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缘由与意义
普庵信仰,一种以宋代高僧普庵禅师为教祖、兼佛教、道教民间仪轨为活动内容的民间信仰,其源头可追溯到南宋时期,形成于元、明,盛行于清与民国,至今依然流行于赣湘闽粤台等地部分客家村落社会。普庵信仰是佛教正统仪轨的民间运用或流变,它滥觞于普庵的禅学思想,于明清时期发展成与民间道教仪轨并驾齐驱的另一种民间仪轨传统。普庵信仰的出现,是佛教民间化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其民间化的方式是强化仪式的社会服务功能,吻合民众对人生礼仪的需求与精神安慰的需求。普庵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化现象,在赣湘闽粤台部分客家村落社会的民众生活与人生礼仪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理应纳入宗教研究、客家学研究与民俗研究者的视野。
然而,对于这种有着较悠久历史且依然在客家社会生活中有一定影响的民间信仰现象,学术界的关注并不多,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已有的成果还缺少分量,系统综合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客家学研究与民间信仰研究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单薄成果与普庵信仰在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不相匹配。正是基于上述状况,笔者选择普庵信仰作为选题,围绕普庵信仰之形成、发展、现状展开调查与研究,揭开普庵信仰的庐山真面目,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个案,为佛教民间化或民间佛教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甚或理论启迪,也为客家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提供研究依据与资料参考。
二、文献综述
宋代普庵印肃禅师,兼高僧与神僧于一身,广被赣西北、闽西北、粤东北和台湾等地客家村落社会的民间仪式专家奉为祖师、古佛、法主。围绕着普庵禅师形成的民间信仰,大体滥觞于南宋晚期、元朝及明朝前期,到明朝中后期定型为以仪式宗教为特色的民间信仰香花教派之一支。普庵信仰的主要信仰者是一批自称佛门俗家弟子或俗僧的客家或有客家渊源关系的职业与半职业民间法事仪式从业人员。与大多数民间信仰供奉世俗英杰或超自然精灵有所不同,普庵信仰是以一代高僧作为其崇拜对象,以从事民间各种带有宗教特色的仪式活动为载体,呈现出“亦佛亦道、半佛半道的教派形态,可以称之为内佛外道或援佛入道的教派”[1]。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法国汉学家劳格文先生在从事闽西北客家传统社会研究过程中,发现普庵信仰在闽西北客家村落社会有一定的影响,之后与叶明生先生着手展开调查,并发表了论文。自那之后到如今(2019)将近30 年,普庵信仰逐渐获得了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一定数量的区域性的可喜成果。下文拟按照研究成果所涉及的区域视角与综合研究视角,进行逐一陈述。
(一)区域性研究成果
1.赣西北普庵信仰研究状况
普庵信仰的发源地在赣西北,在普庵祖师出生与弘法的区域,即赣西北湘赣边。九岭山脉横亘其北,武功山脉逶迤其南,山崇水秀,植被茂密,吸引了明末清初来自闽粤赣客家分布区的客家先民迁移居住。数百年过去,如今赣西北的万载县、铜鼓县、袁州区、宜丰县、靖安县、修水县与湘东北的浏阳县、平江县等地,依然生活着大量的客家先民的后裔。普庵信仰也主要以这一区域为活动范围。于此区域进行研究的学者有香港中文大学的谭伟伦教授与笔者本人。
(1)谭伟伦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谭伟伦教授在赣西北普庵信仰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于2007 年发表了《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一文,收入于他主编的《民间佛教研究》中。文中谭先生列有“普庵在赣西北”专节,详细叙述了他在铜鼓、袁州区、万载等地进行的普庵信仰状况调查,侧重于各地普庵信仰法事仪式经过及所用经忏科本的叙述,研究视野扩大到普庵信仰之祖庭、祖师老家及其家族、普庵禅师在民间的传说,体现出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尝试。[2]
2015 年10 月,谭先生参加由宜春学院主办的“禅宗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暨纪念慈化寺普庵禅师诞辰九百周年学术交流会”,提交了《赣西北的正一与普庵的度亡比较研究》。这是他在赣西北普庵信仰研究的专篇论文。作者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以铜鼓的普庵香花弟子法事与当地道教法事仪式进行比较,找出佛道仪式项目的“公约数”,认为“客家人的仪式专家虽然是佛教体系,有别于本地人的道教体系,可是,两类仪式专家之间却有密切关联。香花和尚均由道教法事授职”,他还借用劳格文就道教与香花法事关系的形象比喻,“它们俩是同一个‘主旋律’(recurrent themes)的不同演奏或演绎方法。”[3]谭先生从中国“度亡礼仪在宋以后不论是佛教或道教仪式,已经形成一个共同的仪式框架”,[4]从这一理论假设出发,开展跨宗教的比较研究,为普庵信仰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2)笔者的区域化系列成果
笔者从事赣西北普庵信仰的研究已历多年,主要以万载县、袁州区、浏阳县、铜鼓、靖安为研究范围。笔者第一篇研究论文《普庵禅师与赣西北万载客家醮祭民俗》[5]于2005 年发表,论文建立在对本区域万载客家社会普庵信仰的调查基础上,着重叙述万载县普庵信仰的播化区域、文化特色、仪轨状况等,并尝试从客家移民对当地禅宗文化的认同及客家移民精神文化之重建的这一视角,探究万载客家民俗文化与禅宗临济普庵禅师的渊源及内在联系。因为无论是赣西北,还是闽西北、粤东粤北、台湾等地,普庵信仰大都根植于民间客家人群聚集之地,以客家普庵信仰从业弟子或受客家影响的非客家从业弟子为核心,因此,从客家移民同当地本土文化的对接中寻找出普庵信仰对客家民俗文化的影响,自然应该是从事普庵信仰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值得持续深入地开展挖掘和探讨。
笔者随后发表了论文《普庵教与万载客家俗僧坛堂研究》[6],依然以万载县普庵信仰区域为调查范围,具体地介绍了万载县客家俗僧的分布与活动情况,并细致梳理了万载县普庵信仰各主要片区的坛堂状况及其历史传承。调查结果表明,万载县各地俗僧尽管皆宗奉普庵为共同的祖师,有基本相似的法事仪式,但其坛号各自不同,各自分坛活动,互不统属。接着笔者又撰写了《赣西北普庵教普济与显济二坛堂法事仪轨研究》一文[7],选择了万载县北片区高村镇北鄙的普庵信仰弟子邓有生先生所属的普济与显济二坛作为个案调查对象,扼要追溯显济、普济二坛堂历史渊源,详细介绍二坛法事的坛堂摆设、法事仪式过程、法器种类及服饰之使用等,归纳出该地区普庵信仰所具有的禅、密、道、巫混融特色,并表达出对客家民间信仰仪式独特性逐渐淡化的忧虑。
