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秦汉时期包括了秦(前221—前206)、西汉(前206—25,含新莽、玄汉)和东汉(25—220)三个历史阶段,前后共计441年。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全面确立并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标志着古代中国的“帝国时代”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在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历史上,这一时期同样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前承先秦兵学的成就,下启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五代兵学的方向,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嬗变演进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给中国兵学文化打上“大一统”、绝对专制“帝国时代”的深深烙印。
秦汉时期,社会生产力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全建立得到继续发展,铁制农具被广泛使用,冶金技术和手工业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改进。当时的主要兵器,如刀、剑、矛、戟等,已普遍由钢铁制作而成。一些不太适应当时作战需要的兵器,如戈、殳、钺等则逐渐被淘汰,其中有少数(如斧、钺)通常只被用作体现军权的一种象征。弓、弩等射远兵器的性能得到进一步改良,射程更远,命中率提高,杀伤力增强。至于甲、胄、盾等防护性兵器,也较之先秦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材质,还是制作工艺,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与提高,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实战的需求。[1]近现代英国军事学家富勒指出:“新式武器的投入使用不能不引起条件的变化,而条件的每次变化又都会要求军事原则应用的变更。”[2]这个一般原理,同样也可以用来观照与印证秦汉时期的兵学发展历史。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得以强化与巩固的大趋势相一致,秦汉王朝建立了全国性统一的军队,并将它牢牢地置于独裁性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协助皇帝负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官吏,秦和西汉初期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期又重新改为太尉。他们完全秉承皇帝个人的意志管理军队,只有带兵的权力而没有调兵的权力。发兵权、统兵权、指挥权开始三分,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并初步实行了监军制度。[3]春秋时期那种个人所有的“私属”武装力量,到这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难觅踪影了。
秦汉时期的军队一般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防兵三个基本系统。京师兵即中央军,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是当时军队的主体。地方兵分置于郡县,由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统率,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则由中央统一调遣。西汉初期,诸侯王国拥有军队,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专制集权明显强化,朝廷明确作出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4],从而将王国的官吏包括军事长官(中尉)的任命权全部收归朝廷,随后又规定诸侯王国不得修缮武备,不准练兵,使王国军队被完全纳入郡县兵的体系之中。东汉时期“罢郡国兵”,取消了地方兵系统。边防军主要负责边地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东汉后期,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5]
秦汉时期,步(材官)、骑(骑士)、车(轻车)、舟(楼船)等几大兵种的构成日趋合理和成熟。汉武帝之前,兵种建设实行车、步、骑并重的做法,具体地说,在秦代与西汉早期,骑兵的功能尚不十分显著,在军队作战中,它主要是配合车兵与步兵作战,即《六韬》所说的“军之羽翼”而已。但是,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这种情况渐渐起了变化,当时的骑兵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渐趋繁荣,尤其是马政建设的推进,汉武帝为了适应全面反击匈奴的迫切需要,更加积极地发展骑兵部队,从而使骑兵一跃而成为军队的最主要兵种。车兵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战车通常只发挥屏障性的防御功能,其地位基本上为骑兵所取代。舟兵(水军)在当时也有所发展,由于造船业的渐趋发达,秦汉两代都十分注重舟师即水军的建设,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水军体系,它通称“楼船”,往往用于南方水泽江河湖泊地带的作战。步兵依旧是重要兵种,遍置于全国的各个郡县,在整个军队的数量上占绝对多数。[6]
