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在历史气候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韩健夫⁽¹⁾

全球环境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相互影响所造成的一系列陆地、海洋与大气的生物物理变化。今天的气候变化是历史气候变化逐渐积累与演变的结果，所以对今后气候的冷暖、干湿进行趋势性的预测，必然需要了解气候的自然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我们现在还亟须加强认识的“往者”。所谓“宁今者察之古，不知者视之往”，对于历史气候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气候变化的发生规律与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为检查气候模型提供重要资料。不仅如此，对历史气候发生状况的重建既能为历史学研究本身提供长时段的环境背景要素，又可为历史上中时段、短时段的制度变迁与事件史的阐释给出更丰富的素材。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存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其中保留着大量的气象记录，为我们开展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文献记录的气象内容源远流长，从殷商甲骨卜雨刻辞记载以降，前后绵延3 000余年。其中所载内容丰富，从天气到气候，从物候响应到灾害影响，几乎涵盖现在天气和农业生产中所涉及的与气候有关的各种现象。另外，史料中对气候的记载连续完整，从西汉以降，旱涝冷暖之记载可谓史不绝书。

根据各类文献中所涉及的气候资料特点，气候资料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官私文类、日记类、档案类与地方志类。不同资料来源中的记载特点与所存在的问题，前人已有很多论述。⁽²⁾针对历史气候研究内容，研究者从自身研究的目的出发对各种史料中所记载的相关气候信息进行了搜集、整理与处理，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进行了很好的学术梳理。⁽³⁾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理论及应用的异军突起，相关研究领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大数据的方法与工具开展进一步研究。大数据不管作为一个方法，还是一种视角，均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学研究中，无论是古籍的数字化，还是大型数据库的建设，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出现了一批可利用的数字化成果，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联合制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研院”史语所联合制作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从竺可桢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到今天，在历史时期冷暖、干湿、极端气候事件以及气候变化影响等研究中获得了大量的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历史气候的相关数据资料。从历史气候学的学科研究特质来看，不同气候要素的综合分析与整合十分必要，可以通过对比发现气候变化过程中更多的规律性特点。因此，我们需要在学术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以往研究中所产生的以及正在进行中的有关历史气候的数据化成果与工作。这不仅对历史气候学研究本身的进一步发展有极重要的意义，还可以为历史学研究提供更多关于气候、环境以及灾害方面的成套数据与素材。

一、历史气候研究中大数据的应用

（一）数据的建立

从历史气候学研究的内容分类出发，有必要在历史时期的冷暖变化、干湿变化、极端气候事件三个领域，对历史气候研究中所建立的数据进行一个大致梳理。

在历史时期冷暖变化的数据重建方面，最为著名的当属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关于过去5 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的研究。⁽⁴⁾在竺可桢先生工作的基础上，满志敏、王绍武、葛全胜等人又从气候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对竺可桢的工作进行了局部的修正。2002年，葛全胜等收集、整理历史文献中冷暖记载及过去的有关研究结果，对中国东部地区（北纬25°—40°，东经105°以东）过去2 000年冬半年的温度状况进行了定量推断，建立了中国东部地区过去2 000年分辨率为10至30年的冬半年温度距平变化序列，并对冷暖变化阶段与冷暖变化幅度进行了分析。⁽⁵⁾因受资料分辨率的限制，重建的过去2 000年温度序列的时间分辨率仅为30年，只有961年至1110年、1501年至1999年两个时段资料丰富，可以在时间分辨率上达到10年。可以说，葛全胜等人的研究成果是竺可桢先生之后又一个中国东部地区冷暖变迁的权威数据，并且在整个重建的精确性以及分辨率上超越了竺可桢所重建的气候变迁数据，是竺可桢之后迄今最准确的历史时期中国东部冷暖变化重建结果。

对于历史时期冷暖变迁的重建结果，如果不在史料与方法上有所突破，很难提高分辨率。这一问题在对近300年部分地区的温度变化重建上取得了进展，而这一进展之所以能实现，其基础在于清代档案资料保存之丰。现今已经完成了四个地区近300年的年际温度变化重建，如下表1所示。