此外,笔者还先后发表了《论赣西北客家佛教道士的度亡醮——以江西万载高城乡村佛教道士度亡醮为例》[8]《迁徙地客家文化及其本土化趋势——赣西北万载民间佛、道度亡醮仪式对比研究》[9]与《万载普庵教民间手抄本的收集与区际类别对比》[10]等论文,对赣西北客家普庵信仰融合佛道巫等特色、民间佛教与道教的比较、普庵信仰弟子经忏科秘手抄本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并认为以佛教为本、道教为用、汇通巫术等客家佛教仪式专家,在以普庵信仰法事仪轨作为谋生手段的同时,亦较好地传承了客家民俗文化。
总体而言,笔者于赣西北普庵信仰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且比较聚焦于万载县、浏阳市、铜鼓县的普庵信仰,较少涉及赣西北之外其他客家区域的普庵信仰状况。
2.闽西北普庵信仰研究状况
赣、闽以武夷山为分界。普庵信仰在赣西北湘赣边形成之后,借助明末清初闽西北客家先民迁徙潮,沿着客家迁徙及回流的线路,流传到武夷山以南的闽西北客家分布地区,与当地的清微派、瑜伽派、闾山派、老官斋等民间信仰相融合,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闽西北客家普庵信仰。从事本区域普庵信仰研究的专家有法国汉学家劳格文教授、福建省艺术研究所叶明生先生。
(1)劳格文的国际比较视野研究
法国汉学家劳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较早发现普庵信仰在闽西北之遗存,也因此较早发表涉及闽西北普庵信仰的论文。他的论文“Taoism among the Hakka in Fu jian”发表于1992 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后被收入罗勇和劳格文主编的《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劳氏文章的中文标题是《福建客家人的道教信仰》。此论文主要介绍福建客家人中的道教信仰,对普庵禅师介绍不多,只是在介绍“宁化县”的情况时提及靠近江西边界的一位法师,他自称其教门的祖师是“南泉山万法教主普庵禅师”[11],但劳先生并未展开论述。《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出版于1997 年,故这一时间也可以看作普庵信仰在大陆学术界首次披露的时间。
其后,劳格文与福建的叶明生教授对闽西北六县民间道坛中的普庵信仰道坛情况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其成果分别以英文和中文的语言形式披露于宗教学术界。劳氏借参加1999 年于中国台北举行的“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之机发表了题为“Popular Ritual Specialists in West Central Fujian”的大会宣读论文,而叶明生则写作了《闽西北普庵清微等派调查》一文,两篇文章其实是同一调查成果的两个不同版本。
作为中国普庵信仰遗存的披露者与国际著名的道教仪式研究专家,劳格文先生在客家文化大背景下,采用不同区域道教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故而他把对闽西客家人的道教信仰研究成果放置在《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论文集中,看似有些不伦不类,实在是想让赣南客家与闽西客家的道教信仰形成比较。
(2)叶明生“普庵教”概念之提出
从事普庵信仰研究最早的国内学者是叶明生先生,他与劳格文一同开展闽西北客家社会调查,并发现闽西北客家社会的普庵信仰现象。他的论文《闽西北普庵清微等派调查》收录在2000 年刊出的《闽西北的民俗宗教与社会》,文中最早提出了“普庵教”概念,并对闽西北客家普庵的“坛”与“仪式”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对普庵信仰的本质特征进行了初步论述,认为普庵信仰是一种“并不以佛教修行为主,而是以超度为主旨,以科法为行道之依据”的“半佛而半道的宗教形态”[12]。
叶先生接着又在谭伟伦主编的《民间佛教研究》中发表了《福建泰宁的普庵教追修科仪及与瑜伽教关系考》,进一步叙述闽西北普庵教派、坛堂设置、仪轨过程以及经忏科本。他认为福建流行的瑜伽教对普庵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普庵教道坛中,从科仪本到法器,处处都存在瑜伽教的信息,由之可见瑜伽教在普庵教中深刻的影响”[13]。叶先生的这一观点值得斟酌,因为佛教仪轨本来就包括瑜伽派行仪内容[14],并非是普庵教在福建受了瑜伽派影响所致。
(3)其他学者对闽西普庵信仰的研究
以宋永和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普庵信仰在福建民间之文化形态探讨》[15],则聚焦于普庵信仰在福建民间的传播及普庵咒、符、传说故事,探讨普庵教派形态及闽地普庵信仰民间文化现象。
劳格文先生的博士弟子中国台湾的林振源写作了《福建诏安的香花僧》,亦收录在谭伟伦教授主编的《民间佛教研究》中。该论文用了两大章篇幅详细介绍了福建西部闽粤二省交界处的诏安客家生活区域的香花僧坛堂情况,在“城关、陈拱辉”一节与“梅州、梅南、福善庵”一节中都提及当地香花僧的派字,与赣西北普庵弟子的派字完全一样,也即是用临济宗常用的48 派字[16];在“城关,曾文桂”一节中,提及当地的香花弟子自称为普庵门下,“普庵古佛就是我们这一派的祖师,可以说是三教的鼻祖。我们这一派最厉害的符就是‘(普庵)祖师符’,也叫‘百无禁忌符’。”[17]
广东嘉应学院的钟晋兰教授于2017 年出版了《宁化的普庵教与地方宗教仪式》,这是普庵信仰的第一部区域性研究专著。论著分四章,即第一章“宁化县的历史与宗教概况”、第二章“宁化普庵教的宗教仪式”、第三章“普庵教的符箓与乡土社会”与第四章“普庵教与妇女的念佛仪式”。本专著没有过多纠缠于普庵信仰的性质与特色,依然以某一区域的普庵信仰仪式为论著的中心内容。作者认为接珠仪式与普庵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前人的研究,接珠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普庵仪式。普庵信仰在宁化文化的塑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重要的仪式如拜千佛、接珠等都是由普庵仪式专家来举行。”[18]同时,对普庵弟子符咒与经忏的叙述亦是本专著的一个亮点。
3.广东普庵信仰研究状况
广东客家主要集中在粤北、粤东北和粤东等地。关于本客家区域普庵信仰存续状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论文发表。劳格文先生在其《客家传统社会研究丛书》中有所提及,谭伟伦先生从事粤东客家社会调查时亦有所发现。此外,广东嘉应学院的房学嘉教授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馗先生在其论文或论著中多有涉及。这些学者在关于广东客家社会有无普庵信仰有一定的分歧。
