但只能算是一种例外。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不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成为普遍通行的形式。”
再次，父系氏族公社主要特点之一，是按男系确定血统及父系的继承权。这里父子合葬的出现，有力地说明了当时确已产生了按父亲的血统来计算世系的习惯，父亲的财产由自己的子女继承；废除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
母子合葬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虽然已经发展到父权制，但先前的母权制时期子女从母的遗俗并没有完全消失。另一方面，这种母子合葬与母权制时期的同类现象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他们都已成为父系氏族的成员了。同时女性墓与男性墓以及合葬墓交错埋在同一排，这正说明“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与本氏族的宗教仪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加入她丈夫的胞族”，死后和她的丈夫或孩子埋在一排。
合葬墓反映出来的男子压迫子女、夫妻间地位对立的情况，是与原始社会的瓦解、阶级的产生相一致的。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齐家文化父权制男性对女性的奴役，说明当时已进入最初的阶级对立的时代。因此，这个墓地的发掘，对于我国古代社会这一重大历史变迁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还应当提到的是，秦魏家与皇娘娘台发现的男女合葬墓，为我们研究“男尊女卑”的历史根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对批判孔子的这种思想具有现实的意义。
“男尊女卑”是与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发展而同时发生的。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是生产的主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但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男子成为生产中的主人，而妇女从事的工作只限于家务劳动，成为男子劳动的附属品，男子成为牲畜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他们依恃自己的财富在家庭中把女子挤到第二位，妇女被降低到“家庭奴仆”的地位，齐家文化男女合葬中出现的妻（妾）殉夫的残酷情景，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正因为男尊女卑密切关系到巩固私有制和维护阶级压迫，所以，它总是得到历代剥削阶级的维护，被列为儒家的重要理论。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男尊女卑”的遗习，才能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半边天”的作用，促进妇女的彻底解放。
执笔者 谢端据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5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