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教育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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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大学的目标不是要培养技能娴熟的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要打造有能力、有修养的人。”

(一)接受何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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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北部一条繁忙的大街。在间或开有塞浦路斯面包房、牙买加理发店和孟加拉外卖铺的住宅区里,坐落着英国最新一所大学的校园。校园显眼处有座十二层高、不对称的钢架塔楼,楼中除了一条条漆成亮紫色和橙黄色的走廊外,就是人文系的讲课堂和讨论室。

整个大学里,总共注册了二十万名学生,他们在攻读四百种课程各异的学位。人文系几个月前才由教育大臣和女王的一位表亲剪彩开张,为纪念这次开张仪式,在离厕所不远的墙壁里,现在还镶嵌着一块刻有文字的花岗石。

这块石板借用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著名定义,刻着“‘举世说得最好、想得最深’的家园”。这句引语一定引起了这所大学的共鸣,因为它另见于本科生入学手册以及地下咖啡厅饮料机旁的壁画中。

很少有东西像教育这样深得世俗社会的青睐。自打启蒙运动以来,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便被描述为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治愈众多最严重的社会弊病,也可以借此打造一个文明、繁荣、理性的公民群体。

观察这所新大学开设的学位课程可发现,一半以上的课程旨在让本科生获得实际的技能,即工商和技术社会中职场成功所需要的那些技能。它们涉及化学、商务、微生物、法律、营销、公共健康等各科课程。

然而,人们对教育怀有更宏大的期望,在招生手册中可以读到,在毕业典礼上也可听到此类宏愿。根据这些抱负,高等院校并非单纯培养技术专家和工商人士的车间,它们据说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实现,那就是要把我们改造成为更优秀、更聪明、更幸福的人类。

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维多利亚时代又一位教育使命的辩护者)所言:“大学的目标不是要培养技能娴熟的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要打造有能力、有修养的人。”换言之,再回到马修·阿诺德那里,恰当的文化教育应当在我们身上唤起“对邻居之关爱,对扫除人类混乱以及减轻人类苦难的热望”。阿诺德还补充道,按其最宏大的追求而言,教育的成果绝不应当低于某种“高远的志向,要令世界在我们离开时比我们到来时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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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等雄心勃勃乃至牛气烘烘的宏愿后面,有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那就是澎湃之激情以及思维之模糊。很少有人清晰地表述过,教育究竟如何让学生“走近博爱和真理,远离罪恶和谬误”。人们能做的不过就是因为这一口号广为传诵并且辞义兼美,被动地赞同这一激励人心的理念,此外往往很难再有其他作为。

然而,有必要把这些高调言辞放到实地的现实中加以考察,如此要求谅必不算刻薄。从伦敦北部那所现代大学人文系一个普通的星期一下午,可以窥见某些实情。

选择这个科系并非纯属偶然,毕竟关于教育能够改造人类处境的赞美之辞都与人文学科而不是与内分泌学或生物统计学相关联。人们以为对哲学、历史、艺术、典籍、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可以产生教育体验中最为复杂微妙及修身养性的效果。

在七楼拐角处的教室里,一组二年级历史课学生正在听讲有关18世纪法国农业改革的讲座。讲课教授已对该专题作了二十年的研究,他的论点是,1742—1798年间农业产量不断减少的原因与农作物歉收关系不大,更与农用土地相对较低的价格有关,低廉的地价使得地主将自己的钱财投向了贸易而非农业。

在下一层楼古典文献课上,十五个学生正在比较罗马诗人贺拉斯与佩特罗尼乌斯著作中自然意象的使用情况。讲课教授指出,贺拉斯把自然视为混乱无序、衰朽破败,而佩特罗尼乌斯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持更悲观的态度,却因为完全对立的特征而敬重自然。或许由于通风系统出了故障加之窗户又被关死,教室的气氛有点缺乏生气,似乎很少有学生能够如教授所愿跟上他的论点。须知,二十年前,当教授在牛津大学以论文《欧里庇得斯〈伊翁〉中元叙述的格调》而被授予博士学位时,他就可能已经怀揣着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

大学师生们对教学内容的投入无疑是认真并感人的,问题是很难看出他们的课程内容及考试题目的导向到底与阿诺德和密尔的理想有什么显著联系。不管招生手册讲得多么的天花乱坠,现代大学似乎很少有兴趣向学生传授情感方面或者伦理方面的生活技能,更不会教他们如何去关爱邻居,如何令世界在自己离开时比到来时更加幸福。

例如,获得哲学学士学位的资格要求仅限于熟悉形而上学的中心议题(实体、个体化、共相),并完成一篇有关奎因、弗雷格或普特南之意向性概念的毕业论文。英国文学专业同等级的学位则颁给那些学生,只要他们从意象和诠释的角度顺利地理解《荒原》,并且梳理清楚塞内加的戏剧理论对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发展的影响。

毕业典礼上的演说按照一般套路总是把文科教育理解为获取聪明才智和自知之明,可是这样的目标却很少落实到各科教学和考试的日常做法中。如果按照实际所为而非信口开河来衡量,则大学所培养的大多数人只是视野狭隘的专才,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另外少数人文学科毕业生固然在文化上知识丰富,但在伦理上却是非模糊,终日惶惶于如何穷其余生变知识为稻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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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等于在指控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存在一种双重的、可能也是矛盾的使命:既要教我们如何谋生,又想教我们如何生活。而大家早已让这两个中的第二个目标变得模糊不堪、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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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乎呢?凭什么我们要在一本说起来是关于宗教的书中来为大学教育的缺陷忧心忡忡呢?

一旦我们考察宗教经文教学的衰落与文化教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上述问题的理由便变得清晰起来。当宗教信仰19世纪初在欧洲开始出现裂痕时,极度痛苦的人们发问,没有了基督教的框架,民众将如何设法找到意义、理解自我、有德地行为、宽恕其同类、直面自身的死亡?一帮有影响力的人士给出答案,说从此往后可以研读文化典籍,借以取代圣典文本,换言之,文化可以替代经文。

当时的希望是,就其指导人生、弘扬人道、抚慰心灵的能力而言,文化的效力应当不会低于宗教(按当时理解指的是基督教)。历史、绘画、哲学思想、文学故事都可加以挖掘借以提供有关训导,而这些训导在伦理指导性和情感影响力方面应与《圣经》所传授的训导相去不远,民众应该能够获得脱离了迷信包袱的意义。马可·奥勒留的箴言、薄伽丘的诗篇、瓦格纳的歌剧、特纳的绘画都可成为世俗社会的新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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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道并未列入课程体系。毕业典礼,牛津大学。

以这些观念为基础,先前从未被纳入正规教育的诸多科目开始进入欧洲和美国的大学课程体系。原来人们不屑一顾的文学至多只是年轻女子和康复病人的消遣对象,到了19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大学里,它俨然已成一门值得分析的严肃学问。小说和诗歌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声誉,是因为有人以为,这些文艺作品很像《福音书》,能够于感情激越的叙事中传达所蕴含的复杂道德启示,也因此可以触发潜移默化的心灵呼应和自我反省。乔治·戈登作为墨顿文学教授,在其1922年牛津大学首场讲座中强调了天将降临之大任:“英国病了……英国文学必须出面拯救。如我所见,教会已经失败,而社会的救治总是起效缓慢。故此,英国文学现在肩负三重使命:我觉得仍然还有娱乐功能,还有教诲功能,但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应当疗救我们的心灵并且治愈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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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声称文化可以取代经文,比如,《米德尔马契》可以接过原先由赞美诗所履行的责任,叔本华的随笔可以满足原本由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所满足的需求。此番主张把打破神像与志存高远杂糅到一起,仍不免给人异乎寻常或者荒唐可笑之感。