劳格文先生在其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5)《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序论”中两处提及普庵信仰之遗存:一、兴宁市宋声镇茂兴村农村建房,风水师“请师”时要请到“普庵祖师”,所有被请神灵中,唯有普庵被风水师称为“祖师”;二、紫金县琴江流域有关于陈靖姑向普庵祖师学习法术的故事。[19]劳先生提及的关于陈奶娘向普庵祖师学法术之事,笔者翻阅张杰原文《紫金县琴江流域民俗》,发现了除劳先生指出那一处外,还有一处提及普庵祖师,即当地的香花弟子“启师迎神”时是要请“普庵祖师”,且与“观音娘娘”并列出现,这种情况与赣西北普庵信仰区域普庵弟子请神情况差不多。[20]
谭伟伦教授在《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一文中,亦提及广东清远市佛岗县和英德市二地有普庵信仰之遗存。谭先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佛岗县径头镇的一处疑为明代建筑遗址村门楼上的小庙宇中供奉普庵像。供奉普庵像在福建、台湾及赣西北并不少见,但在广东,谭先生的发现属于首次。谭先生在调查英德市黄花镇溪村永兴庙中举行的一场四天醮仪里,亦发现普庵是作为法事中的仪式专家被请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谭先生由此提出自己的假设:“在广东,普庵的信仰也有两个形态,即作为地方庙宇的神明和仪式专家法事中的一位祖师。”[21]除这些事例外,与普庵信仰密切相关的“喃呒和”和“香花和”等民间形式在广东地区多有呈现,更为学界重视,喃呒和、香花和等与普庵信仰密不可分又各有区别,是一种特殊的仪式。
王馗对广东客家区域的普庵信仰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他的《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专著中,他认为,“至迟在明代初年,以普庵教法为核心的普庵信仰已经广泛地影响着粤东的基层社会”[22];同时,作者还认为,丰顺汤坑客家灯仪的操行者“僧友”,就是以奉行普庵禅师为始祖的教门,他们自称为“佛教俗家弟子”或“师父弟子”,他们在度亡仪式中设佛坛均竖立普庵禅师牌位。他们的法名形式、佛坛中普庵的竖立及平时在乡村为民众行法事,所有这些都与江西、福建地区的普庵香花弟子极其相似。这足以表明,“普庵信仰在闽、粤一带具有广泛的影响,且丰顺和闽北的教门具有共同的渊源”[23]。关于梅州地区的普庵信仰,王先生认为梅州地区同样存在广泛的普庵信仰,普庵教门的影响往往深嵌入香花佛事之中,只是梅州客家的核心区域却无“普庵教”之名,当地香花师父往往把佛宝图正中最下层的普庵主尊认作为地藏菩萨,这就“提示出梅州的普庵信仰也存在着被改造和代替的历史”[24]。由此可见,粤东梅州地区历史上是存在普庵信仰,只是在后来的演进中被改造,并融入香花佛事里。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且不应该是特例,普庵信仰研究有必要在此深掘。
笔者有幸接触到活动于粤东顺德与揭西的普庵信仰弟子温先生,通过他的介绍,笔者了解到在揭西、顺德等客家分布区,当地的普庵信仰弟子十分活跃,他给笔者提供了一张近30 位普庵香花弟子的全家福合影照。应该说,广东客家区域的普庵信仰遗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4.台湾之普庵信仰研究
普庵信仰在台湾,是比较显性现象。台湾的普庵庙、慈化寺、普庵塑像并不比大陆少。学者关注台湾的普庵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 年,黄有兴在《澎湖的民间信仰》论及澎湖列岛普庵信仰的盛况,“澎湖法师的派别,据笔者访问调查,有‘普庵派’(以普庵真人为宗祖)、‘闾山派’(以闾山真人为宗祖)、‘九天玄女派’等,‘普庵派’最多,‘闾山派’次之。”[25]黄氏似乎是最早关注“普庵派”的学者,他把“普庵派”与闾山派相提并论,并列入于民间信仰行列。
1992 年前后,刘枝万在其论著《台湾的道教》一书中,对台湾地区的普庵信仰进行了更多的介绍,他把台湾从事民间信仰活动者分为道士、法师和灵媒,而普庵弟子被划归到法师系列中。刘先生认为台湾的普庵信仰主要分布在澎湖地区和台南,“信仰这种普庵教的一派,在澎湖很突出,像是中心地带,从其地理位置来说,是早期开发的地区,参照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认为早就从其居民原籍的泉州同安县而来。又,在南部地区也可以见到,甚至闾山教也有人供奉其佛像的。”[26]应该说,刘枝万提出“普庵教”概念,比大陆叶明生先生早了近10 年。
黄氏与刘氏对台湾地区普庵信仰的介绍尽管带有印象式的特点,但却开该地区的普庵信仰研究之先河。
与刘氏和黄氏的扼要介绍不同,台湾空中大学的吴永猛教授对台湾澎湖列岛的普庵信仰状况进行了专题研究,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普庵禅师与民间信仰》《澎湖宫庙普庵禅师信仰的探讨》和《澎湖宫庙小法的普庵祖师之探源》[27]。他利用文献资料并借助田野考察,梳理了普庵禅师的历史传承脉络及普庵信仰的民间状况。吴氏对于台湾普庵信仰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他的研究视野还是比较狭窄,其目光主要集中于澎湖等地区普庵信仰和法术性(宫庙小法)的普庵信仰,而对以教派形态存在的普庵信仰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叶明生教授就普庵祖师如何由大陆流传到台湾澎湖等地的情形进行过专门的考述,发表了《澎湖民间信仰“普庵教”传自福建闽南考》一文。作者指出,澎湖和福建的普庵信仰“已具有相当的差异性,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它已脱离于道,而与童乩关系密切,成为道、法、童乩三者之中间形态,被称之为‘小法’”[28],但认为澎湖民间普庵信仰来源于福建闽南是确认无疑的,“澎湖普庵教无论是早期或后期之教派形态都与福建普庵教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29]叶氏于台湾澎湖之普庵信仰来源的考述建立在大量的地方文献基础之上,其结论尽管不能说是定论,但言之有据。
论及台湾普庵信仰研究成果,不得不提及玄奘大学陈碧鸿的硕士毕业论文《普庵信仰与仪式之考察》[30]。该论文完成于2005 年,由7 个部分组成。除去开始的3 个部分(“研究动机与背景”“文献回顾”“研究问题与方法”)与第七部分“结论”外,论文的主干是第四、五、六章,即“普庵信仰”“台湾的普庵信仰”“台湾普庵仪式的呈现”。第四章“普庵信仰”章节主要叙述普庵的生平事迹,阐述普庵的禅学思想,主要借助文献资料展开。第五章“台湾的普庵信仰”探讨台湾的普庵信仰状况,侧重普庵咒之持诵及普庵与董公的联系之采访调查。第六章“台湾普庵仪式的呈现”叙述台湾的普庵仪式。整篇硕士论文采用了学理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陈氏认为普庵禅学思想根基于佛教,明心见性是其思想的骨干。同时,她也认为台湾民间信众信奉普庵,并不是因为崇拜其高超的佛教修行,而是因为普庵符咒语所具有的威力。应该说,陈氏的硕士论文尽管也局限于台湾普庵信仰,研究深度有所不足,但它毕竟是第一本普庵信仰研究比较系统的论文。
