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国在世界强国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从来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体系曾含有一个具备如此压倒性实力的国家。¹随着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世界舞台上的太多地方都覆盖着美国权力的影子，以致很多学者认为它算得上是一个“帝国”了。²但是，伴随着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席卷伊拉克的混乱让美国付出了高昂代价，这类观点随之归于沉寂，关于美国权力边界的讨论则成为压倒性的主流。许多分析人士开始比较美国和20世纪初的英国，后者是一个过度扩张的、衰落的、“在过于巨大的命运之球的重压下蹒跚行进”的“疲惫的巨人”³。

是什么导致了对美国实力评估的突然转向？大多数观察者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有所下降，就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提及的：“不管用我们能够设想到的哪种标准来衡量，美国在世界能力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都要大于历史上的任何国家。”⁴他的这个陈述放在1991年到2006年间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准确的，他所描述的美国的首要地位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哪怕那些关于美国经济、军事和技术竞争力的最悲观的预言都能实现。对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在2003年之后实质改变的是对美国首要地位的政治功效的评估。突然之间，学者们都深刻地感受到物质上的优势并不总是会转化为需要的结果。对许多学者而言，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遭遇的挫折，证明了美国力量受到的约束，这个判断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

在过往超过三十年的时间内，大量国际关系的理论知识都被用于说明国际环境是如何塑造国家行为的。⁵当下，学者们应用每一个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识别那些损害美国首要地位的价值的外部（或者说，体系）约束，这就大大限制了美国可以追求的安全政策的范围。学者们强调国际关系体系中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各种要素：国际制度、动态平衡、全球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合法性。他们的简单结论预测了未来数十年国际政治的轮廓：美国力量首要地位的政治功效会被削弱乃至否定，这是由国际体系长久以来的属性决定的。

这本书的目的是对学者们所强调的外部约束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价，从而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全球角色。这就需要回答四个问题：美国是否面临着自身力量被其他大国的制衡联盟所抵制的紧迫局面？既然美国受到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它的安全政策是否会更容易受到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在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中，美国是否牢牢地受制于维持良好的整体声誉的需要？美国是否需要通过坚守现有的规则来保持其合法性，从而维护当今的国际制度秩序？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一发现颠覆了解释约束美国安全政策的有力要素的传统知识。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美国前所未有的力量集中总体上导致长期处于国际关系研究核心位置的“体系属性”失去了约束效力。

鉴于美国的首要地位可能长期存在，这一总体结论对思考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和外交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本书的终章，我们勾勒出一个新的研究议程，用于处理美国首要地位对国际关系分析所形成的挑战，并明确一个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性但迄今为止一直被忽略的替代性的大战略选择。

论点

本书涉及的理论流派都论述过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我们的目的是分析它们的命题。我们承袭许多学者的观点，认为安全政策不只包括单纯的武力威胁，也包括利用非军事工具来推进安全利益。关于体系约束（systematic constraints），我们是指来自美国外部的约束，它们总体上基于国际体系运作，而非源自某组特定行为体针对某次特殊事件的回应。更具体地说，体系约束就是国际体系属性本身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通过禁止特定行为或提高行为成本，或者强迫实行其他特定行为来实现。

学者们强调，国际体系从冷战时期两极到目前单极的转变对美国并非完全有利，因为这会带来制衡的前景、日益提升的国际经济依赖、在制度化的国际合作中更强烈的维持良好声誉的需要，以及更大的对美国行为合法性的挑战。传统的认识是，这些体系约束阻碍了美国力量对其安全的实际投射效果，使美国物质实力的优势远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更普遍性的说法是，现有的理论观点汇集成一个看法，即当一个国家站在或者接近权势顶峰时，它就受到更多的、程度更强的国际体系属性的影响，这些属性大大削弱了该国拥有的用于追求安全目标的附加能力的边际效用。⁶

这种看法的有效性取决于体系约束在单极体系下是否能发挥和在两极／多极体系下同样的功用，后者是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然而，现有的研究都没有明确地致力于回答这一关键问题。其结果是，基于现有学术常规的研究都存在以下一个或多个缺陷：不加批判地应用那些解释过去国际体系的理论；论点未接受系统性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检验；理论角度单一；并非专注于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为了考察这些常规性知识，我们有必要检验关键的体系约束要素，以确定它们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移植到单极体系下运转。我们的这本书在这方面开了先例，它检验了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过的所有体系约束。

这项研究颠覆了传统知识。我们考察的结果是：当一个国家力量集中的增长程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对其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会在总体上失效。学者们坚持认为体系约束具有潜在的重要性，这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假定那些用于解释过去的国际体系的理论可以直接适用于单极体系。

