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跋：大悖论
何为伟大的人生？难道青年的思想只能被中年否定？青年着眼未来，目光炯炯，眼神坚毅，心中宏图待展，为未来打下基础；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做的，就是不断接近我们的初心。
——阿尔弗德雷·德·维尼《散-马尔斯》
当一位政客开始为下一代人考虑而不是为下一次大选考虑时，他便成为一位政治家。
——温斯顿·丘吉尔
2020年在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的火光中迎来了开端，并在一片充斥着对疫情的担忧、经济衰退以及社会动荡的黑暗中走向尾声。
1月，澳大利亚严重的森林大火成为世界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大火迫使数十万惊慌失措又无能为力的居民撤到海滩上避难。[1]媒体给这场堪比世界末日的灾难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猛兽。而这头猛兽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暖紧密相关。
2020年下半年，由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席卷全球，这次疫情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这场健康“海啸”和气候“海啸”虽不尽相同，却有相似之处，且相互影响。
目前人们还在广泛讨论新冠疫情的源头，但确认病毒的发源地至今仍是一个难题。这一直径只有发丝千分之一的病毒有可能是通过蝙蝠和穿山甲传染给人类[2]，并在2019年末到2020年初短短几个月内席卷了五大洲，给几乎所有地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严重后果。在新冠到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人类也曾经历过其他致死性传染病。但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规模小，各国之间的交流也远远不如今天这般活跃。如今，动物与人类栖息地的重叠成为这场疫情的导火索，同时，这场疫情也与森林砍伐、城市化、工业化畜牧养殖业的发展以及动物贩卖息息相关。毕竟病毒不能自行传播，所以总的来说，这次疫情的暴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病毒出现并由动物传染给人类；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人们的出行具有频繁、高效、普遍的特点。如果用一个合适的词来总结，新冠病毒实际上是一群“国际偷渡者”。
诚然，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在短短几周内便席卷全球，迫使大部分国家采取应对措施。然而，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实是气候失调这一根本变化，其灾难后果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气候变化会给大自然带来极大的伤害，不仅是人类，其他生物也同样会受到影响。这一影响需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甚至会威胁地球上的生命。然而，在必须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各国却并没有积极响应。全球变暖出现于19世纪末，由于工业化发展和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这个现象在20世纪进一步恶化，但它并没有停下步伐。21世纪初期，全球变暖愈演愈烈。如果气候变化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数以亿计的女人、男人、孩童和其他生物的家园将不再宜居。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危机，而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中长期来看，气候变化的后果会比目前新冠疫情的影响更令人生畏。单从公共卫生领域来看，相比于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对我们影响更深。另外，伴随着气候失调出现的森林砍伐现象、全球变暖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病毒和细菌，都增加了传染病和大流行病发生的风险。
如此看来，我如何能不为这种巨大矛盾的存在而感到震惊？新冠肺炎危机在短短几周之内便促使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采取空前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涵盖公共健康、社会、经济、财政以及居民出行等多个方面，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然而，如果我们从人员伤亡、经济、社会、环境损失等方面做比较的话，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但面对这一根本没有“疫苗”可以防治的“红碳”威胁，无论是地方、国家抑或是国际上至今都未采取足够的措施予以应对。同时，一些正当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甚至引起了相关民众的敌对情绪。因此，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一巨大矛盾，或称之为一场“大悖论”，并继而克服它。为此，我们应明确指出国际社会、国家政府、民间社会亟须落实的重大转型策略以及转型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源。