以上所重建的高分辨率的冷暖序列可以为我们提供十分清晰的气温变化情况，不仅在历史气候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也可对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提供详细的环境背景信息。

在历史时期干湿变化的数据重建中，按照所用资料与方法的情况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在历史时期的干湿变化研究中，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其覆盖面为全国，含120个站点，将1470年至1979年这500余年的旱涝情况进行评级，并逐年绘制了旱涝分布图。⁽⁸⁾另外，白虎志等人最近又专门对西北地区进行了过去500年的旱涝分布重建。⁽⁹⁾

除此之外，从长时段尺度上对干湿变化进行重建的工作有：郑斯中等对我国东南地区近2000年的湿润变化复原，⁽¹⁰⁾郑景云等人对过去1500年我国整个东部、华北、江淮以及江南所做的干湿变化重建，⁽¹¹⁾杨煜达、韩健夫对过去1000年中国季风边缘区的干湿变化重建，⁽¹²⁾谭亮成等对陇西地区960年至今干湿变化的重建等⁽¹³⁾。

但以上研究仅仅反映的是旱涝干湿的状况，并非实际上的降水变化情况，要进行降水变化的研究需要更高分辨率的资料。由于近300年的历史文献记载极为丰富，特别是清代雨雪档案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从而为重建更高分辨率的降水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在清代的雨雪档案中，包括晴雨录和雨雪分寸两种记载。其中晴雨录逐日记录天气状况，记录下阴晴降水的起止时间、降水类型以及雨强、风向等内容，但其局限性在于较为完整的地区只保留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四地。雨雪分寸记载的优势在于空间上覆盖了清代内地18省及盛京将军辖区的273个府（州、厅），其中120个左右的府（州、厅）记录较为完整。但是雨雪分寸的记载主要是降雪之后的积雪厚度或每次降雨之后的雨水入土渗入深度，以及特定时段或月、季、年等降水状况的描述，在利用其进行降水量的量化研究时还需要科学可靠的回归方程。根据以上档案资料，现已得出过去300年一系列降水数据，如下表2所示。

续表

续表

除此之外，对于梅雨带的复原也有较多的工作成果。如张德二和王宝贯最早运用晴雨录重建了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梅雨序列。⁽¹⁵⁾其后，葛全胜等利用雨雪分寸资料重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1736年以来的梅雨序列。⁽¹⁶⁾近年来，满志敏又发掘日记资料中的天气记载，分析了19世纪中叶两湖东部地区的梅雨特征，⁽¹⁷⁾萧凌波等同样以日记资料讨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两湖东部的梅雨带变动。⁽¹⁸⁾郑微微等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日记资料进行梅雨雨带南缘的变化与降水重建。⁽¹⁹⁾

有关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数据建设数量少于对历史时期冷暖、干湿乃至降水的重建数据量。但是近年来，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研究也不断地取得突破，特别是郝志新等对中国东部地区近2000年极端旱涝事件的研究，第一次提供了大尺度有明确概率密度的极端旱涝事件序列⁽²⁰⁾，复原了东部地区、华北、江淮、江南等区域过去2000年的极端旱涝事件，这是对极端旱涝事件识别与重建工作的重要突破。之后郑景云又对极端气候事件过往研究进行梳理，由此归纳总结出中国过去2000年极端气候事件的变化特征。⁽²¹⁾最近，杨煜达等又在郝志新等人基础上，通过对分站点旱涝等级的科学重建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时空分布进行均一化处理，重建出过去1000年西北地区发生概率分别在2%和10%的极端干旱事件序列，在前人的基础上又一次实现方法上的突破。⁽²²⁾另外，对于极端寒冷与高温事件的重建至今仍然以单一年份的重建为主，如对1892年至1893年寒冬、1815年至1817年凉夏及1743年华北夏季极端高温等的研究，至今尚未有极端冷暖事件序列的重建数据。