秦朝的兵役制度基本上沿袭战国时的郡县普遍征兵制,西汉时期也主要实行征兵制,成年男子一生中按规定都要承担不同期限的兵役和劳役。秦汉时期还经常谪发罪犯或奴隶为兵,称为“谪戍”。募兵制在西汉时只小范围推行,到了东汉,由于豪强地主势力对人口控制的加强,郡县征兵制趋于衰微,难以为继,募兵制被广泛推广,遂成为当时兵役制度的主要形态。进入东汉末年,地方州郡的主事者利用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广为募兵,培植私人武装势力,从而酿成了群雄并起、征战无已的割据局面。[7]
秦汉时期战争频繁,其中统一战争、民族战争依旧占据着战争的主流。当时比较著名的战事有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战争、汉与匈奴的战争、刘秀统一全国战争、东汉中后期汉羌战争、黄巾起义战争、汉末军阀混战等等。这中间,值得特别重视的是以汉匈战争为代表的民族战争,它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两大文明圈互相冲突并逐渐趋于融合在军事上的体现。中原王朝在战争中的胜利进一步确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本质属性,扩大了中华文明的辐射圈,拓展了疆域,维护了统一。另外,还值得我们充分加以注意的是,当时战争的战略作战轴心开始有了转变,两汉以降,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崛起对中原农耕民族的生存构成新的重大威胁,这种冲突与威胁通过持续不断的汉匈战争而暂时告以终结。从此之后,中国上古以来的东西较量遂逐渐让位于南北冲突,中国政治与军事的战略轴心也随之发生根本的转折,即变东西抗衡为南北角逐了!
在这一时期以前的战争,其战略作战的轴线一般为东西方向,其具体战役行动均环绕这一主轴线而展开。比如,公元前230年开始的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就是从西部发动,首先灭韩、并魏,完成了东渡黄河的战略展开;然后左翼朝东北方向平赵、灭燕,右翼则指向东南方的楚国;而最后的进攻方向则是一直向东,指向位于胶东半岛的齐国,从而达成了翦灭群雄、统一全国的终极战略目的。
公元前206年开始的楚汉战争,刘邦首先从巴蜀、汉中进入关中地区,夺得形胜之利,然后出函谷关,兵锋东指,直逼江淮地区的彭城(今江苏徐州),沿河南荥阳一线与楚军进行东西方向的对峙;同时左翼韩信所部东渡黄河,攻魏、破赵、下燕、灭齐,沿东北方向实行战略出击;右翼则以秦岭山脉为依托,沿东南方向出武关,直拊楚军的左侧背;而最后与楚军的决战则仍然是在河南、山东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发生的。[8]
但是,也就是在秦汉时期,这种情况在悄悄发生重大的变化。战争战略作战的轴线不再完全是东西方向,而是逐渐变为了南北方向,并且大多为自北向南的进攻;作战地区也不再仅仅集中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而是同时开始聚焦于淮河、汉水和长江中、下游地带了。这一变化最初开始于汉武帝统治时期,但其转型的完成应该是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战略作战方向,基本上变成了自北向南的进兵或自南向北的攻击。从这个角度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战争行动中战略作战轴线的转移,的确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另外,秦汉时期还诞生了新的战争种类,即农民起义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战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农民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沉重打击了暴政,有助于协调国家内部的复杂阶级关系,但同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考察,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类战争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社会经济破坏等后果。
秦汉时期的作战艺术也有了新的提高,其中比较显著的标志是野战阵法有了一定的改进,春秋后期在“三军阵”基础上形成的“五军阵”的运用更趋成熟。垓下之战中,韩信就是针对项羽骑兵机动性强、攻击凌厉,而以坚固的“五军阵”彻底击败骁勇善战、不可一世的项羽大军;井陉之战中,韩信立足兵法原则又超越兵法教条,突破传统的“右倍山陵,前左水泽”的樊篱,“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深入险地,背水布阵,大破敌手,翦灭赵国;漠北汉匈双方的战略大决战中,卫青攻打匈奴单于主力时以“武刚车”衔接为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9],运用车、步、骑协同作战大破敌手;河西之役中,霍去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不拘泥于常法,越远迂回,长途奔袭,出击匈奴,大获全胜,均反映出卓越、高超的作战指挥水平。与阵法进步相联系,当时军队的机动性也明显增强,日行军速度有高达160里者,这是过去日行军为一舍(30里)的速度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像包围、伏击、奇袭、正面攻击、侧翼突击等野战战法,山地战、河川战、丘陵战、丛林战、荒漠战、夜战、火攻、水战等特殊条件下的战法,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其指挥艺术也有了新的进步。[10]而战争实践的锤炼,使得这一时期名将辈出,涌现了王翦、王贲、蒙恬、项羽、韩信、彭越、英布、周亚夫、霍去病、卫青、李广、赵充国、刘秀、耿弇、邓禹、寇恂、马援、窦宪、皇甫嵩等一大批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和优秀将领。