不过,上述主张与其说它荒诞,莫如说它外行。宗教在经文圣典中找到的那些特质的确经常可以在文化作品中发现,长篇小说和历史记述十分擅长给予道德指南和精神教化,伟大的绘画作品确实启示着我们如何追求幸福,哲学能够实用地化解我们的焦虑并且提供慰藉,文学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宗教中伦理训导相等同的东西确实散见于文化典籍。

既然如此,为什么文化取代宗教的观念在我们听来却还是如此怪诞呢?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文学艺术中的训导去生活,正如信仰者照着宗教的训导去生活呢?为什么无神论者就不能像信教者对待其经文圣典那样,带着同样的自发性和严格度去开发利用其文化呢?

如此设问又把我们带回到大学的影响力这个问题上,毕竟大学是现代世界里文化的首要捍卫者和生产者。阿诺德和密尔这些放弃或者怀疑基督教信仰的人曾经怀有热切的、非宗教的宏大志向,而今日大学用以传播文化的方法与此等宏大志向根本就格格不入。大学在传输关于文化的事实性信息方面倒是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技能,但它们完全无意训练学生去把文化当作智慧的宝库。这里所谓“智慧”是指某种知识不仅是真实可靠的,而且也是内在有益的,可以在我们面对生存的无穷挑战时给我们带来宽慰,不管挑战是来自专横跋扈的老板还是本人肝脏严重的机能障碍。

我们绝不缺乏可用来取代宗教圣典的文化材料,只是我们在用错误的方法对待这份材料。我们不愿意以足够宗教的方式来看待世俗文化,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将其视为人生指南之源泉。许多无神论者如此强烈地反对宗教信仰的内容,乃至他们未能领会其大有启发性的,至今不失有效性的总体目标,即要为我们提供关于如何生活的系统劝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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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读中世纪文学的一名学生,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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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而言,世俗方法与宗教方法的差异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学习该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往往会让世俗机构中负责文化教学的人员苦恼不已。经常有人问,究竟为什么要费力去学习历史或文学?而教学负责人总觉得此类问话不着边际、纯粹是在抬杠,经常也不予作答。人文领域的学者们意识到,理工科系的同事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自己的工作辩护,可以向不耐烦的政府官员和助学捐款人宣讲一下自己工作的实际功利。(当然,实际上也不大可能有人真的会无聊发问,火箭科学或者公共卫生目的何在。)然而,因为担忧自己不能跟这些对手展开有效的竞争,人文领域的学者们就只好在闪烁其词和默不作答中求得庇护,心中则已细细地算计过,料想这个领域还保留有一定的声望,本人对自身存在的理由云里雾里一番应该还可以蒙混过关。

如果碰到有人对文化提出要求,说文化应当贴近现实、应当发挥实际用处,或者说文化应当告诉人们如何选择职业生涯、如何挺过离婚岁月、如何克制性欲冲动、如何承受医生发出的“死刑判决”,等等,文化的守护者们便会变得浑身不屑、充满鄙夷。他们的理想听众是那些情绪不会大起大落、视野超越一己小我的学生。这些学生成熟、独立,在气质上能够背着问题生活、而不必事事都求得答案,况且,他们也准备暂且抛开个人需求,花几年时间潜心研究18世纪诺曼底的农业收成或者康德本体王国中无穷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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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基督教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教育的目的,因为它对人性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基督教不能容忍所谓人是独立的或成熟的这类理论,相反它相信,我们本质上是绝望、脆弱、易受伤、有原罪的动物,虽然拥有知识,却明显缺乏智慧,总是处在焦虑的边缘,备受人际关系的折磨,对死亡的降临深感恐惧,而最主要是的确需要上帝。

什么样的教育才可能有益于这些希望渺茫的可怜虫呢?基督教当然也没有认为抽象思维能力有什么不光彩,事实上它甚至觉得该能力还可能是一种天赐恩宠的表现,但是,比起更加务实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终究只居于次要的位置。基督教更看重的是,我们要有务实的能力,能给自己带去足以抚慰心灵、教化人性的理念,以图改变心智混乱、摇摆不定的自我秉性。

我们相当熟知世俗大学里所教授的主要人文学科,如历史、人类学、文学、哲学;也颇为了解这些学科出的那些考试题目,如谁是加洛林王朝的帝王,现象学源自何处,爱默生追求什么?我们也知道如此的教学体制任由受教育者的情感世界自生自灭,或者最多只让它在私底下发展,比如说当我们与家人在一起时或当我们独自在乡间散步时。

相比之下,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关心我们迷茫的内心世界,它公开宣布,对于如何去生活这一问题,我们谁也不可能生而知之。我们天生就脆弱易折、喜怒无常、缺乏同情体谅之心、深陷无所不能的幻想之中。世俗的教育假定我们能够拥有一定的良知和宁静,并以此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出发点,可实际上,我们的天性与这种假定的状态又何止远隔万里?

基督教聚焦于帮助我们身上的某一特定部分,而世俗语言哪怕仅仅指称这部分东西都很费力气。这一部分准确地说不是智能或情感,也不是品质或个性,而是另一种甚至更为抽象的存在,它与上述各项都有松散的联系,却又由于增加了伦理和超验的维度而与其迥然有别。这种东西我们按照基督教的术语也可称之为灵魂。基督教教学体系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培养、安慰、呵护、引导我们的灵魂。

基督教终其全部历史都一直沉浸在有关灵魂本质的冗长辩论中,它不断地探讨:灵魂可能是副什么模样,它可能安放在哪个位置,如何可能最好地教化它?就其源起而言,神学家们认为灵魂类似于一个微型的小生命,当婴儿出生时,上帝把这样的小生命注入到了新生儿的嘴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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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调教好身体内的那个孩子。接纳一个灵魂:15世纪初《圣经》中的彩饰图。

在个体生命的另一端,即死亡的时刻,这个灵魂小生命便又通过人的嘴巴被逐出身体。灵魂此时行将走过的线路较为模糊不清,它或者被上帝收回,或者被魔鬼抓走,具体如何取决于这么多年里它所寄居的主人是否很好或者很差地照料了它。一个好的灵魂好就好在为宏大的问题和生存中的矛盾努力寻找恰当的答案,这种灵魂展示出忠信、希望、慈善、博爱之类神圣的美德。

我们的灵魂究竟需要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大家也许并不同意基督教的看法,但我们实在难以放弃其富于启发性的深层命题。该命题是,在我们自身内部,有一个宝贵的、孩子般的、敏感且易受伤的内核,在其陪伴终生的曲折旅程中,我等应当为其提供养料并且悉心供养它。在世俗王国里,这一命题看来与在宗教王国中一样切合我们的实际需要。