在学术常规的背后

学术文献中所讨论的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通常有两类：体系约束和美国国内政治及制度的制约。国内问题中核心的是，公众行为是否构成了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制约。⁷大部分学术研究聚焦于公众对国家动用军事力量的反应，以及特定的事件要素对舆论效果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公众对各种不确定性——战场上的胜利⁸、实际或者预期的伤亡人数⁹、决策者和政治精英话语的性质¹⁰、在特定情况下的目标¹¹、任务是否受到多边机构支持¹²，以及媒体报道的性质¹³——的感知状况。公众的支持或反对意见是否重要，也取决于当时主导政策的总统个人的规范和政治信仰。¹⁴

相对于国内研究的复杂和精细，学者们勾勒的体系约束画像则鲜明简洁：崛起的大国遭遇强化的制约。也许是因为这种相对清晰性颇具吸引力，评估美国政策的学者也就普遍把重点放在体系约束上。¹⁵不过，支撑他们结论的研究过程却并不像论证国内约束机制的过程那样小心谨慎。相反，他们关于体系约束的鲜明看法只是在最初看似合理，因为它只不过是在与过去数十年国际关系的理论化成果同声相应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者们就在追寻关于国际关系的普遍的、系统性的知识，这导致系统论（systemic theory）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获得过多关注。该理论方法的一个特点是致力于为涉及长时间跨度的模式提供一般性的解释，而不针对具体的国家间互动的细节。学者围绕由国家主体所组成的社会系统提出相关命题并检验之，而较少涉及国家的内部属性。¹⁶尽管系统论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所减弱，但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仍然是对其理论方法的反映或发展。¹⁷如今关于对美国的约束的学术知识就是这个思想史的产物。

对于现实主义而言，关于体系约束的传统知识起源是再清楚不过的。均势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关于体系约束的理论，它与现实主义有着难以消除的联系。均势理论认定，由于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能够强制执行协议的中央权威（例如，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长期生存（安全）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从而导致国家通过联盟（外部平衡）或者军事建设（内部平衡）来抵制潜在的权力集中的危险（也就是经常被均势理论家称作“霸权”的现象）。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越强大，其他国家制衡它的动力也就越强大。“霸权导致平衡，”肯尼思·华尔兹表示，“从始至终我们都可以这么认为。”¹⁸

这也就难怪学者们要千方百计借助这一理论来分析冷战后美国面临的体系约束了。在其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命题中，没有一个能比均势理论吸引更多的学术努力。它在今天的思想中的主流程度，大概和它在启蒙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一样，换言之，自从卢梭和休谟把人们所熟悉的关于平衡外交的知识转化为条理清楚的理论观点开始，它就是主流了。¹⁹华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把那些理论观点变作一种结构的系统论，由此成为近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当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优势时，该理论的基本命题，也就是权力的自我否定性，就像是为后冷战时代量身定做的。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从通常处于竞争地位的理论传统中也得出了针对当代美国力量的自我否定性质的类似结论。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都部分地源自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回应。它们都拒斥均势这样以权力为中心的简单模型，同时都强调被现实主义作品淡化或忽视的因果机制。然而，关于对今时美国的体系约束，这些理论流派还是得出了一个与现实主义殊途同归的一般性结论：随着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权力份额的提升，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也有所增加（尽管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并不是一个涉及权力平衡的问题，其因果路径看上去并不像现实主义的“权力引发权力抵消”观点所表达的那般直接和线性）。

制度主义理论要表明的是国家如何通过在国际制度中的合作获益，以及与之相对地，如果一个国家无法在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内进行合作的话，它将会蒙受什么样的损失。制度主义者强调，为了避免这些损失，各国必须以制度规则约束自己。虽然这些约束适用于所有希望从制度化的合作中获益的国家，但根据最近的分析，它们对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尤为必要。当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是美国的相对力量随着苏联的衰落而上升时一样，它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抛开对自己而言碍事的游戏规则，并且在短时期内不会因此受到惩罚。²⁰因此，“一个强大的国家越是能支配或抛弃弱国，弱国就越在意对领先国家政策自主性的约束”²¹。

制度主义理论所呈现的基本论点是，美国迫切地需要维持在国际合作中的好声誉，任何想要修改现行制度秩序或者使美国与之隔绝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制度主义坚持认为，这样做会弱化美国的“多边声誉”，减少其他国家与美国在它极力重视的领域（比如贸易）的合作。如果这一论点属实，它就对美国的安全政策具有重大意义：为了维持与弱国的制度化合作，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就更需要接受与多边协定相关的约束和规则。

