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论
普庵禅师是有着大智慧的禅师。他的禅法在两宋时期独树一帜,亦庄亦谐,训徒以佛教的义理精髓,丝丝入扣;利世以方便法门,人天同乐。普庵在世之时,已获得了民间为之倾动的轰动效应。对普庵禅师的崇拜与对其独特法门的信仰,逐渐在湘赣鄂江湖间流传开来。随着普庵弟子在朝野的活动,普庵的影响由民间走向朝廷,在南宋、元、明三代屡获封谥,他的上堂训徒内容,被编成《语录》,明成祖亲自为之作序,向社会公开推广;他的行迹传闻,被编为《实录》,依然获得明成祖的御书序语,广为流播,收入佛教续藏;他的《普庵家宝》,在禅林与民间社会广为传颂,因有利于人心教化,受到明成祖的高度赞许,御笔书偈,又成为士林间广为讽诵的修行箴言。普庵修禅,获大神通,修桥补路,治病伐邪,无所不能,灵异丝毫不逊色于志公禅师与同时代的济公,民间好事者为之编写《普祖灵异记》,地方乡绅为之作序。普庵隐于天龙岩穴,潜心修禅,听泉水叮咚,百鸟鸣啭,观山风吹拂,竹木摇曳,耳目之间若有所获,心头灵台顿然感悟,一曲单音节的《普庵咒》,由内地僧人首创,蜚声禅林,成为释子日诵功课,成为民间押韵古曲,成为普庵民间弟子镇邪法宝。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普庵教法,是禅教,是儒教,是乐教,是俗教,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分等级,无不从中受益。
普庵信仰研究内容很广,如教门之祖庭,教门之祖师,教团之形成与崛起,普庵教团在朝野的弘法活动,普庵教法之传承与播化,普庵信仰与明清时期移民客家的渊源关系,教门思想之渊源,普庵禅学思想,普庵信仰之定位,普庵信仰之特质,普庵信仰之存续空间,普庵信仰弟子之活动范围、组织形式、活动形式,普庵信仰的仪式特征、仪式内容、仪式节目,反映普庵信仰教义的经忏科秘。所有上述内容,论著中都或深或浅,有所涉及。
普庵信仰研究的时间跨度大。上自南宋初教门祖庭之兴建与教门祖师之生平,甚至还可往前追溯到临济宗杨岐派,下至当代普庵弟子在赣闽台湘粤的民间活动,上下八百余年。南宋时期与元朝是普庵信仰十分重要的酝酿阶段。慈化寺普庵教团崛起于南宋与元朝,最先发起与推动朝廷封谥普庵的活动。没有普庵门下“绍”字辈三位法孙不遗余力奔波于朝野,没有本地进士、地方乡绅及外地岳阳府平江县的普庵香火弟子的推动,普庵要在南宋后期连续得到四次封谥,几乎是不可能。普庵教团在普庵的封神活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普庵的香火道友,也即是民间信奉普庵的弟子,他们或许是普庵教法的最早信奉者。
元朝时期,普庵教团人才辈出,出现了一批名动京城的杰出禅师。他们活动于京城,与元朝最高统治集团交往甚密,在京城住持寺院,被朝廷封为国师或僧纲,赐予紫衣,加以宗主或大师之号。在慈化寺的大德高僧推动下,普庵信仰祖庭慈化寺被朝廷封赐重建,祖师普庵又两度获得朝廷的加封谥号,元朝皇帝亲自过问慈化寺封赐与普庵的加谥,皇后关心并参与到封赐慈化寺过程,袁州府一府四县一年之赋被要求拨划给慈化寺重修,慈化寺的建设进入鼎盛时期,东西二十四寮,东南西北四门,规制宏伟,气象万千。慈化寺获得“南泉山大慈化禅寺”之称号,普庵教门也称为“南泉门下”,普庵弟子尊称祖师主持的神殿叫“南泉山香水法院”,均与慈化寺在元朝被朝廷尊奉有密切关系。宋元时期,慈化寺僧团队伍进一步壮大,并在袁州府城北建立普莲寺,作为慈化寺驻府机构,亦在慈化寺周边建立众多的子孙寺庙庵堂。正是因为这些大德龙象在朝野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把普庵的声誉进一步播化到全国,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朝前期。