按照其自己的标准,基督教因此别无选择,只能将教育的侧重点转向直截了当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设法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应当如何宽容他人的缺点?我们如何能够接受自身的不足并且平息自己的愤怒?一定程度的急切道德说教是一种需要而非一种侮辱。基督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之间的区别特别明显地体现于各自典型的教授方式:世俗教育作讲课,而基督教作布道。就其意图而言,我们可以说一方涉及传递信息,另一方则涉及改变我们的生活。布道就其本质而论,假定其听众在某些要紧的方面正处于迷失状态。英国18世纪最著名的布道者之一约翰·卫斯理所作的布道有:“论和善待人”,“论听从父母”,“论探望病人”,“论谨防偏执”。单从这些布道名称便可看出,基督教致力于就灵魂日常遭遇的大量挑战向人提供务实的忠告。且不论卫斯理的布道是否可以靠其内容而吸引无神论者,但它们如同其他基督教文本一样,成功地把知识归类到了有用的题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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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祈祷时辰册》里的彩饰图,可见灵魂刚从死人体内逸出,魔鬼和圣米迦勒正在争抢。

当然,阿诺德、密尔等人最初希望,大学能够进行世俗布道,以告诉大家如何避免偏执,如何在探望病人时说些得体有益的话。可是,这些学术殿堂从来就没有提供各教会倾心奉献的那种人生训导,原因是它们相信,学者不应该把文化作品与个人悲苦联系起来。按照大学的规矩,如果发问,关于爱情,《德伯家的苔丝》可以教给我们什么有用的东西;或者如果提示,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时不妨关心一下,该作品对我们在这个尔虞我诈的工商世界里如何保持诚实是否有所借鉴——这样发问简直就是惊世骇俗、有辱斯文之举。

然而,寻找借鉴意义恰恰是基督教对待经典文本的要旨所在。卫斯理本身就是一位现代大学也会向其脱帽致敬的饱学之士,他对于《利未记》《马太福音》《哥林多书》《路加福音》的文本谙熟无比,但是,他从中援引诗文纯粹是为了将其融入某个借古喻今的段子,是为了纾缓听讲者的苦难。如同基督教的全体布道者一样,他向文化求索,主要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所以凡用到《圣经》篇章,都是为了寻找其中能够加以示范和弘扬的一般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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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智慧而非知识:约翰·卫斯理在约克作户外布道,1746年。

在世俗领域,我们读的书可能也还是挺对路的,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向书本提出直接的问题,不愿意像新派宗教那样发出贴近俗世生活的诉求,因为我们羞于承认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我们对于虚玄模糊的东西执迷不悟,对于现代主义学说宣称伟大的艺术既不应该包含道德内涵也不应该试图改变受众,大家也听之任之、毫无批评之心。我们之所以如此抵制借古喻今这套方法,是因为对实用主义、道德说教、浅显易懂怀有莫名其妙的厌恶,也因为跟着他人想当然,以为凡是孩子都能够理解的东西本质上必定幼稚浅薄。

但是,基督教却认为,我们身心中的关键部分还是保留了最初孩提时代的要素结构,哪怕我们外表上已经长大成人。因此,我们形同孩子,也需要得到支持。给我们灌输知识也必须放慢速度、倍加小心,就好像需要把食物切成方便咀嚼的小块一样。一天超过几堂课就会让我们备感疲惫,所以,讲讲《圣经·旧约·申命记》中十二行诗文可能就足够了,同时再需要加一些辅助性的注解,这些注解用平白的语言提醒我们哪些地方值得注意、哪些地方值得回味。

有些教育方法,比如,强调把抽象理念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重视清晰明白地解释经典文本,喜欢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等等,世俗学者都百般避讳。但这些方法始终为各路宗教所沿用。在电视机发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宗教需要苦苦抗争,把自己的想法变得生动有趣、切中要害,以便灌输给耐性不足、心不在焉的听众。这样一路走来,宗教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概念的过分简化,反倒是因为听不懂或者没感觉导致听众丧失兴趣不再捧场。宗教也认识到,平白明了只会保护观点而不会危害观点,因为这等于为精英的精神劳动搭建了一个可以借以安身的平台。基督教相信,自己的训诫足够强大有力,会在各不相同的层次同样得到理解,它们既可以借粗糙的木刻形式向本区教堂里的农夫呈现,也可以在博洛尼亚大学由神学家们用拉丁文来进行探讨,而且,每次的重复只会支持和强化其他场合的阐述。

约翰·卫斯理在为本人布道集撰写的序言中,对于为何要坚持通俗易懂作了解释和辩护。他说:“我为普通人准备了普通的语言,因此,……我放弃了种种高深的哲学探讨,放弃了错综复杂的推理,甚至还尽量放弃了学问的炫耀。我的初衷是……要忘记自己以往岁月中曾经读到的一切。”

有一小部分勇敢的世俗作家也能够用同样具有启迪性的直白语言来表达思想,最出名者当数精神分析领域的唐纳德·温尼科特、文学领域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可惜的是,此等人士凤毛麟角,而且其中多数尚且仰仗原先的宗教背景来塑造和支撑自己的思想感情。温尼科特早年是循道宗信徒,爱默生则是超验主义者。

基督教最伟大的布道者都是“粗浅”的——这里用的是该词的褒义。他们并不拒绝深奥的见解,但却诚心希望帮助那些前来听讲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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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照,在我们所构建的精神世界里,声名显赫的顶尖学府很少愿意去提问,更不愿意去回答最严肃的心灵问题。为了应对这一脱节局面,我们或许应当着手改造现有的大学,动手革除诸如历史和文学之类的学科。此种终究肤浅的学科分类即使覆盖了某些有价值的材料,但本身并不系统追踪那些最折磨或者最吸引我们心灵的主题。

未来重新设计的大学依然会取材于传统大学所加工利用的丰富文化宝库,也还会同样地鼓励人们研究小说、历史、戏剧、绘画等。不过,它们在教授这些材料时会采用新的视角,即旨在启迪学生的生活,而不只是激励他们追求单纯学术目标。故此,《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会归到一门理解婚姻矛盾的课程里,而不会放到专论19世纪小说叙事趋势的课程中。同样,有关伊壁鸠鲁和塞内加的作品介绍会出现在关于死亡的课程大纲里,而不会现身于关于希腊化时期哲学的专题考察中。

按要求,各个科系都将需要直面我们生活中出问题的诸多方面。教育提携学生、改变人生这样的想法,目前只是虚无缥缈地盘旋在毕业典礼的演说中,未来将在世俗学府中如同在教堂中一样,真正得到具体的落实和正面的探索。开设的课程将包括:独处,反思工作,改善亲子关系,重建与自然的联系,面对疾病,等等等等。一个大学,假如真正关心文化遗产在这个世俗时代的责任,一定会组建一个“关系研究系”、一个“死亡研究所”,以及一个“自知之明中心”。

如此一来,则正如阿诺德和密尔所期盼的那样,世俗教育将可望走出到底有什么用的惶恐阴影,开始重新设计出自己的课程体系,从而直接关注我们最感迫切的个人难题和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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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会打瞌睡。