建构主义理论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关于国际秩序约束力的论点，其中合法性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建构主义强调，只有在受到制度秩序的规则约束的情况下，美国的物质资源才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克里斯琴·勒斯密特（Christian Reus-Smit）总结的核心主张即是，“所有政治力量都深深植根于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和相互构成（mutual constitution）的网络中；稳定的政治权力……最终依赖于合法性；而制度对维持这种权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²²。建构主义遵循这样的命题：一个国家越强大，它就势必能更多地从自身力量的合法化中获益，同时也越会因为合法性受到他国的质疑而蒙受损失。国际体系从两极转向单极放大了这一基本命题，使其更加突出。建构主义理论从而得出一个给美国带来深远影响的说法：不遵守在安全领域的公认规则将削弱美国的合法性，由此会引发对美国霸权的争议并使之弱化。²³无论公认的做法多么碍事，违背它们都会侵蚀美国霸权的基础。

因此，建构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都强调对美国安全政策的制度约束。而同时，自由主义指出了国际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即在近几十年内大大加快的全球经济相互依赖。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约束国家的安全政策，包括那些顶级大国的政策。²⁴其约束效果之所以在今天特别突出，是因为当前降低世界经济参与水平带来的机会成本偏高。通过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拥抱全球化，美国提升了经济实力，也由此增强了整体力量。然而，许多分析家认为这也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因为美国的安全政策也相应地更容易受到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潜在约束。²⁵

所有主要国际关系学派都交汇在同一个关于体系约束的基本论点上，这一结果受制于当前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在所有情况下，关于力量提升引发约束强化的假设都是从已有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合理的初步推断。这也难怪，当面对单极体系下的新情况时，学者是依靠既有的理论和研究来推导对美国的约束因素的。毕竟，学者也只是普通人。他们就像是知识的守财奴，即使世界改变了，也不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理论并重新开始。“学术界并没有采用激进的变革，”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指出，“而是通过调整现有的理论来满足新的现实。”²⁶

尽管目前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长远来看却并非理想状况。美国力量领先的程度前所未有，仅这一状况就足以让我们质疑那些在研究既往体系的过程中得出的推论。不幸的是，当通常处于竞争状态下的理论流派都集中表达同一种论点时，让传统知识接受理论和实证检验的动力就被相对削弱。这个论点不仅初看令人信服，而且也符合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所赞同的对外政策药方：在权力诱惑前保持克制。

然而，鉴于施加于权力的体系约束对评估美国的对外政策和一般性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学术评价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我们这本书就针对五个讨论美国今天面临的体系约束的关键理论观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研究概念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鉴于美国在国家间力量格局中的超强实力，国际关系研究中那些具有重要作用的体制约束要如何落实到它身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厘清我们说的“力量”和各种“约束力”所表达的含义。

力量与“极”

在两个大国主导的冷战格局结束后，分析人士意识到，缺少一个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世界格局会发生重要变化。观察家努力勾勒两极终结后的国际体系，使用了“帝国”（empire）、“单极世界”（unipolarity）、“帝权”（imperium）和“一超多强”（uni-multipolarity）等概念。²⁷这些概念反映了一种理论探索，尝试将围绕美国力量形成的独特政治构造放到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下。不过，由于我们的分析涉及那些限制物质资源转化为预期成果的因素，这个主题就需要澄清“作为物质资源实力”的“力量”（power）和“作为实现目的的能力”的“力量”（power）之间的基本区别²⁸。我们延续众多学者的研究实践，使用“力量”的前一种含义来表示可供政府利用的资源。在比较历史的视野内，今天全球体系的力量手段高度集中。对“力量”这个概念的使用，仅表示国家的物质能力，而并不涉及对它在全球体系内产生影响的性质或者形成政治关系的逻辑的预先判断。²⁹

我们的分析并不取决于被用于描绘当前体系的特定概念，分析的出发点——美国拥有的相对力量比300年间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并没有争议。在所有描述当前体系的简明概念中，“单极”最为准确，且在此概念下合并两种力量含义——作为“资源”和作为“涉及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政治关系”——的风险相对最小。关于这一概念适用性的一些讨论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描绘当今体系的独特性质。

学者用“单极”这个概念来把只拥有一个极度有能力的国家的体系与那些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国家的体系区分开（后者被称为“两极”“三极”和“多极”），同时也与帝国格局——通常指涉及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关系，而非能力分配（distributions of capability）——区分开。作为形容词的“单极”（unipolar）描述单一化的事物。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极”，一个国家必须：（1）占有最大份额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各国实现自己的目标；（2）在所有国家能力要素上都出类拔萃（常规的要素包括人口和领土大小、资源禀赋、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机构组织“能力”）。³⁰就定义来看，一个单极体系内只会有一个国家满足这些标准。

“极”的概念的根源深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其核心论点是，“极”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行动进行激励或惩罚，建构国家可能的行动。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引发多少关于国际政治长期模式的重要见解。即使是那些最相信其分析效用的学者也认为“极”仅是解释行为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而无法独立提供完整的解释。³¹运用“极”这个概念对于实现我们的目的而言并不算理想，部分原因还在于它显示出对肯尼思·华尔兹著作的依赖。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清晰地说明，我们的分析并非基于新现实主义的解释系统；我们谋求用各个理论流派自己的概念来考察它们的思想，因此我们的方法路径在理论上是不可知论。换言之，之所以使用“极”的概念，是因为这是使两种“力量”含义——作为“资源”和作为“实现目标的能力”——之间的重要区别保持清晰的有效途径。