普庵信仰祖庭慈化寺与普庵信仰祖师普庵在明朝继续得到朝廷的尊奉。洪武皇帝赐号“天下大慈化”,明成祖御制《普庵实录序》,两次加封普庵谥号,并为《普庵家宝》作序。到明中后期,慈化寺依然得到朝廷的封赐经藏及香灯宝烛。慈化寺僧人依然有活跃于京城的闻秀大师。不过自明成祖之后,慈化寺在朝中的影响开始沉寂,逐渐衰落,普庵教团在朝中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普庵教团走上一条民间化发展道路。普庵教团之所以入明之后于政治上开始失势,与慈化寺僧人参与元末农民起义是有一定关系的。元末慈化寺僧彭莹玉领导的以僧团为骨干的起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的建立,但其白莲教的背景及在江湖间的巨大影响力让明朝开国帝君警惕。明朝太祖与成祖对慈化寺及普庵的封赐,看似恩宠,实在带有防范与控制之意。明成祖《御制普庵实录》说得很明白,“朕尝取而观之(指普庵实录),究其慈心慧力,莫非御灾捍患,拯危救急。化人为煞,而积其善因;戒人为恶,而脱其恶运。所以振扬宗风,上裨益于王化,下利泽于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议焉。”[1]明成祖推崇《普庵实录》看重的是,它能裨益王化,戒人为恶,出于教化顺民之意。普庵教团在明代尽管不再显赫于朝廷,但其在南宋与元培植的影响依然让明政府不敢轻视。
普庵教团民间化之路与其在明朝政治上之失势有一定的联系。故而明清时期,普庵教团中的一批弟子从寺院中走出,来到民间,把佛教的仪轨搬用到民间,从事民众的人生礼仪活动。在翻阅《宗谱》,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在清前中期,有不少慈化寺僧人还俗。有关僧人“回俗”的记载从慈化寺第三十七世(6人)开始,有的因“不守清规摈出”[2],有的“反义下山”[3],有的“往外未回”[4],大多记载为“反俗”或“回俗”,情况不一,不包括“参学未回”的情况。当时对应的是康熙与乾隆时期,也即是康乾盛世时期。之后第三十八世(6 人)、三十九世(2 人)、四十世(12 人)、四十一世(6 人)、四十二世(4 人)、四十三世(5 人)、四十四世(1 人)、四十五世(2 人)、五十世(1 人)、五十一世(1 人)、五十四世(1 人)都有僧人回俗或外出不回,从第三十七世到第五十五世前后19 世共有47位慈化寺僧人还俗或外出未回。其中尤以第四十世回俗僧人最多,其上谱的54 位僧人中,有12 人记载“回俗”[5],回俗的比例达到22%。第五十一世与第五十四世上谱僧人都是两位,然各有1 位回俗。第五十世3 位上谱僧人中也有1 位回俗。这些回俗僧人在他们回俗之前大都带有弟子,在慈化寺有传承。僧人回俗,要么回乡务农,要么从事民间佛事,为民众超度。据铜鼓与万载高城北部流传,当地的佛事来源于从黄檗寺下山的锦明和尚,万载县西片区、北片区老教以及慈化普庵信仰弟子都把自己的法系传承远溯到万祝寺,万载中南片区显应坛亦认为自己的最早法脉来源于谷雨庵,凡此等等,都不是空穴来风,与慈化寺宗谱中关于返俗僧人的记载形成相互印证。
谭伟伦先生在调查了慈化寺周边的普庵信仰后,就普庵信仰形成于赣西北作出了判断:“通过田野调查从乡镇间搜集到的资料,注定是零碎和不完全的。但至少我们有初步的证据显示,普庵的仪式传统,初期是从佛教寺庙中发展出去。”[6]“从慈化寺发展出来的一套普庵法事,以诵念《金刚经》和持诵《楞严咒》作为主体,并作为参与民间的大型祭祀活动——打醮的一种仪式。其后透过俗家弟子,这套法事流传到民间,成为一套仪式专家的传统,期间不断变化,由不断与地方的宗教文化结合而有新的呈现。这种发展可能始于明,成于清。”[7]谭先生的带有推测的判断,应该符合普庵信仰形成的实情。只是谭先生以慈化寺附近的普庵弟子法事仪轨大体以诵念《金刚经》及持诵《楞严咒》而形成的推测,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笔者在万载及慈化做的普庵信仰调查,其普庵弟子手抄本中并没有《金刚经》,至于《楞严咒》的持诵,也远不如《普庵咒》及其他咒语。谭先生还从南宋停考僧道资格,神宗出卖空白度牒进行分析,认为正是南宋对僧牒的控制和高抬度牒,导致买不起度牒的僧人沉入民间而成为民间的宗教人士。谭先生于此没有提供证据,只是一种推测,大体可以列举南宋初形成的白莲教作为例证。但就普庵信仰形成的情况,则应另当别论。南宋与元时期,慈化寺僧团在朝野颇受重视,屡获朝廷隆遇,慈化寺僧人还俗返回民间的可能性不大,《宗谱》相应时段的记载也予以印证。慈化寺僧人的返俗,发生在明朝后期与清朝前期。于此时期,赣西北相继发生动乱,多次较大规模的赣西北棚民起义相继发生在顺治、康熙与雍正三代;对赣西北影响深远的张献忠农民起义及“三藩之乱”,发生在清前期。长期的动荡不安,即使寺院也难免受波及。《宗谱》中记载了第三十四世贵见然禅人,“西二澄清堂,因世变出外未回”[8];第二十九世享悟生权管,“顺治二年湖广总都张献忠兵入寺揽烦,又顺治四年左良玉兵住寺扰乱僧散寺空。”[9]由此可见,慈化寺僧人大量还俗,与赣西社会的动荡不安有密切关系。僧人还俗使普庵教法播化民间,从而最初促成普庵信仰之形成。