除此之外，综合以上各项气候要素的重建数据近年来也有不少成果。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满志敏、杨煜达团队，以历代日记为资料源头所进行的历史气候数据收集整理工作，将所收资料按照天气情况、感应情况、物候资料、气候资料以及社会响应情况进行分类录入，所收数据量已有数万条，且因为是日记记载，精确度可达到天，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了北京地区19世纪中期高分辨率的沙尘暴数据。⁽²³⁾另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芳教授团队所进行的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²⁴⁾中科院的“古气候代用资料共享数据库”，中国气象局的“中国历史气候基础资料系统”，中科院地理所的“过去2000年环境变化数据库”，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水旱灾害网络共享数据库”，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建立的“近300年东亚台风数据库”“中国历史时期水文信息数据库”等。

（二）大数据的应用

历史气候研究中对于已产生的数据进行整合利用的构想很早就已经出现。葛全胜等人在2007年撰文提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需要进行数据的集成研究。⁽²⁵⁾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集成”研究已被确定为今后全球变化研究的主要方向。“集成”的关键是通过对所有主题的各个方面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以获取新的概念，并使（原有）认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²⁶⁾因而从集成的思想出发，把不同精度、不同分辨率、不同类型、不同环境意义的记录相互校核、取长补短，有可能减少重建过去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获得更为准确合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的数据集成研究，将若干相关的数据进行组合与整理，以求得更为贴近事实的结论，获得气候变化背后的规律性认识。下面以两种主要数据集成方式为例，对历史气候研究中近十余年的集成研究进行回顾。

首先，同类研究目的数据的整合。葛全胜等人在2002年基于集成分析的思想，对不同时间分辨率的自然信息所反映的过去3000年我国冷暖变化进行综合分析。利用近10种同样表达过去3000年中国冷暖变化的数据，进行集成分析。这些数据的来源包括利用树轮、冰芯、孢粉、湖泊沉积、石笋等多种自然证据所重建的过去温度变化成果。⁽²⁷⁾之后，陈建徽等人又对中国西北干旱区小冰期湿度变化进行了集成研究，收集了18条具有明确古湿度指示意义的气候记录，涉及包括冰芯、地层沉积、湖泊沉积、河流阶地在内的各种自然载体和历史资料。⁽²⁸⁾

其次，不同研究目的数据的对比。对来自不同类别、不同目的的研究数据成果的集成，经过对比与数理统计处理，力求反映出研究主题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隐含在背后的发生规律。如郑景云等将历史时期重建的冷暖变迁数据与干湿数据进行比对，进而寻找两者之间的组合关系，发现不同冷暖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干湿的分布状况。⁽²⁹⁾另外，还有将所复原出的历史气候要素数据与海洋、大气运动数据进行比对研究，来探讨中国历史气候要素变迁的驱动力机制问题。⁽³⁰⁾除此之外，在历史气候变迁的社会响应研究中，也大量运用这一数据集成的方法，来探讨自然—社会—生态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如香港大学李峰、章典等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气候变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³¹⁾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方修琦等人从2004年开始对于气候变化与社会响应之间的作用关系及机制进行不断探讨，发表成果包括关于山东动乱与水旱关系的研究、华北气候变动与社会响应方式的转变、清初华北气候变动与移民东北的研究以及18、19世纪之交华北气候转冷的社会响应研究，并归纳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社会经济等级序列建立的方法等。⁽³²⁾最近，又对1644年至1949年间长江三角洲五种洪涝致灾因子进行了分析。⁽³³⁾最近，郑景云等又运用此方法对明朝灭亡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研究。⁽³⁴⁾

二、大数据在历史气候研究中的展望

（一）大数据下的集成

在历史气候学研究中，如上所述，从21世纪初便已开展数据间的集成综合研究，研究者业已认识到将利用历史文献所重建的数据进行整合，可以提高复原精确度水平，同时也可以证明历史文献所重建的数据的准确性。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同类目的间数据的整合对照以及不同目的间数据的相互对比工作，进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历史气候的驱动力机制、外强迫因子的复杂性与相互作用的关联性很强，历史气候对社会的影响也受到时空差异下社会不同状况的作用。因此，面对气候变迁过程及社会对气候响应机制的复杂性，现阶段的数据整合集成力度还远不到位，很多气候发生规律和社会应对机制尚有待揭示。故而在大数据的思路下，结合现今日益增加的历史文献数字化成果以及量化史学的工作，历史气候研究的数据整合集成仍需要扩展研究内容，以便得出更贴近事实的合理认识。

