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hift-share法的结构红利分析
对于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结构红利，本部分采用shift-share法进行分析。由Fabricant提出的shift-share法认为要素内部生产率的增长和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生产率的增长是造成总生产率增长的原因。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由第一、二、三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转移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两部分构成的。设LP为总的劳动生产率，Shift-share法对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公式如式5-8和式5-9所示:
上述两式中，Y(i＝1、2、3)为劳动在三次产业中以1952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贡献，L(i＝1、2、3)代表三次产业中各自的劳动就业人数。LP0(i＝1、2、3)是期初第一、二、三产业各自的劳动生产率，LPT(i＝1、2、3)则是期末第一、二、三产业各自的劳动生产率。
(i＝1、2、3)是代表期初第一、二、三产业中各自的劳动就业人数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i＝1、2、3)则是代表期末第一、二、三产业中各自的劳动就业人数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在式5-9中，等式右边第一项指的是第一、二、三产业各自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第二项指的是劳动力流动的静态转移效应，即指在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向最初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流动时所带来的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三项指的是劳动力流动的动态转移效应，即指劳动力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流动时所带来的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二项和第三项合称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效应，本部分正是通过对这几项的估算和分析来验证劳动力流动的结构红利是否存在及其大小。考虑到我国人口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差异性，本部分把1952—2013年这六十二年的期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1977年，第二阶段为1978—1999年，第三阶段则是2000—2013年。根据前文已经估算出的相关数据，本部分对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及结构红利的估算结果如表5-3所示。
表5-3 中国1952—2013年期间分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各类增长效应(单位:%)(https://www.daowen.com)
从表5-3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阶段1952—1977年劳动力的静态转移效应是13.48%，动态转移效应是38.22%；第二阶段1978—1999年劳动力的静态转移效应是39.87%，动态转移效应是81.93%；第三阶段2000—2013年劳动力的静态转移效应是30.60%，动态转移效应是47.11%。由此可知，各阶段劳动力的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均为正值，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转移确实会对总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给经济发展带来结构红利。其中，第一阶段1952—1977年间的结构效应为51.70%，在三个阶段中最小；第二阶段1978—1999年间的结构效应为121.80%，是三个阶段中结构效应最大的期间；而第三阶段2000—2013年间的结构效应为77.71%，其值的大小位于其他两个阶段之间。不同阶段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结构效应的大小可能与我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相关。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就业政策，劳动力的流动受到较为严格的控制，因此第一阶段1952—1977年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结构效应相对较小。改革开放之后到2000年之前的这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劳动力流动及就业的相关政策开始逐步放松，劳动力流动的大量增加也为这一阶段带来了较高的结构效应。自2000年开始，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并进行了与劳动力流动相关的多方面配套措施的改革。统计数据显示，虽然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效应不及第二阶段，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本部分借鉴单豪杰(2008)对全国总体资本存量估算的方法，验证了单文对于中国1952—2006年资本存量的估计，并拓展估算了2007—2013年的全国总的资本存量值。在此基础上，本部分通过估算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在历年新增固定资产累计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获取1952—2013年第一、二、三产业的资本存量。第三部分首先利用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了1952—2013年期间三次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及比重的变迁；其次用前文计算所得的数据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构建三次产业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岭回归来估计函数的回归系数，消除了函数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估计所得的三次产业超越对数函数形式，估算历年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及资本和劳动在历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终计算出中国1952—2013年期间历年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各自资本和劳动的贡献。最后，本部分利用Fabricant提出的shift-share分析法对中国1952—2013年间不同阶段(1952—1977年、1978—1999年、2000—2013年)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