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纪律、讲规矩、守底线
对党员干部来说，纪律、规矩、底线都是思想和行为应遵循的准则。守纪律、讲规矩、守底线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要把守纪律、讲规矩、守底线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党的纪律是为维护党和人民利益、保证全党行动一致而要求党员必须遵守的各项规定，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其中党章是总规矩，党纪是硬约束，国法是铁规则。底线是确保思想和行为不发生质变的红线，党员干部的底线包括政治底线、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等。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靠着纪律和规矩 我们一路走来》一文中写道：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打得比较顺利时，党内无纪律倾向有所抬头，作决策不请示报告的情况屡有发生。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要求全党“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1]。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议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随后，即将进入北平时，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又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确定了必须遵循的“六条规定”。这些做法，对我们党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进而顺利地转变为在全国执政的党，有着重大意义。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视察时，敏锐地点出了这个意义。他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与人们座谈时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12]历史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成为在今天依然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上海、井冈山、延安、西柏坡、北京，这些立规矩的地方都成为醒目的路标，上面都写着“纪律”二字；每一段行程的跨越，靠的是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增强敬畏意识。延安整风初期，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13]意思是说党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来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为什么讲这句话？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搞宗派主义，既排外，又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14]。视纪律为“霸道”，是强调其刚性约束，党员干部必须有敬畏之心，不敬畏，就不会去认真遵守，就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15]
树立规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16]规矩意识不仅是一种政治觉悟，更是一种现代治理素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强化规矩意识，上紧制度规矩的“发条”。党员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以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时刻牢记制度红线不可逾越、法规底线不能触碰，管牢手中权、管住身边事、管好身边人，正确处理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始终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底线思维。党员干部要谨言慎行，不做失德失范之事，坚守党性原则和做人操守。《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无论是在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还是在大胆开拓、激情燃烧的改革年代，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始终是我们党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重要思想方法。很多落马官员都没有为官从政的底线意识，从失小节、犯小错开始，由量变到质变，一步步滑向罪恶的深渊，自毁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