(二)综合性或专题性研究成果
1.综合性之研究
普庵信仰的研究尽管接近三十载,但学界于普庵信仰的研究依然未能从初始阶段跳出,依然是以区域性的调查研究为主,依然是以单篇的论文为主,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不多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观。如果说有综合性研究成果,也许要数谭伟伦先生的《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一文。
谭伟伦先生从21 世纪初开始对广东、福建与江西客家区域的普庵信仰状况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调查成果以《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论文呈现。谭先生充分利用灯史资料、地方文献、普庵信仰弟子的手抄资料,并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成果,力图从整体联系的视角展示不同区域的普庵信仰存续状况,并找出其内在的联系,避免了区域研究者盲人摸象式的研究误区。谭氏指出:以佛教为本位的普庵仪式传统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形态和特色,诸如“在台湾,普庵会附身,在福建是半佛半道,在广东普庵成为醮仪文坛中的附属坛,专治非正常死之魂魄等”[31]。他还基于现有的调查材料,提出他关于普庵法事的传播路径的假设。谭氏致力于把仪式佛教的研究,在中国佛教重视哲理、教义与经典诠释的传统之外独辟蹊径。他关于“佛教的仪式传统如何从寺院走向平常百姓家”等问题的提出和研讨,对于普庵信仰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和启迪意义之功。
笔者于2013 年撰写了《普庵信仰的宗教定位及特色》一文,论文围绕普庵信仰的宗教定位问题及其宗教特色问题展开。笔者认为,从民间普庵信仰的教主、祖庭、经卷、普庵修持弟子四个方面分析,普庵信仰具有一般民间信仰的基本要素,故不能把普庵信仰等同于一般的信俗;普庵信仰具有四大特色,即客家的民间信仰、突出符咒的作用、强化佛教仪轨的表演特征、糅合禅密道巫因素。论文结尾总结道:“它以佛教为底色与皈依,是仪式佛教的一种民间范式。在佛教大众化、民间化方面,普庵教开辟了一条直接服务于民间信众日常精神生活需要的道路,形成了一种从庙宇佛教仪式传统脱胎而出的与道教仪轨并驾齐驱的佛教仪轨民间传统范式。”[32]
2.“香花和”与普庵关系之研究
“香花”,是流行于粤东梅州客家民系的佛教超度仪式,在江西、福建、湖南的客家分布区亦能窥见其踪迹。“香花”法事的从事者是一群被看作佛教民间仪式专家的民间特殊团体,他们与住寺和尚有着显著的区别,不守斋戒,即使是法事期间也不例外,以从事度亡或其他法事为职业或半职业。香花弟子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称呼,没有形成称谓的统一,有的称“香花和”,有的称“香花僧”,还有的称“做香花的”,甚至谑称“花和尚”,在赣西北则称为“俗僧”或“释家弟子”。
香花法事与普庵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赣西北普庵信仰弟子中不少人自认为他们做的超度仪式叫“做香花”。学术界关于“香花”的研究成果喜人,主要集中在对广东客家区域的香花仪式研究。单篇论文有房学嘉先生的《梅州的觋公、香花佛事及科仪》及《从香花佛事及其科仪看客家文化的特征》、王馗先生的《香花佛事——广东省梅州市的民间超度仪式》、欧阳英先生的《梅县客家的“香花佛事”》、谭翼辉先生的《粤东的香花和尚与香花佛事科仪传统》、林振源先生的《福建诏安的香花僧》以及笔者的《南泉普祖门下的客家香花和尚——江西万载》;专著有李国泰先生的《梅州客家“香花”研究》、王馗先生的《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等。其中,王馗先生在《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的“缘起”中,对目前学界“香花”研究做了细致的梳理,还另辟专节论述粤东梅州地区普庵祖师和香花佛事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普庵信仰及其与“香花”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和启示。
鉴于广东客家分布区的“香花”仪式中无法忽视的事实,即普庵祖师常在香花佛事中频繁被奉请,其普庵咒也经常被使用于驱魔祛邪,故来自广东客家核心区域的嘉应学院房学嘉教授断言:“梅州香花佛事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化的道教,并且属于普庵教无疑。香花佛事活动中所反映的道教文化底蕴即证明了这一点。”[33]他直接把梅州香花佛事归属于“普庵教”。房先生在《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引起笔者注意的是,香花佛事中的大部分科仪都提到普庵祖师是他们的传度祖师。如在香花的‘关等’‘莲池’等各科中,开头都要先念普庵神咒,并言‘普庵到此,百无禁忌’。节目中,邀请之‘护法众龙神’,普庵祖师排在佛祖如来之后,足见普庵在法事中的关键地位。——足见香花佛事是普庵教派无疑。”[34]尽管就现有调查材料和研究成果,确实无法判定香花法事直接源于普庵信仰,但普庵祖师在各地香花仪式中的频繁出现及以其符咒的诸多应用,亦足以表明香花佛事与普庵信仰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香花佛事这一更大视野来研究普庵信仰,为深入理解普庵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并有可能极大拓展普庵信仰的研究空间。
3.普庵之禅学思想
普庵信仰与普庵禅学思想有无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自禅宗兴起于华夏,历代高僧大德层出不穷,然能在灯史与民间都留有盛名的禅师毕竟不多,普庵是跨越圣俗二界的杰出代表。普庵能成为民间信仰中供奉的祖师,恐怕不能从巧合或假托来解释,而应该从其独特的禅学思想来寻找答案。不过,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单薄。
台湾玄奘大学陈碧鸿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普庵信仰与仪式之考察》第四章第三节专列“普庵禅师的思想”,从“持戒精进,广结众缘”“识心方了业,行从六度起”“诳说法人,罪不可忏”“本性光明,自家警策”“识如梦幻,但是一心”等分析普庵接引弟子的方法。在开示居士方面,陈文归纳出“离相见性”“大悟了心”“真体非形相”“祸福心自招”[35]等几点。陈文的归纳有一定道理,不过略显支离,概括不够。