那么阻力来自何处？面对这两大揭露人类脆弱性的全球危机，两大理应促使世界采取行动的灾难，民族主义者却通过激烈行动对我们进行不断打击。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防疫战略不够协调且时常不够可靠，这时民族主义便显露踪迹。面对此次健康危机，各国卫生体系纷纷响应，但在民族主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各国卫生体系却只能发挥出其最低限度的响应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应该去打击民族主义。再说到气候变暖问题。这一同样不分国界的危机需要所有国家同心协力共同应对，但是，任何国家可能都会抱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我不再为应对气候变暖出力，也能坐享其成，直接享受他国的努力成果。抱有这种想法的国家领导人试图让自己的国家“搭便车”，也就是不付出努力，但同时从他人的行动中获益。无论是否宣之于口，在气候领域，民族主义便是期望能够摆脱全球共同签署的《巴黎协定》的束缚。
总的来说，民族主义也伴随着短期主义。各国面对新冠疫情的准备措施良莠不齐，例如在口罩配备、核酸检测设备、重症监护室床位、医护人员队伍部署等方面均有体现。这种对疫情严重程度预见能力不平衡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短期主义这种鼠目寸光的思想也体现在气候方面。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往往需要立即投入精力和财力，但这些投入却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看到回报。不论是对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来说都是如此。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却推崇急功近利和博人眼球。而这种深深扎根的时代特征构成了短期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目光短浅的思想也在媒体政治和日益壮大的社交网络影响下不断加深。这里我提到的短期主义或目光短浅有时甚至可以被称作盲目，但倘如我们保持盲目，又如何肩负起对后代的责任？在此情况下，即便我相信这些政治领导人们拥有良好的预见能力、决策能力以及耐力，我也必须承认，面对气候变化没有几个国家领导人能真正做到在其位而谋其政。
面对民族主义和短期主义这两个强敌，仅仅拥有诚意和长远目标还远远不够。对所采取的行动抱有怀疑或者直接选择无动于衷则影响更甚。全球生态危机的特殊性始终存在，而捍卫巨大经济和财政利益的行动却没有奇迹般停止。尤其是，比起全球变暖产生的广泛而普遍的后果，公众舆论更惧怕新冠肺炎带来的生命威胁。为了取得进展，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每个个体和全社会必须一同行动，制定一个能够最大程度联合更多国家、决策清晰、成果明确的战略规划。但政治领导人们必须首先做出表率，因为他们不正是我们口中的“负责人”吗？要肩负起责任，难道不应该由他们率先给予回应吗？
关于如何应对气候问题，自2015年起，《巴黎协定》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从现在起到2100年，全球气温上升不超过1.5摄氏度；21世纪中叶前实现碳中和；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所有国家为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做出承诺，减排目标按要求定期上调；最终完成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经济结构转型。所有国家均已签署该协定，接下来就应付诸行动。这里我想重提本书开篇引用过的戴高乐的名言，我们缺乏的，正是一种“精神面貌”。
在许多重要政治领导人身上，我们看不到为应对气候变暖所需的精神面貌。其中不仅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巴西总统博索纳罗（Bolsonaro）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Morrison），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元首，即使反复无常、装腔作势的美国总统也难掩他们缺乏决心、只将目光聚焦于大选的事实。同时，一些经济金融集团领导人也不具备这一精神面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及时对气候变化表达“个人关切”，而是当他们在决定投资或撤资的金额、时间以及去向时，往往缺少这一精神面貌。此外，不少公民也缺乏这样的精神面貌，他们虽然愿意做出行动，但却不知道具体该如何行动。尤其是那些眼下生活在困境中的公民，倘若没有得到良好的宣传和帮助，他们就无法采取有效行动，更无法考虑到长期损失。
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层面都表现出了向好的决心。随着时间推移和威胁升级，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展现出了更坚定的意志，我们应为此感到庆幸。但表现出这一积极意愿的参与者并不多，并且他们的意愿不够强烈，行动不够协调、不够迅速。这也是为何我在此前的章节中引用了诸多例证来说明采用以下三个应对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是义务、激励和评估。
义务，不管是行动的义务还是抽身而退的义务，在定义上都具有强制性，所以它鲜受赞誉。总的来说，义务体现出的是一种公权力，比如税收就是地方和国家执行公权力的常用手段。同样，在某些情况下禁止塑料制品和杀虫剂的使用也是公权力的体现。但这些“义务”绝不仅限于公共领域，私人投资机构也可自主选择停止投资煤炭行业转而优先投资可再生能源产业。若宪法条款规定，为保护环境，企业必须采取某种做法，法院（“义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可在不同情形下裁定企业的自由经营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