(二)如何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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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宗教启示来重新安排大学教育,不仅涉及课程体系的调整,而且同样关键的是,会包括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就其方法而言,基督教从一开始便受到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见解所引导,这就是我们太容易遗忘。可惜的是,这一见解在负责世俗教育的人那里,从来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基督教的神学家们知道,我们的心灵受困于古希腊哲学家所谓自制缺失,此乃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状态,即明明知道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却又迟迟不愿行动,不管是因为意志薄弱还是因为心不在焉。我们一方面拥有智慧,另一方面却缺乏应有的力量在生活中践行这一智慧。基督教把大脑描绘成一个懒散而又易变的器官,它很容易留下印象,但又永远在改变自己的关注焦点,并且永远在抛弃自己的原先承诺。有鉴于此,基督教提出,教育的中心问题并不是如何去对抗无知(世俗教育家们即主张对抗无知),而是我们如何能够去对抗自身的惰性,此即不愿意身体力行我们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充分认同的想法。基督教赞同西塞罗的劝导,说公共演说家应当拥有三重能力:证明、娱乐、说服,此外,它也追随希腊诡辩学派的观点,坚信所有的课程都应当既诉诸理性,又诉诸感情。总没有理由让震古烁今、颠倒众生的思想在含混不清的瓮声瓮气中表达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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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俗大学教育的辩护者很少担忧过“自制缺失”问题,他们毫不犹豫地断言,有些概念哪怕只在二十岁时听过一两次,哪怕经过了五十年的金融或市场调查生涯,而且哪怕这些概念当年是由讲课者站在空洞的房间里以单调的声音说出来的,人们还是会完完全全地受到这些概念的影响。根据这一看法,观点可以从脑袋中流淌出来,其随意的样子很像倒拿的手提包倒出东西一样,或者,观点可以像说明书一样平铺直叙了无修饰地表达出来,一点也不会伤及相关精神活动的总体目标。自从柏拉图攻击希腊诡辩学派更关注说得动听、反倒不关注诚实思考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一直固执地质疑口头的和笔头的滔滔雄辩,他们相信口若悬河的教师爷会用甜言蜜语别有用心地掩盖其不可告人或乏善可陈的想法。以何种方式来传达一个想法被认为无足轻重,至少它排在该想法本身的质量之后。因此,现代大学没有特别重视演说才能,倒是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重视真理本身而不是表达技巧,足以保证真理得到成功且持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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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学教师不大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帕多瓦的圣安东尼被奉若神明的下颌,置于帕多瓦圣安东尼大教堂圣盒中,约1350年。

完全无法想象,哪一位当代大学的讲课者在故世后,自己的遗体会被绑缚在桌子上,脖颈被切开,喉管、舌头、下颌被取下,再安放到一个镶有宝石的金色盒子里,然后展示在一个圣祠中央的壁龛中,而这个圣祠专门用来纪念其不凡的演说天才。可是,这一切恰恰就是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得到的待遇,他是13世纪圣方济会教派的修士,后来依仗其公共演说方面出类拔萃的才能和精力而被册封为圣人。他的发声器官陈列于家乡的天主教大教堂,依然吸引着来自天主教世界各地的慕名朝拜者。依照圣徒传记,圣安东尼一生总共作了一万场布道,而且能够感化最铁石心肠的罪人。甚至有传说称,有一天在里米尼,他站在海滩上,开始对着并无特定听众的大海慷慨陈词,很快他居然发现,一群鱼儿已经围拢过来,成了一批无比好奇、显然陶醉其中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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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安东尼为鲤鱼布道,16世纪彩饰图稿。

圣安东尼不过是基督教悠长而自觉的演说传统中的一个代表而已。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诗人兼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约翰·多恩在自己的布道中,也展示了足可媲美圣安东尼的感化劝导才能,他能把复杂的思想化解为轻松自然的清澈道理,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为了消除听众在布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厌倦,多恩每讲几段就稍作停歇,以便总结自己的思想,而且总结用词都决意要铭刻在听众易变健忘的头脑中。(“年长是一种疾病,年轻是一个伏兵。”)正像一切魅力独具的格言家一样,他拥有炉火纯青的对仗功夫(“失却畏惧,焉得真爱?”),而且,这种修养又与一种抒情的感触相结合,使他能够借助出人意料的形容词凌空翱翔,然后又以一句深入浅出的格言带着他的信众戛然而止。(“丧钟为谁鸣,何必去打听,回荡在人境,就为你而鸣。”)他在处理自己与听众之间的关系时丝毫不会摆出一副教长的面孔。教友们尤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思想的真实诚恳,因为这些都出自一位看来人性浓厚乃至同样会有失误的布道者。(“我平躺在房间,我仰天呼唤,请求上帝和天使降临人间。等他们来到之后,我却冷落了上帝和天使,只因为苍蝇嗡嗡、马车叮当、房门吱嘎。”)

近期,基督教的演说传统有了进一步光大,主要得益于非洲裔美国布道者,尤其是那些属于五旬节派和浸礼会派的布道者。在美国各地的教堂里,星期天的布道可不是枯燥无聊的时刻:听讲者傻坐着,一只眼睛盯着时钟,教堂东面的半圆室内,一位牧师在讲经台上,面无表情地仔细剖析行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正好相反,信众们都需要打开各自的心扉,紧握邻座教友的手,喷发出“对呀”“阿门,布道师”这样的喊声,让圣灵进入他们的灵魂,最后在一阵欣喜若狂的喊叫中轰然打住。在台上,布道者则通过呼唤与回应,撩拨着集会教友的热情之火,他会令人着迷地夹杂本地土话和钦定版《圣经》词汇,反复问道:“愿意说阿门吗?我说你们愿意说阿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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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讲座也能同样动人吗?

不管你原来的主张有多大的感染力,如果现在每说完一点,集会的五百人都会齐声欢呼:“感谢你,耶稣”“感谢你,救世主”“感谢你,基督”“感谢你,上帝”,那你的主张不是足以颠倒众生了吗?

精彩的神学辩论总让人欲罢不能,在位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的新景浸礼会教堂里,就有这样一场神学辩论从台上顺流而下:“今天我们没有一人身处监牢。”(集会教友说道:“阿门,对呀,阿门,布道师。”)“主垂怜我们。”(“阿门。”)“所以,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心智永远不会遭到囚禁。”(“阿门,布道师。”)“我的兄弟姐妹,听到了吗?”(“阿门,阿门,阿门!”)

这种场面与人文学科的典型课堂相比,反差犹如天壤之别,可是这种反差真的不必存在。世俗学府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能有什么用处呢?讲解蒙田的小品文时,如果每句话后一百号人都激动万分地齐声叫好,那蒙田著作的含义不就可以大大拓展吗?讲解卢梭的哲理时,假如用有节奏、诗歌般的“呼唤—回应”方式来铺陈展开,那卢梭哲学不就可以在你我的脑海中久久回荡吗?可以说,只要不把人文老师送到非洲裔美国五旬节派的布道师那里去接受培训,世俗教育便永远不可能成功地挖掘自己的全部潜力。只有接受了那种培训,谨小慎微的讲课者在讲述济慈、亚当·斯密时才会抛弃现有的自我束缚,才会挣脱举止持重得体这样的虚假观念,才会冲着昏昏欲睡的听众大声喊道:“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吗?”只有到那个份上,那些终于眼泪汪汪的学生才会跪倒下来,听任某些世上最重要的精神观念流入脑海并进而改造他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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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除了需要表达得生动流畅外,还必须不断地重复。我们必须一天三番五次乃至多到十次地强迫提醒自己记住所深爱的真理,要不就难以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九点阅读的东西到中午时分我们也许已经忘记,所以需要到黄昏时段再去阅读。必须时时给我们的内心世界提供一种支撑结构,这样心中最好的思想内容才能得到反复的强化,也才能克服注意力分散、记忆力下降每时每刻带来的困扰。

