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证分析结果
伴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转移，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在1978—2013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从传统农业中脱离出来，流向城市非农产业。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及占比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数量及占比增加，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分布结构由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产业占主导演变为当今三次产业相对较为接近、不分上下的局面。劳动力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迁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取结构红利提供了可能。
如图5-3所示，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28318万人下降到2013年的24171万人，下降幅度为14.64%。虽然这35年来第一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其波动相对较大，可以分为几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1年，除了1984年的劳动就业人数比前一年份略有下降之外，其余年份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并在1991年达到最高点，为39098万人。第二阶段是1992—1996年，劳动就业人数开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38699万人降至1996年的34820万人。第三阶段是自1997年起，第一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略有上升，直至2002年。第四阶段是2003—2013年，这一阶段的劳动就业人数再一次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36204.4万人下降至2013年的24171万人。第二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在整个期间呈上升趋势，劳动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6945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23170万人，增长了2.34倍，增幅相对较大。在1978—2013年整个期间中，劳动就业人数出现下降的年份有1989年、1999—2000年、2002年及2013年。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2002年，由2001年的16233.7万人下降至2002年的15681.9万人，下降幅度为3.40%。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在1978—2013年间一直呈上升趋势。1978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只有4890万人，2011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已增至27282万人，在数量上首次超过了当年度第一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26594万人，并在2013年增长到了29636万人。
图5-3 1978—2013年期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及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就业人员比重由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从三次产业劳动就业人数的比重看，1978—2013年间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占比则呈上升趋势，这与前文三次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变化基本一致。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70.53%降至2013年的31.40%，降幅为55.48%。其中1982年、1989—1990年、1999年的比重相对于前一年份出现了略微的上升。第二产业劳动就业人数的比重由1978年的17.30%增至2013年的30.10%，增幅为73.99%。其中1989—1990年、1998—2002年、2013年的比重相对于前一年份有较小的下降。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占比由1978年的12.18%增至2013年的38.50%，增幅为216.09%。其中1982年的比重比前一年份有略微的下降。由统计数据可知，1978年三次产业劳动就业人数的占比依次为70.53%、17.30%和12.18%，第一产业的占比占主导。但至2011年，对应占比则分别变为34.80%、29.50%和35.70%，第三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占比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可见，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日趋频繁，第一产业劳动就业人数及占比占主导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三次产业的劳动就业人数及占比趋于接近。
模型设定公式5-15中是包含所有变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全形式，事实上，公式5-15可以简化成多种其他形式的生产函数，如C-D生产函数、不含时间项t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为了获取本部分中模型设定的最合理形式，下面对该模型进行检验。
检验一:假设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包含时间t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全形式，即为公式5-15，该检验为模型1。
检验二:假设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包含时间t的C-D生产函数形式，即假设参数β4＝β5＝β6＝β7＝β8＝β9＝0，该检验为模型2。
检验三:假设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不包含时间t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即该生产函数中不存在技术进步，参数β3＝β5＝β6＝β9＝0，该检验为模型3。
检验四:假设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不包含时间与投入要素交叉项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即该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独立于要素投入，为希克斯技术进步，参数β5＝β6＝0，该检验为模型4。
检验五:对有冗余变量的模型进行调整，该检验为模型5。
本部分用frontier 4.1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分别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5-4所示。