激励，无论是否采用这一手段，都会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转变成积极主动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惩罚手段，“碳定价”正是建立在这个逻辑之上。激励机制也包括鼓励人们骑自行车出行和居住环保节能型住宅，而不是为航空业或汽车行业提供财政援助，除非投资资金将用于促进“绿色航空”和清洁交通的发展。同时，该手段也能促使国与国之间进行谈判继而做出承诺。非政府组织和消费者协会为反对或鼓励某一特定做法、某一特定产品的使用所开展的运动，或是各企业、城市联合起来支持低碳、对有害环境的行为进行打击的倡议，都属于激励措施的范畴。这种激励策略是在一定条件下实施的（例如在国际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下），随着这种策略在人群和各行业间普及，它的覆盖范围也将变得更广。(https://www.daowen.com)
倘若不能定期、公开地评估通过义务和激励这两种手段所取得的成果，那么它们便称不上真正行之有效，然而目前实施过程中的最大缺陷便是缺少可靠的评估方式。这也正是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国家机构与国际机构、企业、工会和协会发起的倡议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倡议旨在对局势进行定期评估、建立成果指标并对评估结果进行公开，以便明确策略实施中存在的缺陷、取得的成果、遭遇的挫折和必须肩负的责任。
如果能在协商与对话后确认以上策略的实施办法，并通过持续的对话评估成果，那么这些策略便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时，推进有关应对气候变化方法的教育、培训以及普及工作也必不可少。人们目前为止还没有认识到，公共当局，特别是在国家层面，在气候变化领域采取的行动与在健康领域所采取的行动同样合理。所以，为公众普及相关信息以及直接动员公众舆论至关重要。我们曾在短短几周内全面普及防疫措施，那么针对气候变化，我们是否可以推广“防气变措施”呢？
面对眼下的健康危机和气候危机，各国领导人们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施行何种类型的复兴政策。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各国都在实施或应当实施大规模的复苏计划。我们是否应该暂缓应对气候挑战，优先应对新冠疫情？又或者，我们是否能够一举两得，同时应对这两大挑战？即使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的行动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其中一个领域采取协调且高效的行动，不但不会和另一个领域互相矛盾，反而相得益彰。这些措施必须也应该同时将健康、经济、社会和生态转型纳入考虑范畴，且必须特意将这些方面考虑进去，因为在这个时代，清洁能源领域的投入和许多其他领域的投资需求常常互相冲突。
2020年中，英国和法国中央银行行长在《卫报》上发表的一席话或许可以很好地总结今后要实行的复兴政策，他们说道：“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气候危机将成为未来的核心问题。不同于新冠疫情，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自我隔离’而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随后补充道：“这次的健康危机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重建经济，以应对气候变化。”简单几句话便道出关键。他们认为复兴计划相关资金应重点用于能源转型，例如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能耗住宅。相比于“棕色复兴”，我们更应着眼于“绿色复兴”。
复兴计划和发展模式应在中长期内满足以下几点要求。首先，在考虑国情和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战略调整，欧盟已经决定着手于此。其次，着力进行一些核心产业的迁移，并尽可能完成“价值链”的具体重组，以避免健康、能源、农业、国防等重点领域过度依赖地理条件。此外，要认识到公共服务行业及其从业者的骨干作用，并就此制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再者，面对各地区人民生活条件不平等现象，应从社会层面对相关政策进行进一步考虑，因为“受害者之间存在不平等”是公共卫生与气候灾难共同的基本特征。另外，应重视科研、教育、培训与文化方面的活动并加大相关资源投入，因为这些领域经常会沦为短期主义的牺牲品。最后，更具体来说，应投入大量资金用来促进经济发展和重建，推广低碳战略，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
根据以上要求，我粗略列出了一部分急需发展的领域：医疗服务、社会救助、教育、科研和培训、数字化基础设施、建筑物隔热、绿色出行、可再生能源、绿色农业、垃圾处理、城市规划、可循环经济等。无论是在公共卫生层面还是气候层面，这些领域都具有促进绿色、普惠、具有韧性且积极的重建工作的价值。
新冠疫情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一个经济体系，甚至是全球经济体系在短短几周之内陷入停滞，甚至完全停摆的可能性极大。所以，各领导人应主动采取气候干预政策，以避免在未来重蹈覆辙，甚至每况愈下。“红碳”威胁和新冠疫情是目前人类面临的两大灾难，但时至今日，比起气候变化，人们明显更惧怕这场公共健康危机。同样我们也需要改变这种想法。