各路宗教都富有智慧地制定了详尽的月历牌和日程表,深切而广泛地介入信众的生活,不会让一个月、一整天、一小时在缺乏精心策划的思想灌输下付诸东流。宗教工作计划几乎会落实到每一时刻,会细致地告诉教友应该阅读什么、思考什么、演唱什么、做些什么,可谓清规戒律繁琐至极,但确又面面俱到井井有条。例如,《公祷书》规定,信众应当总是在“三一节”后第二十六个星期日晚上六点半集会,此时,烛光在教堂四壁留下碎影,大家应当听讲次经中《巴录书》第二部分的诵读;1月25日,他们必须一直思索圣保罗的谈话;7月2日上午,则必须反思圣母马利亚之往见,并吸收《约伯记》中第三篇的道德教诲。对天主教徒而言,日程安排还要精细,他们的一天被分割为不少于七次的祈祷。比如,每天晚上十点,他们必须审视自己的良心,阅读一首赞美诗篇,宣告“交托在你的手中”,歌唱《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西面颂”,最后再赞美一番圣母(“永生永世的圣母,永远垂怜我等罪人吧”)。

相比之下,世俗社会对我们是多么的放任自流!它以为,我们定会自然而然地踏准发现之路,总能找到对自己至关重要的理念,而且,它还让我们在周末放松地去消费和娱乐。世俗社会正像科学一样,特别看重新的发现。在它眼里,重复终究是极度匮乏状态下不得已的做法,故此,它给我们提供着滚滚流淌的新信息,但也因此弄得我们把一切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例如,我们会被吸引到电影院去看一部新近发行的影片,电影结尾极度动情、无比悲伤,让人情绪激越、感慨万千。走出电影院这一刻,我们誓言要按照银幕上展示的价值观去重新思考本人全部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洗刷和荡涤自己身上颓废没落、轻狂草率的性格。可是,到第二天晚上,开了一天的会,生了一天的气后,当初的电影体验早已人间蒸发。这个世界上,曾经让我们刻骨铭心却转眼灰飞烟灭的东西太多了:以弗所(1)神庙废墟的雄伟壮丽,西奈山(2)上放眼四望的特殊体验,爱丁堡城里余音绕梁的诗歌朗诵,阅读托尔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后的掩卷感受。到最后,所有现代文艺大师都难免烹调大师的命运,即精制的佳品转瞬间被咀嚼个稀烂。当然,文艺大师的作品本身可能不会溃烂腐败,可是其受众的反应却真会销声匿迹。我们虽然敬重文化的力量,但很少承认,对于文化中的具体丰碑,我们的健忘程度着实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读一部传世杰作之后不过三个月,我们可能要搜肠刮肚才能回忆起其中的某个场景或只言片语。

图示

不复习就记不住:天主教对有关篇章的日程安排。

我们最爱读的世俗书籍并不会提醒我们,读完就扔的一次性阅读方法是多么的漏洞百出。这些书籍不像宗教典籍,没有标示出一年中哪些特定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复习,况且,宗教典籍复习时有二百来人在一起做,还有乐器在演奏背景音乐呢!你可以说在安东·契诃夫的故事中,能够找到跟《福音书》中一样多的智慧,可是契诃夫的故事集并未附有月历牌,去提醒读者照着计划定期重温书中的金玉良言。假如我们试图从世俗作家的作品中编选诵读语录,一定会有人指责我们稀奇古怪。我们最多不过是在自己最喜欢的句子下面不成系统地画一些线,下次或许在等待出租车的偷闲时刻碰巧再扫视一遍而已。

宗教的追随者不会觉得有这些顾虑。对犹太教徒而言,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每次两节、大声朗读《摩西五书》,这一仪式自公元前537年“巴比伦囚虏”时期(3)结束以来,一直是他们宗教的核心内容。在希伯来提市黎月第二十二天,“庆法节”标志着一年会堂诵经的结束以及下一轮的开始,这时,《申命记》最后一节、《创世记》第一节都需要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很奇特的是,被指定阅读《申命记》34:1—12的信徒会被称为“律法新郎”,而负责阅读《创世记》第一篇的人则被称为“创世新郎”。我们这些世俗之辈或许觉得自己还是很爱读书的,但如果跟这两个新郎比,我们对书的喜爱简直显得暗淡无光。须知,这两个新郎要绕教堂走七个来回,唱出他们的喜悦并且乞求上帝开恩:“拯救我们吧!”与此同时,教堂中的其他信众则挥舞旗帜,互相接吻,向所有在场的孩子抛撒糖果。而世俗这一边却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设想一下,当我们合上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最后一页,假如进而去争取那份成为“斯万家新郎”的荣耀,世俗社会一定会对我们侧目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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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世俗社会也不是不熟悉月历牌和日程表,在跟工作相关的方面我们太了解这些东西了,对于午餐会议、现金流预测、缴税截止日期之类的日期提醒,我们无不欣然接受。不过,我们似乎觉得,假如把回头再读沃尔特·惠特曼、马可·奥勒留跟记事册连在一起,纯粹是扰乱个人的自发兴致。《草叶集》和《沉思录》也许让人感动,但我们否认有必要每天去复习回味,即使我们希望这些书籍能对本人的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更让我们感到惊恐的不是自己可能会彻底忘掉书中的内容,而是担心自己被迫刻板地按照计划去接触某些思想,我们总以为这种做法会产生窒息心灵的后果。

然而,我们确实在遗忘这些东西啊!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刺激,其中最夺人眼球者当数被统称为“新闻”的滚滚洪流。这一大块内容在世俗世界所占的权威地位等同于宗教世界中的祈祷日程表,其新闻播报以超常的精确性覆盖着祈祷时间节点:晨祷已变形为早餐新闻播报,晚祷则变形为新闻晚间报道。

新闻的声望立足于一个未曾明言的假定,即由于现代史上两大推动力(政治和技术)的作用,我们的生活永远处于重大转变的边缘。因此,地球上必须铺上纵横交错的光纤电缆,机场的候机厅必须装满电视屏幕,城市的公共广场也必须镶嵌不断跳动的股票价格。

相比而言,宗教几乎不需要借助不断翻新的新闻播报来改变或形成自己的见解。那些稳定性较高的伟大真理可以写在精制羊皮纸上或者刻在石头上,不必流淌泛滥在手持屏幕上。在十六亿佛教徒看来,自公元前483年至今,还没有什么具有改变世界意义的消息;对基督教徒而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公元30年复活节星期日(4)前后已经终结;而在犹太人眼里,历史的分界线早已划在公元70年罗马执政官提多(5)夷平第二圣殿稍后的时候。

即使不赞同宗教日程安排中的具体含义,我们也还得承认,自身已经因为杂乱无度地追逐新奇而付出了代价。偶尔到静夜时分,在收看了一条新铁路开通的报道,或者听完了就移民问题辩论所做的烦心总结后,我们终于让电视机安静下来,这时会感到怅然若失。我们意识到,在费心跟踪关于人类雄心勃勃地迈向技术完美和政治完善的报道过程中,自己实已丧失了重温某些真理的机会。这些真理低调朴素,我们在理论上虽已了解清楚,却忘记了在生活中去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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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文化的这种态度从教育领域蔓延到了其他相关领域,比如,在书籍的制作和销售中,也充斥了类似的可疑思想。