应该说,普庵信仰作为佛教仪式的民间化范式,它源自祖庭慈化禅寺,是慈化寺普庵教法之种子在普庵信仰的沃壤中生根发芽抽茎的结果。普庵信仰,作为佛教仪轨的民间化,其佛教的底色依然保留。它把佛教寺院中的三宝坛摆设在民间;它让佛教的神灵体系成为民间神灵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成为民间仪式中请神的首选;它保留了佛教仪轨中的核心内容与重要节目。同时,佛教仪轨中的赞颂、咒、真言、偈、存想、手印等也在其具体的仪式节目中得以保留。慈化寺普庵教团在佛教仪轨之民间化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他们中的部分成员,在回归世俗生活后,根据世俗生活之需要,把寺院中的仪轨与世俗社会原有的仪式活动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民间信仰仪式。这种有别于本地民间道教的仪轨,恰恰吻合了明清时期迁徙于赣西北的闽粤客家移民的精神需要与生活需求,故而随着来往于赣西北与闽粤之间的客家移民而由赣西北播化到闽西北、粤东北,并最终随着闽西客家民众的移居而传播到我国台湾及海外。
当然,普庵教法弟子自寺院脱离后,为了适应世俗社会对仪式的需要,对寺院的仪式传统进行了改编,对民间道教的形式予以了活用,创造了新的信仰仪式。在普庵信仰的法事中,佛教寺庙中的经忏尽管仍然保留着,但念经拜忏的时间受到了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带有表演性质的仪式节目,如请水、荡秽、迎真、召亡、竖幡、朝幡、破狱、破湖、十王、路烛河灯、行香拜社、还受生、祭车夫、送瘟、补土之类,从而与佛教寺院常用仪轨中围绕三宝修供养、请佛、赞佛、礼佛、念经、做忏、念咒等仪式节目有很大的不同。在普庵弟子的经忏科秘手抄本中,经与忏的抄本不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远不如科仪抄本,可见其重要性被大大地降低。普庵弟子之所以改编寺院中的佛教仪轨,因为处境发生了变化,作为寺院中僧人,他们的日课是念佛礼佛赞佛,与世俗打交道不是主动对接,而是被动应付;而普庵弟子在民间做法事,围绕百姓生老病死的人生大事,都离不开人生与社会的种种礼仪,礼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此之外,二者的目的也不一样,寺院僧人以在寺院里的修行为主,他们所进行法事仪轨,功利性目的性不强;而民间普庵弟子是以行法事为谋生之手段,法事服务民众生活,故而要主动适应民众需求而须做出相应改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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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征士、周勋南主编:《普庵禅师全集》,大乘精舍印经会印行,2004 年,第13 页。
[2]释妙安主编:《敕赐南泉宗谱》(卷二),第四册,第112 页。
[3]同上,第113 页。
[4]同上,第119 页。
[5]同上,第126-131 页。
[6]谭伟伦主编:《民间佛教研究》,中华书局2007 年10 月版,第235 页。
[7]同上。
[8]释妙安主编:《敕赐南泉宗谱》(卷二),第四册,第93 页。
[9]同上,第三册,第63-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