谈到气候挑战，我坚信，即使如今为时已晚，但却绝不是无力回天。我必须指出，科学界针对“红碳”巨大危机所得出的一些观察结论、预测结果以及建议在今后都将是不争的事实。总的来说，尽管我们看到的转变还不够，但足以激励人心。虽然相关进程速度过慢且并不全面，但许多企业和政府都在积极调整财政政策[3]。以下便是广为人知的主要行动方法和行动领域：停止新建煤炭火力发电站；富裕国家为贫困国家提供技术和足够的资金支持；进行投资引导和碳定价（或是碳价格通道），以惩罚碳排放、发展替代能源并鼓励节约能源；全方位鼓励创新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各国制定包括具体措施的公正转型方案；通过《世界环境公约》，以明确并执行适用的法律标准以及相应的司法后果。针对“气候梦游者”，我们需要同时采取宣传、教育、激励、威慑、监管、施压等可能手段，如有必要，还须加以处罚。
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承诺也决定着我们是否能取得成果。而在广大人民中，青年的承诺是强大的，也可能是最强大的希望之源。我持此观点并不是因为受到了偏执又浅薄的年轻至上热潮的影响，我也绝不会将瑞典、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青年们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与尼日尔和孟加拉国的青年们的相混淆，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大不相同。但面对环境问题，大部分的青年有着相同的观点，怀揣共同的理想与愿景。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意义重大且充满希望。
理论上来说，相较于老一辈人，年轻人的寿命更长，所以他们也更有理由为10年、20年乃至50年后会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因此，就算对于环境问题警惕性最低的年轻人来说，可预见的气候变化危害便足以令其忧心忡忡了。第一批“未来一代”是他们。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们自身和未来后代的意义，以及，如果以后还能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的话，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将他人的生命置于险境”“面对深陷危险的地球袖手旁观”“承担起你们的责任，不要夺走我们的未来”，这些青年气候游行中的响亮口号及横幅标语或激烈，或幽默，带着看穿一切真相的力量，将他们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些通常被归结为“格蕾塔效应”[4]的青年气候行动不应该只得到恼人的负面评价，它们值得更好的评价。诚然，这些行动不应使用暴力。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行动的形式存在争议，或者因为这些行动未能带来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就判定他们并不具备参与行动的资格，因为人人都有自由表达权，而且这些青年行动也体现了人们深深的质疑与担忧。最后，青年气候行动会感染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以及整个社会。他们是在向国家、向国家领导人们呼吁，希望后者能够做出回应与承诺，采取行动，未雨绸缪，并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兼备勇气与坚韧。
青年们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反对”。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对于他们自身和其他人来说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社会和未来。一个每个人都能体面生活、自我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一个每个人都意识到，破坏自然就是自我毁灭的世界；一个存在优先于拥有，一个更加节能、公正，更加团结而不是更加孤立的世界。这些绝不仅仅是友善的梦想家或者“少数幸运儿”注重调和但回避问题的口号，而是为了表达广大年轻人真实的意愿。他们决定将这种憧憬付诸选择：接受何种培训、从事何种行业、进入哪家企业、采用何种消费方式、乘坐哪种交通工具、选择何种住房以及生活方式，等等。新一代青年已深知“红碳”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期待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并随时准备为之行动。
没错，“可能与不可能，一字之差却是两种精神面貌”。
【注释】
[1]这场森林大火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使我们陷入了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气候变暖使得森林火灾频发，随着火势变大，产生了更多温室气体，而温室气体又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现象……
[2]新冠病毒发源地及传播宿主尚无定论，各国科学家仍在研究、溯源，因此本段中提出的一些看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译者注
[3]著名的2020年1月达沃斯论坛邀请了750名企业领导和专家参会。参会人员对即将到来的10年表达了他们5点最大的担忧，而这些担忧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其中最首要的问题便是气候变化危机以及各位政治及企业领导人无力进行有效应对。
[4]瑞典少女格蕾塔·桑伯格鼓励气候方面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