近年,南昌大学哲学系有杨霞硕士生以普庵的禅学思想为题做硕士论文,其论文《普庵禅法思想初探》于2017 年5 月刊出,指导老师是杨雪聘教授。论文分6 章,除去首章“引言”、第二章“普庵禅师”与末章“结论”,关于普庵禅法思想实际上是由3 章构成,即“普庵禅法思想”“普庵风水禅”“普庵禅法思想特色”。关于普庵禅法思想,作者归纳为“心性论”“修行论”“普庵教学方式”三方面。其关键的“心性论”说了两点,“心外无心”与“心法清净”。关于普庵的风水禅,关注的学者有不少,如刘东亮先生在此基础上写作论著《风水禅观》[36]。在杨霞的硕士论文中,关于禅师普庵的风水禅思想主要从“风水性空”“了悟道人无风水”“否定依靠风水满足私欲”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关于普庵禅法思想特色,杨霞归纳为儒教色彩、华严色彩、道教色彩。[37]
四川大学的张勇教授写作有《南宋袁州普庵印肃禅师〈证道歌〉考》[38],作者认为普庵禅师不仅熟悉永嘉玄觉的《证道歌》,在弘法时多次加以援引,而且重加颂赞,自撰《证道歌》,以之明白流畅地表现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精深理解,颇可与永嘉《证道歌》前后相映。
欧阳镇研究员在《普庵印肃禅师融摄华严教义禅学化思想》中认为,“普庵印肃禅师由于受到当时佛教界,尤其是洪州禅的影响,华严学教义禅学化的思想也就在其头脑逐步酝酿而形成”[39],并成为“从事华严教义禅学化的佼佼者”,普庵禅师“基本上以《华严经》思想用为禅修的指导原则”[40]。
沈曙东博士撰写了《普庵印肃禅师禅法述略》,主要抓住“心”字来论述普庵的禅法思想。作者以为:在本体论述上,普庵将宋理学家的心学思想解释为“自心”,三界唯心;在方法论述上,普庵认为“念咒歇心”,文中结合普庵咒来进行阐述;在修行境界上,普庵禅学思想为“对境无心”[41]。作者从心性论、功夫论、境界论围绕“心”而完成整篇论文的论述,颇具新意。
台湾玄奘大学的余冠宏先生发表了《普庵法界——从〈颂三门〉看普庵印肃禅师修证》,作者认为,普庵的修证次第为第八地,即普庵在修证上达到了八地菩萨的境界,也称无生忍菩萨,断除了一切烦恼,阶位等同于阿罗汉;普庵的教育方式是“由自立(小乘)进而利他(大乘)”。关于普庵创普庵咒之用心,作者以为“普庵祖师创建普庵咒的用心,与统合当地民众的民情风俗也有关联”[42],甚至认为普庵祖师创作神咒,“呼应了佛陀住世时半字教、满字教的教育手法,也留下了宣说神咒的义谛”[43]。总之,作者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不乏新颖之处。
笔者发表了《〈普庵家宝〉笺注释义及其禅学思想探析》。《普庵家宝》是普庵禅师写作的比较集中反映他的禅学思想的韵文,于普庵住世之时及其圆寂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在丛林社会广泛传诵,影响深远,明成祖特地为之作序,御制通行天下。拙文旨在探究《普庵家宝》中禅学思想,揭示普庵禅学思想之核心内容与禅学特色,从“指斥凡夫颠倒”“劝导凡夫离诸名相”“高扬佛教因果报应论”“探讨佛教之本来面”[44]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应该说,学术界对普庵禅学思想之研究逐渐在展开,有从整体上把握普庵禅学思想的硕士毕业论文,更多的是就普庵创作的某篇语录或民间普庵信仰状况[45]进行阐述,如围绕《普庵家宝》《证道歌》《风水禅》《颂三门》等。整体说来,学术界缺少有分量的作品,更未有就普庵禅学思想与民间普庵信仰之关系联系起来论述的成果。
4.其他之普庵研究
目前学界研究者着手的重点放在普庵信仰在各地区的发展形态和现状。除此之外,关于普庵其人、慈化寺及普庵信仰中的经忏符咒等方面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王水根博士的论文《慈化寺及其普庵祖师论述》[46]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作者从慈化其寺、普庵其人铺陈展开,历数了慈化寺树毁数兴的风雨史及其普庵祖师在南宋、元、明三朝为朝廷供奉、民间推崇的盛况,并在二者的交相辉映中道出作为“天下第一禅林”的慈化寺影响天下、流播海外之因缘。中国社科院的马宗洁博士写作了《从〈普庵印肃禅师语录〉看普庵禅师的生平与教化》[47],亦值得关注。
普庵咒亦作为构成普庵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重点关注。法国学者皮卡尔在1989 年3 月香港浸会学院音乐艺术系主办的“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的佛乐研讨盛会上,发表了《普庵咒研究》一文,他将以“普庵咒”为名的佛乐与俗乐搜集整理在一起,并对其不同的来源逐一加以对比分析。杨春薇先生的同名论文《〈普庵咒〉研究》根据历代(尤其是明、清以来)保存的多种乐谱资料,以各派琴谱为主线,对《普庵咒》乐谱版本进行了一个个细致的音乐形态学的比较和分析,从而比较完整地追溯了《普庵咒》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此外还有台湾学者赖贤宗教授发表的《南音普庵咒、普庵茶与普庵琴:普庵禅师的艺通于禅》[48]与陈钦怡博士的《梅庵琴派传谱〈释谈章〉之研究——普庵咒古琴曲之特色版本》。[49]
普庵信仰产生并盛行于南方地区,“大江之南,凡民值水旱、疾疫,祈于师则应,尤崇敬之”[50],然其影响早已扩散到全国各地,北方冀中及京畿一带的高洛音乐会便是较好的证明,《普庵咒》曲牌便是高洛音乐会经常演奏的曲牌之一。刘东兴先生的《南高洛音乐会乐曲〈普庵咒〉曲体结构分析》与刘东兴、武少颖等的《高洛音乐会〈普庵咒〉曲牌与仪式的关系研究》是关于本区域《普庵咒》研究的主要成果。前者以南高洛音乐会所演奏的《普庵咒》的曲体结构为研究对象,对其曲牌来源、唱词、曲体结构、演奏形式等进行综合研究;后者则着重探讨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之祭祀音乐《普庵咒》曲牌与民间信仰观念、崇拜对象、祭祀行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音乐形态之外,普庵信仰的全国性影响亦体现在庙宇形态的普庵信仰。崔正森先生的论文《不肯去观音菩萨祖庭——五台山普庵寺》,以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圈中直接以“普庵”命名的寺庙普庵寺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时下之普庵寺本名护众庵,因其历代饱受暴雨山洪河水泛滥之苦,后于清代时借普庵祖师的灵验而改名普庵寺,并“塑起了普庵禅师的法像,尊奉供养,直到1956 年对五台山寺庙的调查显示,普庵寺的寺庙尊像还存,仍有几位住寺僧人”[51]。可见,普庵禅师之灵验被许多地方所崇信和利用,这也是普庵信仰影响广泛深远的内核与生命力所在。
(三)回顾与展望
