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外研究现状

1.对传播媒介，传播媒介与社会现代化的研究

国外对传播与发展的研究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二战”以后，传播与发展的问题进入理论界关注的中心。理论界开始考虑在大众媒介影响迅速扩散到发展中国家驱动下，媒介是否能以及如何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国外学术界集中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应当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传播学诞生之后，如前所述的众多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在美国社会科学中，D.勒纳、W.施拉姆、E.卡茨、E.罗杰斯等人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如D.勒纳（Daniel Lerner）可说是发展传播学的开创者，勒纳在1957年发表的《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一文中首次分析了传播与社会间的关系，他在文章中肯定了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随后，勒纳在其著名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书中系统阐述了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他对传播与发展之关系的核心表述是：“各地都市化程度提升后，均能提高其人民的识字率；人民的识字率提高后，其媒介使用率便会增加；媒介使用率增加后，人们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参与程度随即扩大。”[13]

归纳来看，国外学者对传播媒介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方向：一种方向是从现代化进程角度出发，分析传播媒介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影响；另一种是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分析传播媒介的历史、功能及效果。第一种方向的典型代表是美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经验主义范式”，从媒介对传播新技术、普及知识、扩大教育和人的心理转变方面，肯定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和影响。第二种方向的代表是“媒介形态理论”的“技术主义范式”，强调媒介是社会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首要或重要因素，传播媒介本身，而非传播的内容，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深远；媒介介质决定了物质信息与精神信息的内容、形式，到达受众的速度、对受众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媒介的生态环境影响和决定了同一媒介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所起的作用。这种研究是从媒介内容与特性方面肯定媒介在社会发展尤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社会学的互动理论对媒介与社会间的互动进行了探讨。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逊直接将互动引入传播媒介的模式研究，将互动类型划分为面对面式的互动、中介式互动和中介式准互动三种类型，即每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大众传播孕育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传播媒介是一种中介式准互动，其特征表现为：处于不同的场景、可扩展的时空、有限的符号提示和指向不确定的潜在的他者四种。符号互动理论奠基人米德打开了互动理论的大门。米德认为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象征符号进行交往，人的社会行为不仅包含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还包括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米德的研究成为媒介借助语言、声音、图像等符号信息传递引起与受众间互动的研究基础。(https://www.daowen.com)

2.对广播的研究

与国内研究的情形呈现高度一致的是，从期刊论文和专著来看，国外学者对广播电视的研究同样重电视而轻广播。对技术引发的广播新形态的关注是国外广播研究的热点，如手机广播（mobile radio）、网络广播（online radio）、卫星广播（satellite radio）等。Collins R.从技术、产业和文化维度考察了欧洲的数字广播。[14]

除去对技术热点的追逐，国外广播研究也有一些从发展策略维度对广播进行分析的文章。Glenn T.Hubbard选取了美国东南部331家电台，对这些广播电台和电台广播节目的本土策略进行了分析。其研究对象既包括小功率调频广播，也包括美国全国性的大型广播集团清晰频道（Clear Channel）。经研究发现受众对本土广播频率和本土广播节目有明显的青睐，受众对一家州立电台或者社区电台的喜爱程度要超过全国性的广播电台，他们甚至更喜欢从广播中收听本地新闻而不是网络。[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