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办学历程
1.清末时期的兰大
兰州大学，前身是1909年创办的甘肃法政学堂。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奏准清廷，将原隶属于甘肃按察使署，对低级官吏进行法律和宪政知识培训的机构“法政馆”，加以改造、改办而成的法律专科学校。当年9月，法政学堂招收的首届学生正式入校开课。1912年初，曾因经费无着而一度停办。
清季甘肃，素有“苦瘠甲天下”之说。近代，当沿海和内地已相继出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等新的社会因素，逐渐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时，这里却少有相应的变革，日渐恶化的自然条件、接连不断的天灾战乱、多种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差异、经济基础的薄弱……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早期近代化进程远远滞后于东南地区，成为中国不发达的地区之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创办、发展高等教育，其艰难困顿是其他地方高校及后来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师资、生源、经费的严重匮乏和不利的环境，一直是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障碍。
2.民国时期的兰大
1913年，民国北京政府所任命的甘肃提学使（教育厅厅长）马邻翼重新恢复法政学堂，将之改称甘肃法政专门学校，任命曾留学日本的老同盟会员蔡大愚为学校教务长和首任校长。学校迁至西关萃英门旧贡院内，有了省财政相对稳定的经费拨款，开始具有近代公立专科学校的规模和较为正规的教学、管理体系，为甘肃培养出一批批法律人才。此后20多年间，它也是甘肃、宁夏、青海唯一的高等学校。
1928年初，受冯玉祥国民军控制的甘肃省政府决定，在原省立甘肃法政专门学校和中山学院的基础上，创办兰州中山大学。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于1928年2月29日正式成立，校长由教育厅厅长马鹤天兼任。这标志着陇原第一次出现了本科教育和法学之外的其他高教专业，是本省多学科大学建设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1929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除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外，其他学校一律不得以“中山”为校名。于是，成立不久的兰州中山大学被改称“甘肃大学”，设有法律系、教育系、中国文学系、美术专修科、政治专修科，全校每年的办学经费只有9万余元。1932年3月1日，改称“省立甘肃学院”。
1933年春，经过反复争取，省政府批准甘肃学院设立本省历史上首个“医学专修科”，学制5年，其中4年为专业学习，1年到医院临床实习。除国民政府拨款20000元外，省财政无力再增拨款项。邓院长派事务长到南京、上海等地募集经费，并致函行政院和蒋介石等民国政要，请他们说情，让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庚款息金5万元予以协助。经过多方努力，得其捐助医疗设备费2万元，购置了X光机、太阳灯和一批医疗器械、药品等。1942年教育部决定在兰州设立“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办了近10年的甘肃学院医学专修科被并入。
1933年秋，省府批准设农学专修科，将兰州市雁滩中的河滩荒地划为农学专修科农场。1935年2月，学院又向建设厅承租黄河北庙滩子农场，开辟实验区、繁殖区、经济区三个部分。1936年7月，教育部决定在兰州设立“国立西北技术专科学校”，甘肃学院停办农学专修科。
抗日战争期间，甘肃学院一方面在经费拮据、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艰难维持，并因日本飞机的轰炸而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由于沿海、内地的学者、学子进入西北大后方，使学院的师资和生源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有了不少外省籍的教师和学生，打破了以往师生来源主要限于本省的单一结构和局限。同时，学院开设了政治经济系及银行会计和人事管理两个专修科。而甘肃和西北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也使朝野各方意识到发展西北高等教育的迫切和甘肃学院特有的重要作用及地位。因此，1944年春，重庆政府行政院决议将甘肃学院由省立改为国立，并由国家拨款支持。
1945年12月6日，甘肃学院、西北师院等几所设在兰州的国立院校合并，成立国立兰州大学，设立了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兽医学院，奠定了综合大学的基础和办学特点。1946年秋，兰大首次在兰州、西安、武汉、南京四地设立考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兰大(https://www.daowen.com)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兰州大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校设有文、理、法、医四个学院。从1954年10月起，兰大即改归教育部直接管辖，国家在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办学条件等方面都给予学校重点支持。从1956年8月起，学校由萃英门逐步迁往盘旋路。1960年10月，再次被确定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但是，学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五六十年代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1952年的院系调整，兰大俄文系、英文系、少数民族语文系等专业，被分别调整到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学院。1954年，兰大医学院也被独立出去，成为兰州医学院。1957年骨干教师中有16.5%被打成右派，1958年又有25.8%的骨干教师被拔“白旗”。1959年初，江隆基调任兰大后，认为学校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提出了“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确定了数学、物理、原子核物理、化学、植物五个重点专业的建设等目标和措施，这在“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1966年，“文革”爆发后，兰州大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摧残，停止招生长达5年。仅在1966年6—8月“文革”初期的几十天里，校园里就召开各种批斗会数百次，被揪斗的教职员工380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32%。1971年后，虽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但片面强调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无视其文化基础，许多学员进校时甚至连小学文化程度都无法达到。
1976年“文革”结束后，兰州大学也和全国各高校一样，逐步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初，“文革”后首届经过高考的学生入校，学校被重新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接着，刘冰同志由清华大学调任为兰州大学校长，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研究生培养工作，很快得到全面恢复。