“极”体系是一种理论构想，现实的国际关系体系只能是近似于理想类型。单极的概念意味着国家间能力分配中的一个临界值。我们要如何知道一个体系是否已经突破临界、成为了单极格局？根据之前提到的对构成“极”的国家的定义，如果一个国际体系内仅有一个国家在能力资源分配中占有的比例处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线上，这个体系就是单极体系。这个定义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国家能力的测量不是基于个体的绝对能力，而是基于它与其他国家比较的相对能力。根据这一定义，作为单极的国家，它的优势涵盖所有相关能力领域。³²根据一个更狭义但也同样常用的标准，如果体系内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任何地方组织重大政治军事行动，这个体系就是单极体系。³³

学者对有些历史时期是否具有“极”意见不一，不过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包括在内。1945年前，有四个或更多的国家被一致认为具有“极”的资质；到1950年左右就只有两个了；而现在，其中一个已经不复存在。自苏联解体以来，没有其他强国——无论是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还是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欧盟——的能力充分成长到能够转变为一“极”。只有美国保留了在体系内的任何地方组织重要的政治军事性活动所必要的财力和手段。美国的物质优势越明显，“单极”概念与现实的贴合度就越高。第二章的实证分析显示，今天的体系的确很适于使用这一概念。

约束力

要明确我们对“力量”的定义，就须伴有对“约束”的清晰定义。我们需要考察的每个理论观点都是复杂的，常常包含大量的命题，且学者们的阐释并不清晰。尽管这些理论汇总成为我们所说的关于体系约束的传统知识，但对于自己理论中认定的“约束”的实际效力，学者们有着各不相同的主张。³⁴

约束的差异有两个关键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条件性（conditionality）。关键的问题是约束是否由一个国家的政策触发：随着条件性由弱变强，约束就从无法避免的程度，到能够在国家采取适当政策的情况下被规避的程度，又到不管国家做什么都不适用的程度。第二个维度是效力（strength），强效约束显著降低一个国家的力量资源的实际效用，弱效约束则较少产生重要影响。约束的效力既包括它发生作用的广度，即适用的政策范围，又包括它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变和可逆的。

基于这些考虑，如下针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一连串“约束”概念产生了：

1. 结构性约束（structural constraint）：它是由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无论美国具体采取何种政策，它都会影响任何为追求安全而利用力量的努力。从理论上讲，一个结构性约束元素可以是弱效的，即是说，它只是轻微影响资源的利用。但在实践中，学者几乎总是主张结构性约束的强效力。其结果是，对结构性约束元素的强弱区分变得毫无必要，因为弱效约束根本不被包括在学术研究范围内。

2. 有条件的强效约束（strong conditional constraint）：它有力地影响在追求安全利益的过程中使用资源的能力，但只有在美国采取特定政策时才会被触发。

3. 有条件的弱效约束（weak conditional constraint）：它对追求安全利益过程中的资源使用设置相对较小的障碍，同样在美国采取特定政策的情况下被触发。

4. 无效约束（operative constraint）：如果某个约束元素看上去极度地不适用于单极体系下的美国，或者其广度与重要性都受到限制以致它根本无关紧要，那就是无效约束。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传统知识中，国际环境牢牢制约着美国的安全政策：学者们认为他们所强调的大多数体系约束属于有条件的强效约束，另有一些属于结构性约束。我们的结论则相反，认为国际环境并不严格限制美国的安全政策，体系约束通常是无效的。

政策支撑

本书的核心是对理论观点的全面评估，但这一评估的结果关系到三个至关重要的政策问题：美国能否继续维持它在全球广阔范围内的安全承诺？以美国的立场能否很好地通过重塑国际体系来更好地推进自身安全利益？什么是普遍意义上的单边主义代价？

围绕美国的安全“足迹”到底应遍及多大的范围，一场争论正在进行。这场争论被以下三个立场主宰：“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主张美国应大幅减少安全承诺和海外军事部署，撤回到自己的边界）³⁵；“接触”（engagement，主张美国应该维持“9·11”事件之前的海外安全作用和军事状况，谨防任何引人注目的扩张）³⁶；“优势战略”（primacy，主张美国应该在“9·11”事件后扩大海外军事介入）。³⁷

