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度文化的统一
秦汉时代“大一统”精神的弘扬与践行,其次反映为制度文化上的统一。这在秦代,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机制乃至统一一般的社会风尚习俗等举措:“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50]。因此,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还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51]两汉时期也是制定和实施统一的赋税徭役制度、统一的军事制度、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中央与地方行政体制、统一的选官任官制度、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时代。这方面的努力,自刘邦创建西汉王朝时即已开始:“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52]经过数十年的整合、发展,这种制度文化上的统一,在汉武帝时期基本达到了高度成熟的形态,即如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53]两汉以降,这种制度文化上的统一,始终为当道者所汲汲追求的根本目标。(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