在这方面,世俗社会同样提供了超出消化能力无穷倍的内容,弄得我们不得不苦苦挣扎,以设法抓住一点最紧要的东西。21世纪初攻读人文学位的本科生,即使其勤奋程度属中游水平,毕业前可能也需要翻阅八百本书。相比之下,1250年时一个富裕的英国家庭要是拥有三本书已算是走运的了,这点有限的收藏会包括一本《圣经》、一本祷告集、一本圣贤行状汇编,但其代价足抵得上一间房舍。假如我们如今哀叹这个书山书海的时代,那是因为意识到,要想最有效地开发自己的智力和情感,并不是靠阅读得更多,而是靠聚焦某些书籍,加深理解并温故知新。我们为自己还有那么多书尚未阅读而惶恐不已,但看不到自己已比奥古斯丁或但丁多读了很多很多,也因此看不到,我们的问题纯粹在于自己吸收的方式,而不是自己消费的范围。

世俗社会经常极力主张,我们应该感到无比欣喜,不仅拥有如此大量的书籍,而且其价格还如此低廉。可是,不应当认为这两种情况必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优势。谷登堡之前时代,一册《圣经》蕴含了代价高昂、煞费苦心的手工技艺,书页边空处花卉的插图样子、对约拿(6)和鲸鱼朴拙的刻画,以及圣母头顶的湛蓝天空和点缀其中的奇异飞鸟,无不透露出精工细作的态度。这种制作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注重在收敛的基础上用足工夫,并且期望把一本本单独的书册制成赏心悦目的作品,从而凸显其精神意义和道德价值。

技术进步已使得因拥有一册书而心存感恩显得多少有点荒唐,但尽管如此,物以稀为贵这一心理并未过时。当年制作一册犹太托拉经卷,一名抄写者誊抄《摩西五经》要花上一年半的时间,抄经的羊皮纸来自按特定仪式宰杀的山羊,羊皮还要在按教规配制的苹果汁、盐水、五倍子混合液中浸泡九天。对于此番用心,我们自应崇敬有加。我们想必愿意用一些很容易散架的平装书去交换几册精良的经卷,这些精装书卷,通过其材料的厚重、版式的雅致、插图的精美,传达了一种愿望,即希望书中的内容能在我们的心灵占有一个恒久的位置。

图示

价值连城的书:15世纪末一部祷告集中精制羔皮纸彩饰图页,描绘了“贤士来朝”。

(三)精神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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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大学设置另类课程体系并且强调有必要演练和消化知识之外,宗教还别具一格地让教育走出课堂,跟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它鼓励信众们通过自己的全部感官来进行学习,即不仅听和读,而且更广泛地做:吃喝、洗浴、散步、歌唱。

例如,佛教禅宗的理念告诫友谊之重要、挫折之必然、人类工作之不完善。但它不是就这些信条简单地向追随者高头讲章,而是更直接地帮助他们通过各种活动来体会这些真理,这些活动包括插花、书法、打坐、散步、磨石,最著名的就是饮茶。

由于饮茶在西方司空见惯而又缺乏精神内涵,令人欣喜无比却也尤感奇怪的是,禅宗居然会把饮茶仪式奉为最重要的教化时刻之一,其对佛教徒的重要性恰如弥撒之于天主教徒。在“茶道”这一饮茶仪式中,一般英国茶饮时刻也若隐若现的某些情绪得到了净化、放大,并且象征性地与佛教的信条连接到一起。该仪式的每个方面都别有一番滋味。在最初的茶具环节,茶具的奇形怪状反映了禅宗对于一切未加雕饰的天然材料之钟爱;茶主人备茶时的和缓动作可让个人“自我”的欲求归于沉淀;茶室的简朴装饰意在让人们的思想摆脱对名缰利锁的挂念;冒着热气的清香茶水可助人更好地品味墙上卷轴所书汉字背后的真义,这些汉字表达了“和谐”“清纯”“宁静”等基本佛教品德。

茶道的焦点不是要教授某种新的哲学,而是要让既有的哲学通过一项蕴含微妙情愫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形象生动。它是一种让理念获得灵动生命的机制,对这些理念,参与者本来就有较好的理论掌握,只是继续需要鼓励以便践行理念。

从另一宗教中可以举个类似的例子。犹太经文反复提及赎罪以及悔过自新的重要性。但在该宗教中,这些理念不仅仅借助书本加以传授,它们还经由某种身体的体验,即一种仪式化的沐浴而变得生意盎然。自从巴比伦流亡以来,犹太教便告诫其各社会团体要修建神圣的“净身池”,每个池子正好装满五百七十五升洁净的泉水。犹太人在忏悔自己可能有违教义的行为后,身体要浸泡在池水中,如此方可恢复自身的纯洁并且重续与上帝的联系。犹太经文建议每周五下午、新年之前、每次泄精之后,都要在浴池中完全浸泡一次。

“净身池”制度立足于某种推陈出新的含义,这种含义世俗洗浴者也知道一点,但犹太教赋予它进一步的深刻度、结构性和庄严感。当然,无神论者也感到洗澡后干净、不洗澡肮脏,可是“净身池”仪式把外表的卫生与某种内在纯洁的恢复联系起来。如同各宗教所倡导的诸多其他象征性做法,这一仪式也设法用一种有形的身体活动来促进精神的教化。

图示

关于生活意义的感悟已融入茶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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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深谙严格的头脑训练所具有的价值,而一般我们只习惯于努力训练自己的身体。诸多宗教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精神修炼,用以强化我们思无邪、行有德的向善品性,比如会安排我们坐到不熟悉的空间、调整我们的姿态、管理我们的饮食、为我们规定台词以详细列明相互之间应当说些什么,还会细致地监控我们头脑中闪过的思想。如此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是为了缓解我们的忧虑、锤炼我们的道德能力。

宗教有一种二元见解,即认为我们应当像训练身体一样训练我们的头脑,而头脑的训练一定程度上应当借助身体来进行。这一见解导致所有较大的宗教都建立了宗教静修所,信众们一段时间内可在这里退出普通生活,通过精神修炼来求得内心的复原。

世俗社会没有提供真正类似的场所,最接近者也许是乡间旅馆和水疗胜地,实际上这样去比附本身只会暴露我们的浅薄少知。世俗场所的介绍册子往往承诺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发现自身最本质的东西,会展示伴侣们身穿奢华睡衣的照片,会炫耀床垫和洁具的质量,或者会自夸全天二十四小时的客房服务。然而,强调的对象总是物欲的释放和精神的逍遥,而不是心灵需求的真正满足。当我们的人际关系落到最不和谐的谷底时,当读着星期日报纸引发对本人职场生涯的惶恐时,或者当我们天亮前惊醒过来无可奈何地痛感自己余生苦短时,这些地方是无法帮助我们的。那些服务人员原本无比殷勤好客,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何处可以遛马、何处可以玩小高尔夫球,可是,一旦询问他们消解负疚心理、莫名渴望、自暴自弃的策略时,他们立马就变得张口结舌。