随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兰州大学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办学规模、竞争实力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996年，学校首批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成为国家在“九五”期间重点建设的高校。2001年，学校又成为国家“985工程”重点支持建设的38所高校之一。2002年，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整体并入；2004年，独立出去半个世纪的兰州医学院又回归兰大。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在兰州大学建设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三位校长。
第一位是：辛树帜（1894—1977），是国立兰州大学的首任校长。我给大家讲三件事：一是奠定了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设立了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兽医学院。1946年他向教育部建议：“兰大今日之规模，拟即就甘肃学院改并之法学院，与（西北）医学分院改并之医学院，并按大学规程调整增设之文学院、理学院，与特设之兽医学院等五院而成。”设立了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兽医学院五大学院。二是延揽名师，形成强大的师资阵容。从全国各地和国外延聘大批著名专家教授来兰大任教，当时的兰州大学英才荟萃，学术风气日浓，明显地提升了各个专业、学科的教学水平，缩小了与京沪等地高校的差距。三是砌榭筑基，十大建筑耀兰州。教学楼用西北的三大名山来命名，分别叫“天山堂”“祁连堂”“贺兰堂”。学生宿舍简称“五岳堂”“泰山堂”“华山堂”“嵩山堂”“衡山堂”“恒山堂”。图书馆叫“积石堂”，办公和礼堂叫“昆仑堂”。
第二位是：江隆基（1905—1966）。1931年在杨虎城将军资助下赴德国专攻教育学达五年之久，50年代初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初，因在北大反右扩大化中态度不积极并力图保护一些著名学者，而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并被调任为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66年6月25日，江校长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路线，重视人才培养，经过整顿教学秩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有力地加强了学校建设。在他的积极争取下，1960年学校再次被确定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真正让兰州大学显出全国名校的风范和实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广为流传的“一杯糖水留人才”。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一位教授曾找江校长申请调走。江校长热情地招呼他坐下，接着在家里搜寻出当时很稀罕的白糖给教授倒了杯糖水，然后才谈话。谈话结束时，这位教授含着眼泪撤回了调动申请报告。二是关心师生生活。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他十分关心师生们的身体健康，自己和子女到学校食堂吃难以下咽的少量高粱面馍和菜叶汤，却将省政府给自己配发的高干食品牛奶、黄豆等送给生病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并要求学校后勤和农场千方百计多提供土豆等，尽量不让师生因饥饿而退学、倒下。
第三位是：刘冰（1921—2017）。于前段时间也就是7月24日在北京医院逝世，在北京八宝山举行遗体送别仪式时，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七常委，马凯、刘延东、张春贤、赵乐际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宋平、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等退休老常委，对刘冰逝世表示哀悼。刘冰同志1978年从清华大学调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经过“文革”十年的严重破坏，兰州大学在各个方面元气大伤。刘冰校长1978年底初到兰大，面对百废待兴、各方面工作纷乱如丝的复杂情况，一方面快刀斩乱麻，立即着手解决学校存在的各种具体、紧迫的实际问题与困难，并通过群众推荐、民主选举产生新的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另一方面在理顺关系、稳定秩序、消除矛盾、振奋精神的基础上，花大力气狠抓教师队伍建设，采取多种措施稳固、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将本科教学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基础与“重中之重”。很快在全校上下都形成了高度重视教学工作、一切为教学工作和师生服务的良好局面。教师上课认真负责，学生学习刻苦，校园里呈现出紧张有序、勤奋向学的动人景象；有效恢复、继承了“文革”前形成的优良传统、学风和宝贵经验。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到80年代初期，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素质得到明显提升，在选拔物理、化学等专业赴美留学生的全国考试中，兰大学生多次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好评。二是整治校园环境。刘校长刚到兰大，就逐一走访各系的教授、副教授和老教师，深入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学生宿舍，针对师生们反映学校工作、学习、生活等条件欠账过多、环境太差等实际问题，立刻大刀阔斧地着手解决和改进。他在第一时间将学校总务处等部门负责人召集到图书馆，要求必须在最短时间解决学生反映图书馆阅览室、自习室灯光暗、座位少、开放时间短等影响学习的问题，尽快改善学生读书、自习的条件。为了给1979级新生腾出教室，他带头将校部机关搬到校园东北角的几排旧平房中办公。在接到学生有关反映后，他立即安排翻修、改建学校公共浴室；调派有能力、善管理的干部，负责改善、提高食堂饭菜质量，改善学生就餐环境和炊事人员服务态度并取得明显效果，他自己还拿着饭盒亲自到学生食堂买饭菜，与学生一起就餐，了解大家的意见……刘校长到学校后这一桩桩、一件件大大小小的往事，许多年之后，学校师生都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案例：师徒三代勇闯“三极”。1990年3月，秦大河作为“国际横穿南极考察队”中唯一的中国人，徒步横穿南极大陆，成为世界上唯一全部拥有南极地表一米以下冰雪标本的科学家。几乎在同一时期，秦大河在兰州大学求学时的老师，著名自然地理地貌学家李吉均院士完成了对“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隆升问题的系统研究。几年后，秦大河的研究生效存德成为首位以徒步方式到达北极点的中国人。师徒三代勇闯地球“三极”的故事，成为兰大人勇攀科学高峰的生动见证和真实写照。
案例：2003年6月，《科技日报》连续对兰大进行了三个长篇报道，指出：“地域偏远，信息不灵，国家财政投入、师资力量投入比东部发达地区同类高校少三分之一到一半，在这样的条件下，兰州大学的教学、科研却长期名列全国前茅，发表的基础研究论文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几名，在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中，兰大一直排在前面。”国内高教界人士将此喻为“兰大现象”。这是对历代兰大人把自身发展与国家的战略和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学术报国的精神写照，体现了兰大长期以来投入产出比高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