表5-4 各种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形式估算结果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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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10%；**表示p＜5%；***表示p＜1%。
如表5-4所示，模型1中系数显著的变量只有ln lit ln kit和0.5(ln kit)2这两项，这显然不符合要求；模型2中，作为核心变量的投入要素ln kit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方差参数σ2不显著，不符合要求；同理，模型3中方差参数σ2依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4的方差参数虽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变量ln lit和0.5(ln lit)2不显著。以模型4为基础，进一步调整后结果如模型5所示。可见，去掉模型4中的变量ln lit ln kit之后，各个变量及方差参数均在不同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5的广义似然比检验结果LR值为216.3158，小于其1%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6.635，接受原假设，即本部分采用模型5是合理的。为了进一步对模型的无效率参数进行检验，以模型5作为基础模型，设置以下三个检验:
检验六:假设技术无效率指数uit服从半正态分布，即假设参数μ＝0。
检验七:假设技术无效率不存在时间效应，不随时间变化，即假设参数η＝0。
检验八:假设不存在技术无效率，即假设参数μ＝η＝γ＝0。
如表5-5所示，检验六、七、八的LR值都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原假设均被拒绝，说明模型中不仅存在着技术无效率，而且技术无效率存在时间效应，随时间发生变化，技术无效率指数服从正的截尾正态分布。综上，本部分采用模型5是合适的。
表5-5 以模型5为基础的LR检验结果
注:*表示p＜10%；**表示p＜5%；***表示p＜1%。
以下根据模型5的估算结果求出三次产业历年的资本和劳动弹性，并由公式5-12估算第一、二、三产业由于劳动力的转移所带来的重置效应，即劳动力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如表5-6所示。
表5-6 劳动力重置的结构红利效应
续表
由表5-6可知，除了1990年之前有四个年份的值为负数外，1978—2013年这一期间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总重置效应总体上为正。从数值大小来看，虽然各年份劳动力转移的重置效应在不断地波动，但整体上是增加的，尤其是2004—2012年的劳动力总重置效应要普遍高于其他绝大多数年份。这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转移的结构红利效应确实是存在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能够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分产业来看，不同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重置效应差异很大。除少数几个年份外，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重置效应都为正，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减少了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并提高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劳动力转移的结构红利。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重置效应在1991年之前基本上为负值，这一时期虽然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涌向第二、三产业，但此时很大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动是盲目的。他们虽然离开了农村，从土地和农耕中解放出来，但并没有掌握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导致第二、三产业的边际产出份额要低于实际的劳动投入成本份额，这也是这一阶段第二、三产业劳动力重置效应为负的主要原因。第三产业的这种负效应持续时间更长，直至1997年。可见，这一阶段总的结构红利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后，国家相关部门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逐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规范有序流动。如出台《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等文件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其职业技能，引导他们合理地向第二、三产业流动。这些引导政策是富有成效的，表现为后一阶段第二、三产业劳动力转移的重置效应逐渐由负转正，总效应在整体上得到提升。另外，2013年劳动力的重置效应比前一年份确实有所下降，但1979—2013年期间劳动力的重置效应一直处于波动状态，所以2013年劳动力重置效应的下降并不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到来。
以上我们通过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1978—2013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三次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结构红利进行估算，实证结果证明了这一期间劳动力转移的结构红利效应确实存在。除了少数几个年份外，三次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引致的结构红利整体上为正值，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的结构红利变化趋势与总的结构红利效应类似，其值基本上为正数，体现出第一产业中的确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能够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由于这一期间中国劳动力的流动经历了由盲目流动转变为规范有序转移的过程，第二、三产业的结构红利呈现出由负转正的变动趋势。在劳动力的盲流阶段，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大量涌入到城市的第二、三产业中，但大部分劳动力并不具有城市空缺岗位所要求的基本劳动技能，他们在城市中处于失业状态，城市空缺岗位也并没有因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填补。此时，第二、三产业的结构红利效应是负的。在劳动力进入到规范有序转移的阶段后，流入到城市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经过了简单的技能培训，具备城市第二、三产业空缺岗位所需的基本劳动技能。另一方面这些劳动力对流入到城市寻求工作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填补了城市部分岗位的空缺，第二、三产业的结构红利逐渐由原来的负值转变为正值。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产业的结构红利比前一年度均有下降。但是，实证结果显示结构红利在1978—2013年整个周期均存在着波动性。因此，这次下降并不能充分说明结构红利即将消失，2013年将出现人口红利拐点的这一观点并未被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