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杂糅和战争推动了民族间的不断融合

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而言，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互的竞争与互动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是这种竞争与互动的剧烈期。就兵学而言，秦汉以前，战争主要在汉民族内部进行，以黄河以北为界、函谷关为中心呈东西对立的格局。少数民族偏居塞外，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并未触及根本，也不具有持续性。东汉末年，边疆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内迁，“下迄晋初，不惟塞下诸郡尽为戎居，即关、陇、汾、晋亦多胡踪”^[7]。内迁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被胁迫，或主动参与到割据战争中来。三国时期，公孙瓒与袁绍都曾利用过北边的少数民族骑兵，曹操更是利用征讨乌桓得来的骑兵南征北伐。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后，一些少数民族趁机建立各自的政权。由此，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一是汉族政权与各边疆民族政权，以及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在农耕文明与草原部落文明的碰撞与交锋中，产生了巨大的张力；二是在这种张力的影响下，在长期的接触与杂糅互动中，少数民族的汉化与汉族的胡化同时进行，以前者为主流。这既为传统的兵学思想注入了新生机，更是不断夯实了民族融合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