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播基础理论及操作技术层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广播专业化、广播类型化、广播基础理论研究、广播节目设置、广播节目主持人研究等具体方面，其中包括：
1.对广播优势、功能、影响力等广播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中国，广播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区别于报刊、电视而独立存在和运行的行业，对广播独立特性的研究，换言之，对广播优势、功能、影响力的研究从来就是广播基础研究的重点。无论在广播繁荣之时，抑或是跌入谷底之际，广播的“移动伴随性”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21世纪初期，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多，移动收听人群的培育形成，广播的“移动伴随性”使之成为广播“王者归来”的重要武器。
2006年，黄泽艺在《抢占无竞争空间，做活交通广播》一文中认为“移动性和伴随性就是广播最主要的无竞争空间”，“广播的优势是迅速、可移动收听和伴随收听，相对于报纸和电视而言，这是广播最主要的无竞争空间”。该文认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移动性、伴随性仍然是广播独有的、无法被其他媒体所取代的无竞争空间”，交通广播在争夺无竞争空间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21世纪，交通广播应该针对目标听众明确定位，继续提高交通广播的社会影响力。这篇文章从广播的特性出发，对广播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观点新颖。
赵柏华的《研究移动收听，挖掘移动市场》是基于厦门地区移动收听群体调查的实证研究，同样得出“移动性和伴随性收听”是“广播独特优势”的结论，而且具体定位了广播的移动收听群体是25～39岁的社会活跃阶层。潘力的《受众移动化到媒体移动化——交通广播的发展空间》一文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指出受众（移动群体）对广播媒体的需求是由“受益心理，希望获取实用信息”、“求知心理，希望获取新闻信息”和“休闲娱乐心理，希望听到轻松愉悦的文艺节目”三大心理动机所致。
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天气和汶川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颠覆了人们对媒介的传统认知，广播在突发灾害中的特殊功能和突出表现让研究者们纷纷从广播的快捷性优势、便携性优势这些广播的功能等角度对广播发展中的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如《论广播在突发事件中凸显的优势》（卜涛，《新闻天地》论文版，2008.7）、《在灾害报道中如何凸显广播优势》（徐晖，《现代视听》，2008.8）、《突发灾害中广播媒体的功能分析与问题反思——以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中〈爱心守望，风雪同行〉特别节目为例》（韩鸿，《国际新闻界》，2008.4）、《社会抚慰、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广播电台在地震灾害中发挥的特殊功能与启示》（刘平，《新闻界》，2008.8）等都从以上几个角度对广播呈现的变化进行了解析。
2.对广播专业化的研究
广播专业化发展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从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创造的“珠江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的“系列台热”，再到21世纪新闻广播、老年广播等专业广播的异军突起，广播专业化发展是一个绕不过的现象。对广播专业化的研究在21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著作较多，其中既有对广播专业化发展的目的、意义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又有对频率专业化的具体操作和策略等中观层面的研究，还有以某一领域专业化电台为例进行深入分析的具体研究。
由于在这一时期，广播频率专业化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如在发展理念上，由频率专业化向类型化转变；在运行拓展上，向信息传播优势拓展；在节目制作上，向构建节目合作网转化；在内容经营上向信息增值服务发展。因此，对频率专业化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倾向于从整体上对频率专业化进行思考。汪良在《北京电台专业化办台的思考》（《新闻与写作》，2002.7）一文中以北京电台的专业化实践为例，提出了频率专业化在“制定游戏规则、规范内容”、“目标听众群体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降巩民在《服务意识的体现是广播专业化的本质》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服务意识”是广播专业化的本质。他认为，广播专业化发展的目的是“对媒体客观属性和宣传功能的重新认识”；“服务意识的增强，是广播人思想观念的一次嬗变”；广播“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为受众服务，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在为受众服务的同时，自身也可以获得经济效益的回报”。