图示

用洗浴支持理念:犹太“净身池”,伦敦西北部威尔斯登。

还好,宗教静修所关注的范围相对会更加全面。圣伯纳德是第一批西多会修道院的创办人,这些机构当年成了世俗者的退隐之处和修道者的永久住地。圣伯纳德提到,普天下凡人都可分为三部分:身体、头脑、心灵,每一部分都必须由恰当的场所来加以悉心照料。

按照圣伯纳德的传统,天主教静修所直到今天依然向客人提供着舒适的食宿条件、广博的图书馆藏,以及丰富的精神活动。后者既包括“良心省察”,即每日三次的良心自省,一般都是点上蜡烛就着耶稣的圣像,在安静中独自进行;也包括与辅导顾问的对话,这些顾问受过特别的训练,能将逻辑和道德注入到信教者混乱不堪、错误百出的思维过程中。

佛教的静修所也同样关注人的全面需要,尽管其所传授的具体课程可能明显有别于其他宗教。当我听到英国乡下有一门专教静修打坐和步行冥想的课程时,我决定亲眼见识一下这种精神修炼的课程会带来什么好处。

在佛祖于恒河流域迦毗罗卫附近降生之后足足两千五百七十三年,6月份某个星期六上午六点,我与十二名其他新手坐在萨福克地区一座原先的谷仓里,大家围坐成一个半圆。我们的老师叫托尼,他开始上课时先邀请我们从佛教徒的视野来理解人类的状态。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完全身不由己地被自我(梵文为“ātman”)所操控。这一意识的中心本质上是自私、自恋、贪婪的,它不甘心于自己终将灭失的命运,念念不忘幻想通过事业、地位、财富的回天之力来逃避死亡的降临。自出生那一刻起,自我就像发狂的野牛一样得到释放,从此决不停歇,至死方休。因为自我天生多愁善感,所以其主导情绪便是焦虑。它好动多变,从一个目标跳到另一个目标,永远都无法放松戒备或跟他人恰当相处。哪怕在最安详的环境下,它基本上还是忧愁连连,始终如一地鼓声阵阵催人躁动,也因此自我很难真心诚意地介入到己身之外的任何事情中。另一方面,自我存在一个经久不变、令人心动的趋势,即坚信自己的欲求即将得到实现,故此其前方也会萦绕宁静和安全的图景。某一特定工作的得手、社会征战的取胜、物质财富的聚敛看起来总是展示着大功告成的前景。但事实上,每一分忧愁都很快会被另一分忧愁所取代,一个欲念的了断又会引发另一个欲念,从而生发出无穷无尽的循环,佛家谓之“执取”(梵文为“upādāna”)。

不过,正如托尼现在所解释,就我们自身某一部分作如此灰暗的描述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全部,毕竟老天尚且赋予我们举世罕见的、通过精神锻炼更可增强的能力,能让我们偶尔放下“小我”的欲求,进入佛家所谓“无我”(梵文为“anātman”)的境界。在此种忘我状态中,我们可以稍稍退离个体的激情,思考一下假如返璞归真、灭除令人痛苦的额外欲求,我们的生活应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图示

克莱尔沃的西多会修道院,1708年:身体、头脑、心灵的安歇之地。修道院每区都安排供人体某一不同部位修身养性,身体由厨房和宿舍加以照料,头脑和心灵则分别由图书馆和礼拜堂照料。

当西方人获知,抛弃“小我”主要不是通过逻辑辩论来做到,而是要学着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坐在地上,他们定会大呼惊异。然而,这本身就是西方过于偏重思想意识的表现。

托尼继续解释道,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确定生活的优先重点,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站起来、抖动肢体一分钟,以及照着大日如来七支做法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对于一拨新手而言,这必然有点苦不堪言,因为我们许多人的身体早已不再年轻,更何况脱去鞋子只穿袜子在陌生人面前歪扭着身体,这似乎让大家自觉十分别扭。当我们用力模仿托尼的姿态时,还难免咯咯傻笑一番,间或也会听到有人放屁。托尼的姿态据说就是佛祖及其信徒的姿势,两千多年前,当他们在印度比哈尔邦东部神圣的菩提树下修禅时,用的就是这个姿势。动作要领是精确的:两腿必须交叉盘坐,左手必须放于右膝上,脊椎应该挺直,双肩应该微微伸展,头部应前倾,目光要往下,嘴巴稍张开,舌尖抵住上颚,呼吸则平稳和缓。

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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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我们对平静的渴望,西方消费社会在以往五十年里改进了日光浴概念,而佛教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去完善入定修禅的艺术。

渐渐地,我们这批人达到指令要求,房间里也安静下来,只有从远处旷野传来一只猫头鹰的鸣叫声。托尼引导我们注意一个很不起眼也很少顾及的事实,即大家都在呼吸。在初步掌握“安般守意”(7)(梵文为“ānāpānasmrti”)入定冥思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安静地在房间打坐、不做任何事情,只剩下存在本身,这对人提出了异乎寻常的挑战。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明白,自我平时的茫茫杂念和纷繁俗务在何等残酷地缠磨着本人。我们注意到自己总会分心走神,而当全力只去关注呼吸时,我们感觉到,大脑意识仍在照其通常狂乱的路线东奔西突。大家领悟到,哪怕只在三次呼吸之间做到不让充满焦虑的意念侵袭自身,都是难上加难!我们也由此推断,平时在经历任何体验时,要想不落入张牙舞爪的自我的魔掌中,该是多么的难得啊!

我们这个新坐姿的目的是要在自己的意识与自我之间拉开一点距离。当感觉自己在呼吸时,我们注意到本人身体各部分各有其单独的节奏,这种节奏并不跟着自我主导的杂念俗务而展开。肉身另成一体,这触及浩瀚的“无我”境界的一个侧面,自我并不控制也并不理解此“无我”境界,但佛教正在把我们带入这一王国。

由于自我惯于将所遇到的一切东西都当作工具来开发利用,所以它一般不会关心身体,除非身体有利于自我去实施其寻欢作乐的计划。自我会隐隐地不满身体的脆弱性,并为此等脆弱性感到震惊。自我不想关心肝脏的奇特工作方式或者胰腺的神秘机理,只是命令身体忠实履行分派到的任务,要求它躬身伏案,抽紧背部肌肉,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然而现在,突然之间,自我被要求把控制权转让给呼吸这个最劳苦功高的角色。从前,自打我们投胎到这个世界以来,这个呼出和吸入的背景性过程一直在进行,但也基本上不被注意也不受称道。而今,自我在惊恐之余,不免感到天翻地覆、无所适从,此等感受形同一个国王,由于未曾逆料的重大变故,被迫在一家简陋客店的硬板床上委屈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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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自己的呼吸而不是自我的欲求,自我便开始放弃对意识的某些操控,会放进来一些平时被过滤掉的信息,我们便开始关注与平时欲念毫不搭界的、内部的或外部的东西。我们的意识从专注于呼吸转变为首先感受到自己的四肢,再感受到支撑自身的骨架,然后是感受到体内循环往复的血液。大家能意识到自己脸颊的敏感性,意识到房间里空气的些微拂动,会意识到贴着皮肤的衣服纤维。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走到室外去做另一项称为“步行冥思”的精神修炼,这是由越南禅宗和尚一行禅师倡导的练习。按指令,我们应清空自己的头脑,漫游在自然景点,除观察自然外决不多做一事,从而暂时摆脱自己那些自我为上的习惯,正是这些坏习惯剥去了自然之美,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在宇宙中有多么重要,也从此给自身造成了无穷麻烦。依照指导,我们按骆驼的速度前行,个人意识中放下了自我惯有的熏心利欲。这种心灵状态梵文中叫做“无愿解脱”,深得佛教之推崇,就如同它深为资本主义所诅咒一样。有了这种心态,人会与周围世界中的万千细节开始合拍起来。有一缕阳光透过树林飘洒下来,光芒中可见无穷尘埃颗粒在舞动。从不远处的溪流传来淙淙的流水声,一只蜘蛛正在跨过我们头顶上方的树枝往前爬行。佛教诗文中大量记载了跟世上这些微小生物的类似邂逅,而这些小东西只有在自我放松了对官能的掌控之后才会进入我们的感受范围。

