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业发展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种子工作和种业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中央文件提出，“种子第一，不可侵犯”。毛泽东同志指出，把“培育和推广良种”作为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邓小平同志强调，“农业靠科学种田，要抓种子、优良品种”，“农业问题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党的十七届三中、五中全会决定，都对发展现代种业提出明确要求。中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生产占世界25%的粮食，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种业发展经历了自繁自用、统一供种和市场化发展三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是由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及农村经济体制决定的，都有其特定环境下的合理性。
（一）自繁自用阶段（1949年至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在初级社时期，与个体经营相适应，生产用种主要是农民自繁。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就地繁育优良品种，多余的由政府预约收购调配，“家家种田，户户留种，种粮不分，以粮代种”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高级社时期，良种繁育逐步转变为主要由农场承担。到了“人民公社”时期，形成了主要由村集体自繁、自选、自留、自用、国家辅之以必要调剂的“四自一辅”模式。“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陷入低谷，粮食紧缺，农作物种子出现严重混杂退化。为此，全国建立以县良种场为骨干、公社良种场为桥梁、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名义是三级体系，但由于技术水平不高，管理力量薄弱，种子“一年纯、两年杂、三年退化”问题十分普遍。
这一阶段，种子没有商品属性，没有种子企业，也没有形成商品种子市场。
（二）统一供种阶段（1978年至2000年）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种业逐步发展形成了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加工机械化、质量标准化、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的“四化一供”模式。各地在种子站基础上建立具有垄断地位的县种子公司，按照“不赔钱略有盈余”原则开展种子加工经营。这一阶段的种子有了商品属性。1995年，国家开始实施包括良种选育、生产繁殖、加工包装、推广销售、质量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种子工程”，提出种子产业化思路：第一步，行政推“三率”（标牌统供率、种子精选率和种子包衣率）；第二步，竞争建中心（建立大中型农作物种子加工中心）；第三步，联合建集团（培育较大规模的种业集团公司）。“种子工程”的实施，提升了良种化水平，到2000年，我国共育成并推广农作物新品种1210个，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换率达56%，商品种子生产和经营量达到80亿公斤。同时，种子管理体制开始改革，种子站与种子公司分设，管理职能归种子站，经营职能归种子公司。由于种子站与种子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职责、经费、人员没有做到完全分离。种子公司由于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管理，生产经营陷入困境，负债经营的占70%以上。
这一阶段，种子经营管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种子市场仍是缺乏竞争的市场。但是，提出了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的改革思路并为之探索，为而后深化改革作了必要准备。
（三）市场化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200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为打破国有种子公司垄断经营，推动多元市场主体发育提供了法律保障，种业进入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有三个特点：一是种业生产经营由单一主体逐步向多元主体转变；二是种业发展由主要靠行政推动向政府推动加市场拉动转变；三是种子经营和管理体制全面实现政企、事企分开。在种子法的统领下，国务院及农业、林业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40多项配套法规和规章，全国25个省、区、市制订了地方性种子法规，形成了以种子法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种业法律法规体系，进入了依法治种时期。
1.育种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种子法实施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农业种质资源库（圃）建设，长期保存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43.3万份，居世界第二位，收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5万余份，从国外引进种质资源2.3万多份，保护濒危物种59个；建成26种作物的100个国家农作物改良中心、4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59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启动实施分子育种专项和36种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创建，创制了1万多份具有应用价值的育种材料。(https://www.daowen.com)
林业建立自然保护区2126处、面积18.4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12.8%；建立森林公园2583处、面积2.52亿亩，对285万株珍稀古树名木挂牌保护；建立13个国家林木种质资源专项保存库和22个综合保存库，保存树种2000多种，保存林木种质资源5万余份。
培育推广了一批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2001年以来，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21 926个，其中国家级审定2393个，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6%；通过审（认）定的林木良种5987个，主要造林树木良种使用率达到60%以上。
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年均增长40%，年申请量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成员中排名前4位。种植业已公布了9批、93种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授予新品种权7443个，有效品种权5209件；林业已公布5批、198种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授予新品种权913个（2015年）。育种科研队伍发展壮大。全国有450多家科研院所，5万多名科技人员从事育种工作，其中与育种有关的两院院士29位。
2.种子企业实力逐步增强。
种子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成长。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作物种子经营企业5064家，其中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育繁推一体化”企业70多家，种业前50强企业的经营额由2001年的30亿元提高到240亿元，市场占有率由10%提高到33%。国内种子市场销售额为780多亿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子市场。企业的育种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研发投入不断加大，2014年企业选育国审玉米、水稻品种分别占62%和48%。经营林木种苗企业近8万家，种苗年产值2000多亿元。
2015年，我国农作物良种的商品供种率达到60%，能够满足农业生产240多亿斤常年用种量的需求。其中，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种子的商品供种率达到100%，全部实现了精选加工、统一包装和标牌销售。小麦已由过去的农民自留种发展到60%以上的商品供种率。
3.形成支持种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体系。
各级财政加大对种业发展的投入，扶持建设了一批农作物品种改良中心、繁育基地、质检中心和区域试验站。国家对种子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免征增值税，实施良种补贴政策，设立种业专项资金或基金等，支持政策初具雏形。社会资本进入种业加快，种业国际化迈出新步伐，国内大型种企在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设立了28家公司。
4.种业管理执法队伍逐步健全。
2014年，全国农业种子管理机构2919个，90%的涉农县区设有种子管理机构，政企、事企全面分开。31个省、区、市和四个森工集团建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1904个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设立了林木种苗管理机构。农、林两大系统共有管理、执法人员4.6万人。
5.国家种业南繁基地建设规划开始实施，种业科技创新有了坚实的基地服务和后勤保障。
可以说，在农林领域，种业是依法治理成效比较显著的产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