从劳格文先生发现闽西的普庵信仰与台湾学者刘枝万等对普庵信仰的初步探讨,到如今以谭伟伦、叶明生、钟晋兰等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开展的对普庵信仰较具体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民间信仰之一种,普庵及普庵信仰已逐渐为国内外部分学者所关注,也已取得一定数量的区域性或整体性的可喜成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笔者开展普庵信仰研究的基础。但由于研究依然没有走出初始阶段,普庵信仰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首先,学术关注不够,成果不丰。就整体而言,围绕普庵禅师及其民间信仰的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普庵禅师及普庵信仰还没有引起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此则导致整体研究力度单薄与研究视野狭窄。学术研究力量单薄,导致研究成果不够丰富,能搜集到全部研究论文还不上半百,研究专著也仅有一部(不包括“香花佛事”方面的相关专著),按每年计算,则一年还不到两篇论文。研究成果整体水平不高,大多数成果都停留在对各地普庵信仰现象的区域性描述,缺乏从历史、宗教、民俗调查等多角度进行整体综合系统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为关键的是,已有成果并未就普庵信仰的最基本的问题作出回应或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如关于普庵信仰的构成、特征与普庵禅的内在联系问题,关于普庵信仰与客家或客家移民社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问题,关于普庵信仰形成及演变的历史研究、流播线路与分布的格局状态问题,关于普庵信仰与当地道教或其他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作系统深入的解释。
其次,研究范围相对局限,视野不够宽。要探究研究范围之局限,有必要厘清普庵信仰的广义与狭义问题。普庵信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一般说来,但凡尊奉普庵为祖师或者借助普庵禅师符箓法术从事民间民俗或宗教活动的,都可以称之为广义的普庵信仰,亦即普庵信俗;而以普庵信仰为基础,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有相当影响之教派组织形式,如坛与堂,且有职业化或半职业化之从业人员,形成有经常性的、整齐化的科仪形式,并编撰出内部使用、反映其教义的经卷,则这种普庵信仰就可以称为狭义的普庵信仰,亦即普庵香花教。而学界大部分成果似乎并未就普庵信仰的广义与狭义进行分划,笼统地或随意地使用普庵信仰。如此不加分别的研究,不仅会导致研究对象的含糊,所指不明,更有可能大大缩小研究范围,只聚焦江西、福建、台湾和广东等客家分布区域,这些地带自然是普庵信仰集中的重镇,但非客家区域的普庵信俗现象却未能纳入研究范围,甚至于普庵信仰属性不明显但普庵信俗却有所遗存的客家区域也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如此则极大地缩小了普庵信仰研究的空间范围。普庵信仰研究要拓展研究视野,要从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正确的方法或许是,不妨将广义的普庵信仰与特定地区的普庵信仰理解为普庵禅师在不同分布地区所呈现出的信仰差异,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然而,已有研究成果显然对普庵教派形态之外的普庵信俗研究关注不多,如此导致普庵信仰研究呈现出地域不均、范围偏窄的特点,教派形态之外的普庵信俗研究成为相对薄弱的一环。
其三,文献的挖掘与整理不够。新的研究成果往往肇始于资料的突破。就普庵信仰研究而言,从藏经中爬梳史料,或大量使用田野调查资料,似乎成为现今普庵信仰研究的两大资料来源。然而,关于普庵禅师的正面历史记载并不丰富,续藏中汇编的《普庵印肃禅师语录》与已经出版的《普庵禅师全集》,并不足以用来研究普庵信仰。故此,有必要查阅大量的地方方志史料,搜集与普庵或普庵信仰有关联的各大庙宇收藏的普庵经忏与符咒,挖掘整理民间普庵信仰信徒时代珍藏传承的科仪经忏,翻检客家佛教香花弟子的家谱,以确保研究资料的尽量全面系统,并力求获得新资料的突破。然而,由于经文与符咒等之特殊隐秘性,资料的获取不可能轻易获得;更由于获取资料所面临的工作量大得不可限量,学界在普庵信仰的资料收集、挖掘、整理方面做的工作远远不够。或许正是在这点上,留下了日后研究的巨大空间。只是,资料的发现和整理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无数的学者长时期不间断地努力。
最后,研究方法相对陈旧,需要借鉴与创新。现今学界研究普庵信仰主要借助历史学的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通常使用的对比研究等方法,从方法的运用来看本没有什么问题,然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会发现研究方法存在业已固化与模式化的问题,大多数成果都是千篇一律式的田野考察与描述,或历史事实与演变过程出自不同研究者的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重复叙述,沉湎于表现化的现象展现而不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或不疏通前后的逻辑关联。如对“普庵信仰由以修行为主的正统佛教如何转化为客家职业道士的民间普庵信仰”这一典型问题存在长期的解说遮蔽,就足以看出已有研究方法日趋固化与模板化。研究现实中的普庵信仰,却不联系禅宗史及普庵禅学思想与特色,现实与历史缺少沟通与参照,如此必然导致无法合理解释民间普庵信仰如何产生的问题。作为禅宗临济的传人,普庵印肃自然应该保持禅宗正统思想,其修炼成佛的主导途径定然应该是以修禅来驯化妄心,历史上真实的普庵禅师自然应该是忌谈神异、不尚神通的。但宗奉普庵的民间普庵信仰者恰恰因崇尚普庵之神通而依信,形成极大的反差。信仰建立在对信仰对象的神化基础上,普庵之神通是怎么来的?又是什么时代形成的?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应该构成普庵信仰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如果不能打破现有研究方法的固化与模板化,不融进新方法,要想获得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不太可能的。
普庵信仰因禅师的被神化而得以形成。民间尤其是客家地区广泛尊奉和崇信普庵,从而发展壮大成为南泉教门。南泉教主之产生、普庵祖庭的兴建、南泉教派之形成、南泉门下普庵教法之传播、特殊信仰群体的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从事普庵信仰研究的前提。作为禅宗异化的产物,无论是广义的和狭义上的普庵信仰,在民间信仰研究中都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理应得到持续的关注和重视。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一)研究思路(https://www.daowen.com)
1.本论著的研究思路之一:宏观指导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普庵信仰现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论,实事求是地开展普庵信仰仪式研究,剔除迷信与封建糟粕,去伪存真。