秦汉时期的兵学思想与先秦时期兵学兴盛局面相比,略显沉寂。当时的兵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的有关“论兵”章节和兵书《黄石公三略》之中,同时也在韩信《汉中对》、张良《下邑对》《荥阳对》、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王符《潜夫论》以及桓宽《盐铁论》等相关篇章中得到反映。虽然这一时期成型与流传的兵学著作数量有限,但是仍在兵学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突出表现为:一是对先秦至两汉的兵书战策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和分类;二是适应儒学独尊和学术兼容的社会思潮,强化了兵学文化综合融汇的趋势,出现了初步的兵儒兼容与合流的倾向;三是受“大一统”政治环境的制约,兵学理论的主题发生变换,由“争天下”“取天下”逐渐地转变为“治天下”“安天下”,秦汉时期的作战指导理论研究与学理阐释相对弱化,而更注重于治军理论的探讨与阐发,尤其是关注如何妥善处理君主与将帅之间的关系问题;四是时代感强烈,立足现实,注重实用,讲求效益,成为这一时期兵学文化的显著特色,兵学多具有可操作的性能,如兵种合理配置、军事专业性操练、屯田、边防思想的阐述受到不少军事家与思想家特殊的重视和深入的讨论。[11]概括地说,秦汉兵学文化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一时期的兵学家在他们具体的军事活动中创造发明甚多,但对其丰富内涵进行理性总结与抽象提炼相对较为单薄,换言之,秦汉时期的兵学理论呈现出实践性突出而理论精细化滞后的显著特点。
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富勒曾经这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我曾说过,学员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就可看出,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只需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就会认识到,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定的。……无论军队是由徒步步兵、骑兵,还是由机械化步兵组成,节约兵力、集中、突然性、安全、进攻、机动和协调等原则总是适用的。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12]这是从时间的角度说明军事学基本原则的永恒性、稳定性。秦汉时期的兵学,虽然在不少方面已不同于先秦兵学,但是,“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13]。万变不离其宗,两个时期的兵学所关注的基本核心问题,如重视将帅、灵活多变、集中兵力、以攻为主、重视精神因素及士气的振奋等等,可以说是旨趣一致、异曲同工,从本质上说,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这种一致性与相似性,毫无疑问,是要远远胜过所谓的“差异性”“特殊性”的。我们应该充分地看到秦汉兵学与先秦兵学两者之间的传承性与同一性,看到它们之间的血脉相连,从而更好地认识秦汉兵学中那些超越时空的价值,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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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有关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霍印章:《秦代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5—70页;陈梧桐等:《西汉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0—105页;黄今言等:《东汉军事史》,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2—212页。
[2][英]富勒著,周德等译:《装甲战》,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3]参见霍印章:《秦代军事史》,第60—61页。
[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
[5]参见徐勇、张焯等:《简明中国军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6]参见陈梧桐等:《西汉军事史》,第9页。
[7]参见黄今言等:《东汉军事史》,第167—169页。
[8]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形篇》,中华书局,1977年。
[10]参见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第62页。
[11]参见黄朴民:《两汉兵学的发展及其特色》,《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
[12][英]富勒著,周德等译:《装甲战》,第15页。
[13]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三《氾论训》,中华书局,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