该文中还指出广播专业化包括“内容专业化”和“对象专业化”，这对于拓展广播专业化的内涵、认清其本质具有重要作用。从整体上对广播专业化进行思考的文章还包括：孙孔华、谭奋博的《频率专业化——广播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10）、华志广的《广播与窄播——对专业化办台的思考》（《视听界》，2002.10）、李海军的《广播专业化发展新趋势》（《青年记者》，2009.10）。(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从中观层面对频率专业化的具体操作和策略层面进行的研究。杨波的《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运行模式的改革》（《中国记者》，2003.1）一文提出运作频率专业化的全新理念，也就是要“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赵志娟的《树立三种意识，掌握两个度——广播频率专业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4）一文分析了广播频率专业化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广播专业化应该树立“科学调研意识”、“听众服务意识”、“品牌经营意识”，“把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度”和“专业化程度”。刘兰的《广播频率专业化建设》一文对广播专业化建设进行了总体思考。该文认为，频率专业化是市场细分理论引入广播的再认识，必须处理好“阵地意识与市场意识的关系”，“受众需求与正确引导的关系”、“专业频率定位与为受众服务的关系”；文中同时提出了频率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即“频率定位要准确合理”，“个性离不开共性”，“优化频率整体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培养专家型主持人”。
3.对广播类型化的研究
类型化广播仍处于探索阶段，对类型化广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类型化广播的概念、内涵、意义、条件以及基本原则和理念的思考，类型化广播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类型化广播发展的定位、策略和技巧等方面。
罗以澄在《类型化：广播的市场突围之道》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开始导入的类型化广播，是对频率专业化的进一步创新，专业化以节目内容为基点对市场进行细分，而类型化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以听众人群为基点对市场进行再细分。”[5]刘福瀛则认为，“类型化电台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广播电视激烈竞争的结果”[6]。
对类型化广播在中国发展定位、策略和技巧的研究更倾向于通过务实的模式建构和市场经济的手段使类型化广播达到受众规模的最大化。覃信刚在《类型化电台的定位》一文将类型化广播的定位分为“模式定位”、“目标受众定位”、“节目定位”、“技术定位”四个方面。“模式定位”又包括“选择在全国或世界广播市场上比较成熟且受欢迎的细化模式”和“寻找市场的空白模式，创造新的模式”两种模式选择；“目标受众定位”的方法包括“人口统计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和地缘人口统计学研究”三种方法；“节目定位”则要明确三个主打：主打内容，主打明星、艺术家和乐队，主打短信息[7]，可以说是实用的类型化广播定位指南。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大批业界工作者对类型化广播这一新生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自身工作角度出发对类型化广播主持人设置、节目建构进行了关注。
4.对广播节目的研究
对广播节目设置、安排的研究是一项纯粹技术操作层面的研究，21世纪以来对广播节目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和全面。研究内容不但涉及不同类别的广播节目研究、广播节目的要素分析、广播节目的形式研究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在研究方式上更加注重从各种各样的节目案例中去分析、总结普遍的规律。
如《谈广播节目创新》（王本锡，2002）一文从总体上对广播节目的创新进行了研究，认为广播节目必须在“节目观念”、“节目内容”、“节目形式”和“语言”方面进行创新：“节目观念”方面的创新必须强化“对象”、“领先”、“变动”、“品牌”和“包装”五个方面的理念和意识；“节目内容”的创新必须坚持“前瞻性原则”、“关注性原则”、“典型性原则”等[8]。《从“榆桑情”看老年广播节目成功的三要素》（李福成，2001）、《广播娱乐性直播节目探析》（何锋，2002）、《精心策划发挥魅力——广播公共性节目评述》（刘向晨，2003）、《北京音乐广播节目理念的发展变化》（邵军、张勤，2003）、《广播互动节目及影响》（黄波，2003）、《“百姓30分”：广播媒体与民生新闻的有效结合》（李亚虹，2005）等文章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类别的广播节目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广播节目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阳光热线”类节目和广播谈话节目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