2.本论著的研究思路之二:具体操作路径上,循纵向历史顺序展开,按照历史缘起、形成与发展、传承与播化,由古而今,由历史到现实;同时兼顾分主题并列陈述,如关于普庵信仰之现状,分普庵信仰的范围、组织形式、法事内容、仪式过程、仪式节目、法事所用手抄经忏科秘等。
(二)基本方法
本论著研究采取的主要方法:
一是宗教田野考察法。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从事普庵信仰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参加普庵信仰弟子主持的法事仪式,对普庵信仰弟子进行多种形式的访谈。
二是文献研究法。文献主要有《普庵印肃禅师语录》及《普庵印肃禅师实录》;民间流传的文献,如《敕赐南泉山宗谱》《南泉慈化寺志》《普祖灵验记》等;普庵信仰弟子保留的大量经忏科秘手抄本。
三是历史分析法。普庵信仰的来源、形成、流播路线等,都需要借助灯史与地方史资料来论述。普庵信仰的祖庭慈化寺、祖师普庵、慈化寺僧团、普庵教团的情况,理应建立在历史的爬梳基础上。
四是比较分析法。普庵信仰不同坛堂法事仪式的比较;不同区域的普庵信仰法事仪式的比较;普庵信仰法事仪式与道教法事仪式的比较。
五是数量统计法。对慈化寺僧人的来历,采用了统计方法;同样,对普庵信仰的手抄本,也需要数量统计。
(三)基本框架
具体说来,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绪论,由三部分内容组合而成:介绍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梳理普庵信仰研究的现状,细分普庵信仰的区域研究与普庵信仰的专题研究;分析普庵信仰研究存在的问题,指明普庵信仰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第一章,关于普庵信仰的祖庭与祖师的研究。普庵信仰的祖庭是慈化寺,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慈化镇集镇所在地,创建于南宋初孝宗乾道年间,到2019 年有850 多年历史,历南宋、元、明、清一直兴盛。普庵印肃禅师是南宋时期的著名高僧,在中国禅宗灯史上享有盛誉。祖庭于赣西北,祖师活动于赣西北,普庵信仰酝酿兴起于赣西北。
第二章,关于普庵法嗣之传承与普庵教团之形成。本章属于对普庵信仰的历史追踪,分两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叙述慈化寺僧团的历代传承情况以及其寮、堂组织制度,第二部分叙述普庵教团的形成与发展状况。普庵法嗣弟子队伍的代代传承与教团崛起活跃于朝野,为普庵教法的传播与普庵信仰之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政治与社会条件。
第三章,关于南泉教法的空间传播。本章属于对南泉教法的空间播化情况的叙述,具体分三个空间域度的传播,即在慈化寺附近的传播、在慈化镇之外的袁州府范围内传播与南泉教法的异地播化。南泉教法的传播为普庵信仰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关于普庵禅师的禅学思想。普庵信仰之教义与普庵的禅学思想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这是从事普庵信仰研究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能以偶然的假托来予以遮蔽。本章梳理了普庵禅学思想之载体及内容,分析了普庵禅学思想之要义及民间化特色。普庵人天乘的禅学思想、缘起性空理念、因果报应思想及强调符咒的思想,有向民间信仰转化的潜质。
第五章,关于普庵信仰之界定、信仰基本要素及信仰特征。本章由三节内容组成。第一节内容在区分信俗与信仰概念后对普庵信仰进行界定;第二节分析普庵信仰的基本要素,即包括教主、祖庭、分灯庙宇、体现教义的经忏科秘、职业与半职业的修持弟子;第三节论述普庵的四大特征,即教主身份的宗教跨越性、与闽粤客家移民的关系之特殊性、符咒与表演的强调、糅合禅密道巫等。
第六章,关于普庵信仰的信仰范围、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本章选择万载县普庵信仰为个案,分析普庵信仰弟子的范围分布情况,即客家分布圈为中心;论述其以派系为主的组织方式及分坛堂为单位的活动形式;追溯了普庵信仰各坛堂之坛号、弟子之派号及法系传承状况。
第七章,关于普庵信仰的法事仪轨。普庵信仰的最大特点是重视仪式,强化仪式,藉仪式以传承。普庵信仰的法事仪式分醮事仪式与其他仪式两大类。醮事仪式又分阴醮与阳醮,每种醮下还可细分为多种具体的醮仪。其他仪式主要包括小法事仪式,带有师教的特色。普庵信仰弟子一身多能,随民间社会之需求而举行仪式。
第八章,关于普庵信仰仪式节目的区域比较。本章从县区域范围内普庵信仰仪式节目之比较、普庵信仰仪式节目的跨区域比较、普庵信仰醮事仪式跨界别比较等三个维度展开。通过不同区域、不同坛堂、不同教门的仪式节目比较,多视角展示普庵信仰的特色。
第九章,关于普庵信仰弟子的手抄本。手抄本是普庵信仰弟子法事推进的依托与传统教法的依据。根据手抄本内容之不同,分为经卷本、法忏本、科仪本及秘藏本四大类。本章依然以万载普庵信仰弟子的手抄本为个案展开分析,通过不同坛堂经忏科秘的不同,分析普庵信仰的地区差异。
后论,着重论述普庵信仰如何从佛教仪轨转化为民间仪轨。作为佛教仪轨的民间化,普庵信仰的底色依然保留。慈化寺普庵教团在佛教仪轨之民间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们中的部分成员,在回归世俗生活中,根据世俗生活之需要,把寺院中的仪轨与世俗社会原有的仪式活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民间信仰仪式。
【注释】
[1]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10 月,第244 页。
[2]谭伟伦:《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收入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10 月,第215-243 页。
[3]谭伟伦:《赣西北的正一与普庵的度亡比较研究》,收入于陈荣庆、杨永俊主编《江西宗教文化研究丛编(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10 月,第362-363 页。
[4]同上,第361 页。
[5]杨永俊:《普庵禅师与赣西北万载客家醮祭民俗》,《宜春学院学报》2005 年第1期。
[6]杨永俊:《普庵教与万载客家俗僧坛堂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08 年第5 期。
[7]杨永俊:《赣西北普庵教普济与显济二坛堂法事仪轨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第9 期。
[8]杨永俊:《迁徙地客家文化及其本土化趋势——赣西北万载民间佛、道度亡醮仪式对比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12 期。
[9]同上,2008 年第10 期。
[10]杨永俊:《万载普庵教民间手抄本的收集与区际类别对比》,《宜春学院学报》2016年第7 期。