以下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在大数据思维之下，未来历史气候研究中应该强化的发展领域。

（1）历史气候重建数据与海洋、大气数据的集成。

历史气候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对气候变化规律的认识，而气候变化的作用机制中海洋与大气环流的变化以及外强迫因子又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将历史气候重建数据与海气数据的有效集成是认识气候变化规律的重要方法。上文已回顾了前人在集成中所做的工作，在原有工作中，将历史气候数据与海气数据相结合的集成研究并不多见，且集成的数据量也非常有限。

那么在大数据思维的指导下，未来工作中应在以下两点进行更多的尝试：一是扩大集成研究数据的时间尺度。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根据已有重建数据进行集成研究时，由于受历史文献资料保存情况的限制，时间尺度多集中在过去120年或500年，达到1000年时间尺度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囿于时间尺度的偏短，即便是过去1000年的对比也只能包括宋元温暖期、明清小冰期及现代暖期三个气候冷暖周期，这使得很多气候变化的发生机制不能得到完整的揭示，极大地限制了对历史气候变化发生机制及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二是增加数据集成的数量。海洋与大气运动之间存在十分复杂且微妙的关系，尤其是在不同海气运动对中国不同气候要素的影响过程中，还存在彼此影响与作用的过程。如章典等人在研究中国西北过去千年干旱情况与北大西洋涛动（NAO）的关系时，便认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同时还受到ENSO时间及太平洋年代际涛动（PDO）的影响。朱益民等人在研究PDO与中国气候变率的联系时，也认识到不同阶段的ENSO事件对中国夏季气候异常的影响会受到PDO的调节。但是，以上研究只是针对两者或三者海气运动的相互影响进行探讨，还不足以完全揭示中国各种不同气候要素变化机制的规律。因此，亟须收集整理更多的海气数据，并与历史气候所重建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化的处理。

（2）历史气候重建数据与量化史学数据的集成。

在这一领域中，如上文所述，章典、方修琦、郑景云等人业已贡献一系列成果，揭示出很多隐含在历史事件发生背后的机制性规律。然而现今仍然有很多量化史学的工作成果有待进一步综合利用，如清代系统的粮价资料、人口史资料等。在未来的工作中，历史气候研究的学者应同历史学者进行更多的交流，对于量化历史数据的准确性与适用性加以辨别，以便所用对比统计数据真实合理。另外，在进行历史文献的数据化时需要把握科学合理的尺度。如以往研究中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以及边境战争的数量统计往往标准含糊，使所得数字不能合理地反映真实历史情况。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数字是不能用于数据化研究的，所得出的结论更可能与史实相去甚远。

（二）需要注意的问题

以往的历史气候学研究中，每一次的学术进展均与方法上的创新以及新史料的发掘有关，足见两者的重要性。现今随着大量相关史料的陆续出版，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如何运用海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用什么方法处理文献资料并将其转化为有用、可用的数据，均是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应注意的。

（1）方法的正确性。

正因为方法的创新在历史气候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方法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所得数据与结论的正确性，也决定了研究工作的意义。其中，历史气候学研究中方法的提出又多用来解决史料本身特征所导致的研究障碍。比如，从历史文献的保存情况来看，一般存在越接近当下资料保存度越高的规律；同时，在历史上政治地位重要、经济发达的地区史料留存一般多于其他地区。那么，历史气候研究中，在将文献资料的定性化描述转为定量化数字的时候，便尤需注意所用文献资料本身的时空分布特征。不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悖于历史常识或与基本气候发生规律相左。