图示

禅宗诗人松尾芭蕉(8)写过一首诗:“山路费寻攀,居然眼见紫罗兰,最惹人喜爱。”而从草木丛中走过来的我们,都成了考察我等自身存在状态的超然旁观者,也因此在观察这个星球及其居民和紫色小花时,增加了一分耐心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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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其他宗教的静修所传授的精神修炼内容固然各有千秋,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提出的大原则,即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给予更多的约束。

假如我们绝大部分烦恼纯由我们的心灵状态所造成,那么,现代休闲产业的做法便显得有悖常理,因为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居然是要把舒适带给我们的身体,而未能同时设法去安慰并且驯服佛家所谓“猿猴心”,佛家此说诚可谓充满了先见之明。为了恢复我们整体的身心,我们需要行之有效的场所,新型的静修所将借助一系列世俗化的精神修炼,致力于同时教化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四)智慧的传授

归根结底,一切教育的目的是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减少我们的错误。教育是一种机制,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宗教社会,都希望借此机制,以一种可靠的方式,在限定的若干年里,向其成员灌输先人留下的文明。祖先中最智慧、最坚毅之辈在漫长岁月里以其艰苦卓绝、时断时续的努力,凝结起了这些文明成果。

就科技知识而言,世俗社会已经证明,自己倾心接受有关教育使命的上述道理。如今在册的一名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能在几个月时间里学到法拉第曾经知道的东西,也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推进到爱因斯坦统一场理论的前沿地带。对于这样的事实,世俗社会丝毫不会觉得有任何懊悔惋惜之意。

然而,就是这个完全相同的原则,尽管在科技领域显得是那样毋庸置疑、理所当然,但在用到智慧、自知之明、心灵的道德指引这样的领域时,往往会遭到莫大的反对。假如有人提出,新入学的一班物理专业学生应当自己去独立摸索电磁辐射理论,教育的辩护人一定会对此想法嗤之以鼻。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这些教育辩护人却同时会慷慨陈词,强调智慧绝不是可以相互传授的东西。

如此这般的偏见早已浸透了文化教育,已使之基本上放弃了密尔和阿诺德的宏大抱负,也毁灭了里尔克(9)高调表述的希望。里尔克在诗篇《古老的阿波罗躯干雕像》的最后一行中推断,世上所有伟大文艺家至高无上的希望就是告诫其受众:“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10)

伟大文艺家们从来没有跟那些声称智慧不可教的人站到一起,这一点要归功于宗教。文艺家们敢于直面个体生活的重大问题:我应为何而工作?我如何去爱?我如何才能更加完善?这种直面问题的方式应当引发无神论者的兴趣和思考,即使他们很难同意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

本章已经表明,文化拥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可以使人不必依赖宗教信条而照样面对生活困境。那些让我们个人和政治生活遭受重创的种种差错,一直在为自古以来的文化作品提供着素材。在文化典籍中,从来不缺乏有关愚蠢、贪婪、色欲、嫉妒、傲慢、感伤、势利的内容,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题材都可在弗洛伊德、马克思、罗伯特·穆齐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大江健三郎、费尔南多·佩索阿、尼古拉斯·普桑、索尔·贝娄等人的作品中找到。问题是,由于站不住脚的偏见,世人无意利用文化来纾缓人间的悲伤,故而很少对这一宝库进行有效的清理并令其信手拈来地为我所用。

现有主流的世俗机构中,没有哪一家公开宣称有意向世人传授生活的艺术。不妨拿科学史来打个比方,伦理领域尚处在业余阶段,好像业余人士在自家工棚内捣鼓化学品,而不是专业人员在科学实验室从事程序严密的试验。要开展任何以心灵为核心的教学工作,大学里的饱学之士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首要人选,可他们却扯起纯学问的幌子,远离经世致用的现实要求,躲避教化听众的责任,唯恐简洁明了清晰直白,假装没有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脆弱,也无视一个事实,即不管内容多么重要,我们的脑子实在太容易把一切都忘个精光。

宗教则充满了矫正诸多弊端的理念,以之为榜样,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在编排知识时,应该依据其所相关的人生挑战,而不是正好所属的学科领域。新的策略应该是为了目的而阅读,这一目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完善、更加清醒。同时,应该投入精力训练演说口才,训练记忆技巧,训练书面表达能力。

在某些人听来,这些教育方法也许具有太过浓重的基督教味道,但且莫忘了,它们多在耶稣降生以前久已有之。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已有意让知识为内心需求服务,是他们首先为了传播智慧而创办学校,而把书籍比作良药,并且看到了辞令和重复的价值。我们不应当让无神论来妨碍我们对传统的鉴赏和吸收,诸多传统本来就是人类不以派别划分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只不过凡夫俗子误解了这一遗产之创造者的真实身份,长期以来践踏乃至灭失了这份遗产。

宗教跟现代大学不一样,它们不会将教学限于一个固定的时段(年轻时代的若干年),不会限于某一特定场所(校园),也不会限于某种单一的形式(讲课)。宗教认识到我们既是认知的动物,也同样是感性的动物,故此深知需要动用各种可能的资源来影响人们的头脑。宗教的许多方法,尽管与当代教育的理念相去甚远,但仍可谓必不可少。要想让任何神学的或者世俗的思想在我们这个健忘的头脑中发挥作用,还真少不了这些方法。宗教的这些技法值得加以研究和采纳,如此我们才可望在有生之年比起父辈们少犯哪怕一两个错误。


(1)Ephesus,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一重要城市,以阿耳特弥斯神庙而闻名。——编者

(2)Mount Sinai,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据信系指埃及西奈半岛南部某山。——编者

(3)Babylonian Captivity,是指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及大批犹太人被俘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囚虏”时期。——编者

(4)Easter Sunday,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一般指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编者

(5)Titus,古罗马皇帝(79—81),曾任执政官,与父皇Vespasian共执朝政,镇压犹太人起义,夷平耶路撒冷。——编者

(6)Jonah,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先知。——编者

(7)mindfulness of breathing,亦作“数息观”“持息念”,梵文“ānāpānasmrti”的意译,直译“念出息入息”,梵汉并举,译作“安般守意”。指坐禅时专心计数呼吸次数,使精神专注,进入禅定意境。——编者

(8)Bashō,生于1644年,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师的署名。他公认的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编者

(9)Rilke,生于1875年,奥地利诗人。其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很高,对现代诗歌发展有巨大影响。——编者

(10)作者此处用德文“Du musst dein Leben ändern”表示。——编者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