[11][法]劳格文:《福建客家人的道教信仰》,罗勇、劳格文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3 册),国家客家学会,1997 年3月,第254 页。
[12]叶明生:《闽西北普庵清微等派调查》,杨彦杰主编《闽西北的民俗宗教与社会》(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3 册),国家客家学会,2000 年12 月,第391 页。
[13]叶明生:《福建泰宁的普庵教追修科仪及与瑜伽教关系考》,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中华书局,2007 年10 月第1 版,第275 页。
[14]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仪轨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170 页。
[15]宋永和,叶明生:《普庵信仰在福建民间之文化形态探讨》,《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6 期。
[16]林振源:《福建诏安的香花僧》,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146,149 页。
[17]林振源:《福建诏安的香花僧》,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151 页。
[18]钟晋兰:《宁化的普庵教与地方宗教仪式》(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10 月,第271 页。
[19]房学嘉主编:《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5卷,国际客家学会,1997 年11 月,第57 页;第71 页。
[20]房学嘉主编:《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丛书》(5),国际客家学会,1997 年11 月,第449 页;第456 页。
[21]谭伟伦:《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10 月第1 版,第215 页。
[22]王馗:《佛教香花——历史变迁中的宗教艺术与地方社会》,学林出版社,2009年7月,第293 页。
[23]同上,第289 页。
[24]同上,第291 页。
[25]黄有兴著:《澎湖的民间信仰》,台原出版社,1991 年,第84 页。
[26]刘枝万:《台湾的道教》,收编于[日]福井康顺等监修、朱越利等译、毛良鸿校的《道教(》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11 月第1版,第128页。
[27]吴永猛:《澎湖宫庙小法的普庵祖师之探源》,收入王征士、周勋男主编《普庵禅师全集》,大乘精舍印经会印行,2004 年7 月。
[28]叶明生:《澎湖民间信仰“普庵教”传自福建闽南考》,载于《闽南文化研究》,第1270页。
[29]同上。
[30]陈碧鸿:《普庵信仰与仪式之考察》,玄奘大学宗教学研究硕士论文,指导教授为郑弘岳博士,发表于2005 年6 月。
[31]谭伟伦:《印肃普庵(1115-1169)祖师的研究之初探》,收入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10 月第1 版,第234-235 页。
[32]杨永俊:《普庵信仰的宗教定位及特色》,《宜春学院学报》2013 年第5 期,第50 页。
[33]房学嘉:《梅州的觋公、香花佛事及其科仪》,收入郑志明主编《道教文化的传播——第二届海峡两岸道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2000 年,第143 页。
[34]房学嘉:《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11 月,第204 页。
[35]陈碧鸿:《普庵信仰与仪式之考察》,台湾玄奘大学宗教学研究硕士论文,指导教授为郑弘岳博士,发表于2005 年6 月,第16-36 页。
[36]刘东亮著:《风水禅观》,2014 年印行。
[37]杨霞:《普庵禅法思想初探》,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导师杨雪聘教授,2017 年5 月,共68 页。
[38]张勇:《南宋袁州普庵印肃禅师〈证道歌〉考》,收入宜春学院2015年举办“禅宗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暨纪念普庵禅师诞辰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 页。
[39]欧阳镇:《普庵印肃禅师禅法述略》,收入宜春学院2015年举办“禅宗与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暨纪念普庵禅师诞辰九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8 页。
[40]同上,第50 页。
[41]沈曙东:《普庵印肃禅师禅法述略》,收入陈荣庆、杨永俊主编《江西宗教文化研究丛编(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10 月,第453-463 页。
[42]余冠宏:《普庵法界——从〈颂三门〉看普庵印肃禅师修证》,收入陈荣庆、杨永俊主编《江西宗教文化研究丛编(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10月,第485 页。
[43]同上,第486 页。
[44]杨永俊:《〈普庵家宝〉笺注释义及其禅学思想探析》《,宜春学院学报》2017年第8期,第1-9 页。
[45]侯冲:《云南阿吒力教经典研究》在第二章“阿吒力教典叙录”提及云南腾冲民间保存的《释氏普庵经》,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3 月第1 版,第168-169 页。
[46]王水根:《慈化寺及其普庵祖师论述》,(台湾)《宗教哲学》2011 年第6 期。
[47]马宗洁:《从〈普庵印肃禅师语录〉看普庵禅师的生平与教化》,收入陈荣庆、杨永俊主编《江西宗教文化研究丛编(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10 月。
[48]赖贤宗:《南音普庵咒、普庵茶与普庵琴:普庵禅师的艺通于禅》,收入陈荣庆、杨永俊主编《江西宗教文化研究丛编(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49]陈钦怡:《梅庵琴派传谱〈释谈章〉之研究——普庵咒古琴曲之特色版本》,收入陈荣庆、杨永俊主编《江西宗教文化研究丛编(1)》,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 年10 月。
[50](元)宋褧:《赠慈化寺僧妙愈序》,见《燕石集》卷12,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 册,第483 页。
[51]崔正森:《不肯去观音菩萨祖庭——五台山普庵寺》,载《五台山研究》,2011(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