我们的总体结论即美国不会面临强效体系约束，这一看法与这场辩论有很大关联。具体地说，如果目前的国际关系学说是正确的，那么由于外部约束的存在，美国将难以保持其安全现状（如“接触”理论所主张的），更不用说加强军事介入（如“优势战略”理论所主张的）。或许并非巧合的是，许多持余下一种主张（“离岸平衡”）的学者同样认为美国安全政策面临着非常强效的体系约束。³⁸

与此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体系环境并没有削弱以上三个主张中的任何一个，更不用说排除了，但分析也并没有说明美国就应该选择它们当中的哪一个。重要的是，要正确区分对国际政治潜在结构的冷静分析和对某种战略选择的鼓吹。³⁹根据理论和证据，我们认为，目前的单极体系具有持久性，而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总的来说并非有效。一个人可以在提倡前面涉及的三大战略——包括离岸平衡战略——中任何一个的同时，也赞同我们对体系环境的评估意见。

有关美国安全政策长期发展方向的争论通常仅限于美国如何以及在何处部署其军事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提及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是否应该考虑改变国际体系，而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分析有着重要关系。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突破性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里认为，“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将试图变革国际体系”⁴⁰。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5年里，学者们从来没有严肃讨论过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变革能否获取这样的“预期净收益”。司空见惯的情况是，学者们不会关注会对领土现状作大幅变更的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有核武器的时代，还会有人一本正经地争论大范围征服的实用性或者领土控制的低经济收益。但吉尔平却强调，改变领土现状只是强国可能追求的三个目标之一，另外两个目标不涉及领土，分别是影响全球经济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体系规则”。⁴¹对于强国为追逐这些非领土目标而推动体系变革的收益和成本，学术界为什么不存在相关的持久讨论？

答案就在对能力分配的评估里。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认为美国在相对衰落，因此，变革体系的代价就会太高，再加上当时的秩序是保守主义占上风。苏维埃政权在1989年到1991年间的解体，带来了有利于美国的戏剧性的力量转变，这可能会增加体系变革的吸引力。然而，大多数的观察家认为单极格局仅仅出现在一个“瞬间”，因此就并不需要为之作出长期的体系行动规划。

不过，到2000年末，大多数学者认识到单极格局一时还不会变化，但美国的体系行动主义（systemic activism）问题仍然被忽视。这种疏忽来源于两个流行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任何改进该体系的努力要么是徒劳，要么就是代价高昂，或者两者兼有，这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体系对力量实践的约束。以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例，他强调美国需要“通过彼此同意的规则来运作”⁴²，以及“美国越愿意在制度约束范围内行动并依赖他国，就越不可能有国家寻求制衡美国或是建立一个敌对的国际秩序”⁴³。第二个假设用罗伯特·杰维斯的话说是，“当前的国际体系尽管并不尽善尽美，但肯定是令人满意的”⁴⁴。这些假设认为即便单极格局会长期存在，美国改进体系的努力也会入不敷出。如果行动没有任何意义，那么保守主义就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国际关系学者已经不愿解决体系变革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他们转而建议美国做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并“寻求维持现行的国际体系”⁴⁵。

本书揭示了隐含在保守主义之下的第一个假设是没有依据的。正如我们表明的那样，对美国安全政策的体系约束并没有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而增强；没有理由期待在未来20年内，外部约束会对美国改进国际体系的努力形成有实际意义的阻碍。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作为保守主义根源的第二种假设也很成问题，应该进行商榷。本书的终章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那就是开始认真讨论改进体系的潜在安全利益。这样的商榷既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益的指导，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单极体系下的真实安全环境，以及美国的决策者们对此可能会如何回应。

我们的分析的最后一个长期政策问题是单边主义的代价。⁴⁶国际关系学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单边行动是代价高昂的，特别是对今天的美国而言。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的警告——“对一个‘超级大国’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单边主义的诱惑更危险”⁴⁷——就属于典型的学术评估。普遍的论点是，单边主义的代价之所以高得惊人，是因为它增强了体系约束，包括：更强的制衡美国力量的努力、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合法性的降低，以及对美国声誉的败坏——这会对国际机构内合作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对美国而言，体系约束总的来说并无效用，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学术界对单边政策的高昂代价的共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边主义是明智的。任何政策都可能是明智或不明智的，美国奉行的许多具体单边主义政策无疑堕入后者。核心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简单地判定存在一种所谓单边主义导致的“普遍意义上的代价”，而罔顾其实质内容。本书的研究成果显示并没有这样的“代价”，哪怕学者们总是习惯性地、煞有介事地对它们进行阐述。我们重申，我们并没有倾向于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采取单边主义，抑或认为应该更多地采取多边主义。我们的研究要揭示的是，多边主义行动的收益依赖于自身特定的政策内容，而非那些据称是“普遍意义上的单边主义代价”的东西。分析人士必须区分走过场式的单边政策批判和有实质内容的批判。我们不能忽略对特殊情况下单边行动的收益的思考，因为根据大而化之的一般性推定，体系的刺激必然导致这类行动代价高昂且不切实际。

