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一）两处遗址的齐家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的大何庄、秦魏家属同一个文化类型，器物种类及其形态，说明齐家文化在该遗址有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该类型的晚期遗存，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因素。如质纯的细泥陶很少，粗泥陶大都掺料姜石粉末；夹砂粗陶中使用页岩碎屑和碎陶末为羼和料；出现器耳穿入和嵌入器壁、器底由内塞入的做法；器表精细打磨的很少，一般显得较粗糙。

（二）除齐家文化遗存外，还有一种文化特征鲜明，内涵统一的遗存。因其在陶质陶色、作风及某些器物形态上与寺洼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的因素，我们将其归入寺洼文化的范畴。但其与目前已知的寺洼文化诸类型之间^[62]，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在器物形态上，高领双耳罐、四耳罐、釜（？）为寺洼文化诸类型所不见；数量多、型式多、构成该遗存主体的双耳罐和侈口罐，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物有着较大的区别；在制法上，器耳的嵌入与穿入器壁的做法，在寺洼文化诸类型中很少见到；陶质和陶色的繁杂，也与寺洼文化诸类型的陶质陶色存在着差别。虽然此类遗存的居址形态、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器群结构及器物组合，目前尚不清楚和了解很少，但体现在陶器上的文化特征，使我们又可能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三）大族坪M1和M2的发现，为我们解决寺洼文化的起源及其地望，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寺洼文化不可能起源于洮河以东地区，也不是直接源自齐家文化^[63]，它很可能以这类遗存为中介起源于洮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M1的器物组合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M58基本相一致；器物形态如碗、Ⅰ和Ⅱ式侈口罐、单耳罐与秦魏家晚期的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似，为谢端琚先生对齐家文化分期中的第四期^[64]，张忠培先生对整个齐家文化分期研究中的第三期、秦魏家南墓地的第六段——齐家文化中的最晚阶段^[65]。参照青海柳湾齐家文化最晚的M392C14年代为公元前1915±155年^[66]，和齐家文化在洮河上游地区延续较长的情况，大族坪M1的年代上限可能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约当夏代晚期或商代早期。

M1和M2中两种不同质地和形态的器物（M1中的碗、杯、单耳罐，M2中的单耳杯为齐家文化范畴中的器物外，其余的5件器物，有些虽保留有齐家文化中的一些形态因素，但已超出了原本意义上的齐家文化的范围）共存一墓的现象，说明齐家文化发展到晚期，在洮河上游地区开始了质的变化。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把握石坡和大族坪两遗址的整个遗存，不难发现，齐家文化中孕育着的新因素，到M1的时期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开始了新的文化阶段的发展。另外，此类遗存陶质陶色的繁杂、双耳罐形态的多样，具有初期发展阶段的特点。双耳罐数量上的优势特点，为尔后的寺洼文化诸类型所承袭，成为寺洼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67]，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我们解决寺洼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马鞍口双耳罐的起源，提供了早期的形态特征。

寺洼文化起源于洮河上游地区，但不是直接源于齐家文化，而是以这里的此类遗存作为过渡性的中间环节而实现的。(https://www.daowen.com)

参加调查的有：樊维华、王军、李振翼。

墨线图由方毅、樊维华、张椒贞绘制。

执笔者　樊维华

（本文原载于《考古》1994年第7期，第787-7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