这三个问题反映的政策内涵在根本上体现了一点：无效的体系约束意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仍然有灵活的选择余地，这大大超出了学者的普遍认识。国际关系学者现在明显不大谈美国在这三个政策问题上应该如何选择，但这方面的声音必须被听到。正如我们在本书终章中所强调的那样，尽管国际关系学术界现在还不能为最优选择提供太多指导，但并不意味着情况会永远如此。更确切地讲，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

本书结构

我们研究的范围和我们斟酌的理论一样广泛。它包括纯理论的批评、对当代和历史案例的调查，以及对数据资料的谨慎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展出并评估了自己关于平衡、全球化、合法性和单极世界内的制度化合作如何运行的理论观点。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剖析“平衡”（balancing）这一在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内部最突出的命题。平衡命题有两个分支，分别是力量平衡（balance-of-power，也即均势）理论和威胁平衡（balance-of-threat）理论。第二章讨论力量平衡／均势论，它预测国家将努力防止霸权崛起。当学者们围绕该命题在历史实践上的真实性展开争论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它对今天美国面临的约束的涵义：即使如该理论所预言的那样，一个潜在的霸权需要关心制衡性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已经牢固确立的霸权也当如此。事实上，我们认为，一旦一个国家突破了能力配比的临界，该理论的因果关系就逆转了。

第三章评估来自威胁平衡理论的约束论点。运用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比起力量平衡理论所预计的制衡（counterbalancing），单极体系下的动态平衡会运行得更加巧妙，至少在初始阶段是如此。尽管在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探讨中，这一观点被引用最多，但它还没有受到替代性解释的实证检验。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次检验，并发现那些被分析人士视为平衡措施的行动，事实上都可以通过威胁平衡理论之外的因素得到更好的解释。

第四章的主题是关于一个自由主义的关键性论点，即经济相互依赖（economic inderdependence）的加强使得美国安全政策受到的约束增多。这一论点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陷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难题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庞大影响使得他国对美国的依赖超过美国对他国的依赖。正因为占据了这样的一个领先位置，美国可以在通过全球化获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无须担心其他国家会利用经济手段约束它的安全政策。这样一来，尽管体系约束被广泛认为是强条件性的（strongly conditional）约束——参照前文对此的定义——但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无效的。第四章还评估了一些更具一般性和间接性的机制，经济相互依赖可能会通过这些机制约束美国的安全政策。我们发现，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可能既不会改变其他国家约束美国政策的能力或者偏好，也不会引发非国家行为体的约束行动。

第五章讨论制度主义的论点，即，如果美国不在维护其多边主义声誉（reputation）上大力投入，制度秩序就会受到威胁。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个核心论点依赖于一个对声誉生效方式的假设，该假设本身不仅在理论上难以令人信服，在实证上也缺乏证据。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声誉的替代性概念，它建立在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且符合实证记录。我们由此发现，基于声誉的约束并没有效力，按现有的制度主义知识来看，这种约束也不是强条件性的。

第六章分析了建构主义关于约束的关键论点，该论点涉及合法性（legitimacy）。我们提出了削弱建构主义论点说服力的几种思路。通过回顾那些据称美国曾为之付出声誉代价的关键情节，我们证明了建构主义所假设的约束实际上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合法性既能限制力量使用，又能促进它的实现，而力量也构成合法性的能量来源。美国需要合法性，但这一需要对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是有条件的弱效约束，而并不像建构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有条件的强效约束，甚至是结构性的约束。

最后一章讨论本研究的两个主要政策意义。比起维护现有的理论，国际关系学者特别需要投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以应对2003年后美国对外政策所遭遇的逆转与挑战。为了解释加诸美国安全政策的约束的性质，学者必须从聚焦于外部环境的传统思维中脱离出来，转而检验其他类型的因素。分析人士也需要思考美国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变革国际体系，以服务于自身的长远安全利益。关于美国大战略的辩论需要考虑一种新的替代选择，即利用美国杠杆重塑国际制度以及合法性与经济全球化的标准。

注释

1. 很多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都强调了这一点。政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注意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崛起为一个无敌和空前的全球超级大国。在近现代历史中还从未有一个国家能对它以外的世界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参见“Is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in Declin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2003）：533。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强调：“一个统计人员可能需要经历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才能编列出美国占领导地位的问题领域的列表……在我看来，欧洲或中国没有必要出手破坏美国的优势，或者期盼着这份优势消失。这就好像是在伦敦动物园的猩猩和猴子群当中，有一只500磅的大猩猩一样。”参见“The Eagle Has Landed: The New U.S. Global Military Position," Financial Times，February 1，2002。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则断言：“即使是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帝国也不曾享有美国这样无敌的卓越地位。从军事到经济，从科学到技术，从高等教育到大众文化，美国都在全球实践着无与伦比的支配性权力”。参见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1），17。

2. 可参考Michael Cox，“Empire, Imperia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2004 ）；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Stephen Rosen，“An Empire, If You Can Keep It，” National Interest 72（2003）。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和詹姆斯·林赛（James Lidsay）记述了在2003年5月之前的6个月内，“美帝国”（American empire）这个修辞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超过1 000次，参见“American Empire, Not ‘If’but ‘What Kind’，”New York Times，May 10，2003。

3. “疲劳的巨人”这个比喻来自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用于描述英国在1902年的战略处境。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借用了这一说法来引出他的论点：“美国现在就是一个疲惫的巨人。”参见“Stagger On, Weary Titan: The US is Reeling, Like Imperial Britain after the Boer War—but Don‘t Gloat，”The Guardian，August 25，2006。

4. Robert Jervis, "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Washington quarterly 29 (2006):7.

5. 就如内德·勒博（Ned Lebow）强调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体起初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这些外部刺激针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作出奖励或惩罚，它们或者间接地通过一套自然选择过程，或者直接地通过影响行为体对代价的估算，来达到塑造行为体的目的”。勒博注意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方法都把重点放在环境所创造的约束和机会上”，这种强调同样也影响到他所说的“温和的建构主义”叙述，比如亚历山大·温特的论述。在勒博看来，温特认为“行为是被外部的刺激和制约塑造的”。参见Richard Ned Lebow，“Reason, Emotion, and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Politics 42（2005）：42。

6. 尽管我们将现有学术研究的总和称为传统知识，但学者们迄今还只是专注在各自的论点上，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这些分散的论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普遍的命题，即主导国家能力的增长并不会导致支配力和影响力的相应提升。

7. 这一类特定的文献反过来又可以被放在一套更广泛的文献中，用于验证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相关文献可参考Dan Reiter and Allan Stam，“Democracy, Peace, and War，”in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ed.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Witt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2006）。

8. 可参考Peter D.Feaver and Christopher Gelpi, Choosing Your Battles: America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Use of For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Steven Kull and Ramsey Clay，“The Myth of the Reactive Public: American Public Attitudes on Military Fatalities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i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Force，ed.Phillip Everts and Pierangelo Isneria (London: Routledge, 2001）。库尔和克莱注意到，“影响公众反应的决定性要素不是美国的利益是否涉及其中，而是行动是否被认为有可能取得成功”，参见Kull and Clay，“The Myth of the Reactive Public，”205。

9. 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如果预计会发生大量的伤亡，美国公众对特定军事部署的支持度会较低，并且，如果美军在部署之后的伤亡数增加，公众的支持水平同样也会下降。关于这一点，请参考Adam Berinsky，“Assuming the Costs of War: Events, Elites, and American Public Support for Military Conflict，”MIT Working Paper, April 2005，见http://web.mit.edu/berinsky/www/war.pdf（consulted September 19，2007），2—3。相反观点参考Christopher Gelpi, Peter Feaver, and Jason Reifler，“Casualty Sensitivity in the War in Iraq，”paper presented at the Wielding American Power Working Conference, Duke University, February 7，2004。作者的结论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公众将继续支持军事行动，即使行动会带来相对较高的人力成本……公众乐意接受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前提是行动会胜利。美国公众是‘纸老虎’——一个看上去很有力量、却会在伤亡数字面前倒塌的幻象，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过事实上这是一种流行印象。”见“Casualty Sensitivity in the War in Iraq，”3—4。

10. 对这个问题的最佳分析来自贝林斯基（Berinsky）的《战争的代价》，他总结道：“精英的话语模式决定舆论对战争的意见的性质。当政治精英们对干预有不同意见，公众也同样会出现分歧。但是，当精英们对政治现实达成共同看法，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公众便会提供给他们很大的发动战争的自由。”参见Berinsky，“Costs of War”，1—2。

11. 可参考Bruce Jentleson and Rebecca L.Britton，“Still Pretty Prudent: Post-Cold War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J 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2 （1998 ）；Eric Larson，“Putting Theory to Work: Diagnosing Public Opinion on the U.S.Intervention in Bosnia，”in Being Usefu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d.Miroslav Nincic and Joseph Lepgol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12. I.M.Destler and Steven Kull, Misreading the Public: The Myth of a New Isolation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99).

13. 可参考Richard Brody, Assessing the President: The Media，Elite Opinion，and Public Support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Richard Brody，“Crisis, War, and Public Opinion: The Media and Public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in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Public Opinion，and U.S.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ed.Lance Bennett and David Paletz(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4. Douglas Foyle, Counting the Public In: Presidents,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 这种倾向贯穿在各个理论学派中。可参考Robert 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005）；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Interests，an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ristian Reus-Smit, American Power and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Polity Press, 2004）；Kenneth N. 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2000）；and Lisa Martin，“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fter the U.S.-Iraq War，”in The Iraq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Thoughts of Nobel Peace Laureates and Eminent Scholars，ed. Irwin Abrams and Wang Gungwu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3）。

16. 参考Torbjørn L.Knutse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相关讨论可参考Helen Milner，“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1998）；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Michael Horowitz, Rose McDermott, and Allan Stam，“Leader Age, Regime Type, and Viol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9（2005）。

18. Kenneth N.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1993):77.

19. 例如，1991年至2001年间，均势理论的主要学术文献的引用量高于冲突研究领域的其他所有主要命题，包括民主和平论。参考D. Scott Bennett and Allan C. Stam, The Behavioral Origins of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20. Mart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365, 369.

21. Ikenberry，“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in Decline？”535.在这个问题上，戴维·A.莱克（David A. Lake）认为，“在两极体系下，与苏联的竞争限制了美国的随意性。今天，美国接受了那些对它利用他国的能力构成限制的制度的约束”。参见“Beyond Anarchy: The Importance of Security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2001）：159。

22. Reus-Smit, American Power, 41.

23. 特别参考Bruce Cronin，“The Paradox of Hegemony: America‘s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N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7（2001）；Reus-Smit, American Power；Lebow,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

24. 可参考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John R.Oneal and Bruce M.Russett，“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1997）；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2nd ed.（Glenview, Ill.：Scott, Foresman, 1989）。

25. 可参考Jonathan Kirshner，“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Harvard University, November 14—15，2003； Stanley Hoffmann，“Clash of Globa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81 （2002）；Theodore Moran，“Defense Economics and Security，”in Grave New World: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ed.Michael Brown （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Audrey Kurth Cronin，“Behind the Curv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2002—2003）。

26. Jack Snyder, "One World: Rival Theories,"Foreign Policy 145(2004):53.

27. 参考注释2，大量研究将美国描述为帝国。关于“帝权”，参考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关于“一超多强”，参考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 78（1999）。

28. 我们在这里延续了权力理论的基本划分，特别参考David A.Baldwin, Paradoxes of Power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29. 在对“力量”概念的使用上，我们仍然同意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为其下定义时指出的：“拥有行使权力的手段并不意味着有力量。”参考“Power and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Millennium 33（2005）：478。此外，通过将作为资源实力的力量和作为达成目的能力的力量并列，我们意识到还有很多其他将“力量”概念化的途径。这些途径中有很多（尤其是与卢克斯和米歇尔·福柯的著作相关的）已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传播。想对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有初步了解，可参考Stefano Guzzini，“The Concept of Power: A Constructivist Analysis，”Millennium 33（2005）。

30.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131.

31. 有学者对“极”的研究文献作了全面的回顾评论。参见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Polity Press, 2004）。

32.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1999); Wohlforth, "U.S.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in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ed.G.John Ikenberr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33. David Wilkinson, "Unipolarity without Hegemon,"International StudiesReview 1, no.2(1999):141—172; Birthe Hansen, Unipolarity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t.Martin's, 2000); Stuart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4. 国际关系研究缺乏关于约束的一般理论。我们在这里形成的对约束的理论认识与我们所考察的各个主要理论流派的命题范围是一致的，这也使得我们的评估成为可能。

35. 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Christopher 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2006）；John Mearsheimer，“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Foreign Affairs 80（2001）。这类观点的最极端版本认为美国应该完全从其海外军事义务中撤出，参考Eugene Gholz, Daryl Press, and Harvey Sapolsky，“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1997）。

36. 参考Robert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Joseph S.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Stephen Walt，“Keeping the World Off-Balance: Self-Restraint and U.S.Foreign Policy，”in Ikenberry, America Unrivaled。

37. 参考Bradley Thayer‘s contribution in Christopher Layne and Bradley Thayer, American Empire: A Debate （New York: Taylor and Francis, 2007）；Michael Mandelbaum, The Case for Goliath: How America Acts as the World‘s Gover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Rosen，“An Empire”。

38. 参考Pape，“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39. 错误混淆我们作品的性质的例子，参见Layne，“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37。

40.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2.

41. Ibid., 24.

42. G.John Ikenberry, "Strategic Reactions to American Preeminence: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Unipolarity," manu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 July 2003, 4.

43. G.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Transitions, and the Western Order," manuscript, Princeton University, December 2005, 33—34.

44. Jervis, "Remaking of Unipolar World," 7.

45. Ibid.

46. 接下来的段落中会涉及关于单边主义代价这一论点的完整论述，提出它的文章是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Case against Unilateralism，”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2005）。

47. Hoffmann，“Clash of Globalizations，”3.要了解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处理方式，可参考John Ruggie, 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