（2）历史复杂性的充分认识。

在历史气候变化的社会响应研究工作中，研究者往往通过利用数个历史不同层面的数据来进行气候影响研究，这其中存在很高的研究风险。气候变动对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差异的影响，进而导致社会对气候变化所带来影响的反应差别悬殊。同时，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经济形势、财政情况、人口变动乃至皇帝个人品行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复杂性还体现在影响过程之中，以分别发生在1784—1786年、1875—1878年及1928—1929年的重大旱灾为例，这些旱灾的发生核心区有差别，生产力有差别，社会条件也有差别。比如说乾隆年间的旱灾核心区在河南，光绪年间的在山西，民国时在陕西，三个地方的降水条件不一样，生产力也不一样。所以同样的旱灾、同样的减产幅度，越是靠近西边的地方，所出现的危险性越大。再者，救济水平不一样，乾隆年间的救济力度是很大的，到光绪的时候就明显减少。以上这些条件的变化使得同一场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影响差异很大。当然，复杂性还体现在影响中的非线性响应以及延迟性响应等方面，在此不一一详述。

（3）对数据重建过程中不确定性的认识。

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在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中，往往会遇到将历史文献的描述性定性文字转化成定量数字的问题。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不仅要对历史文献本身的内容与特征充分掌握，也要对量化方法进行严格把关。但即便如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仍然不可能绝对地去除掉其中的不确定性要素。我们的工作中只能在文献与方法上做到不确定性最少的最优选择，以便将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

三、总结

在大数据化思路之下，历史学研究在数据库建设与历史文献典籍数字化等领域业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其中，历史气候学研究在大数据视角下相较于其他历史学分支的研究而言有其自身的优势，这与历史气候研究本身的属性密切相关。可以说，历史气候学研究本身所要达到的研究目的均与定量化的数字有关。因此，在过去的历史气候学研究中积累了大量的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尺度的多种气候要素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历史时期的冷暖、干湿、极端气候以及社会响应等多个领域，时间尺度上从过去3000年到过去300年不等，可谓十分丰富。由此可见，历史气候学的研究在过去十几年之中便已经开展数据的集成研究，并在揭示气候变化规律与社会应对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未来的研究中，历史气候学需要在之前集成研究的思路上进一步向大数据集成研究方向发展。其中包括将重建的历史气候数据同其他海气数据以及历史量化数据相结合，延长集成数据的时间尺度，并扩大集成的数据数量。但是，在进行大数据集成研究时，仍然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正确性，高度重视历史文献本身的保存特征，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在进行气候变化的社会响应研究时应综合考虑研究时段与地域的社会情况。最后，要在承认数据重建与分析过程中所存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尽量使不确定性降至最低，保证结果的相对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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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

(2)　参见张瑾瑢：《清代档案中的气象资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简慰民、袁凤华、郑景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关民国时期气候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满志敏：《历史旱涝灾害资料分布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杨煜达：《清代档案中气象资料的系统偏差及检验方法研究——以云南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刘炳涛、满志敏：《古代诗歌中的气候信息及其运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

(3)　参见周书灿：《20世纪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杨煜达、王美苏、满志敏：《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刘炳涛、满志敏：《中国历史气候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4)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5)　葛全胜、郑景云等：《过去2 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6)　（a）961—1110年，分辨率为10年；（b）1501—1999年，分辨率10年，其中最后一个点为9年（1991—1999）；（c）1—1999年，分辨率为30年，其中最后一个点为19年（1981—1999）；图中折线为3点滑动平均。

(7)　参见邹逸麟、张修桂：《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8)　之后张德二对该图集的年份进行了续补。参见张德二、刘传志：《〈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续补》，《气象》1993年第11期；张德二、李小泉、梁有叶：《〈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再续补》，《应用气象学报》2003年第3期。

(9)　白虎志、董安祥、郑广芬：《中国西北地区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气象出版社2010年版。

(10)　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2000年来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中央气象局研究所：《气候变迁与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9—32页。

(11)　Zheng J Y，Wang W C，Ge Q S，et al.“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and extreme events in 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Past 1500 Years.Terrestrial”，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2006 17（3）：579－592.

(12)　杨煜达、韩健夫：《过去千年西北季风边缘区干湿变化的重建及分析》，《地球环境学报》2014年第6期。

(13)　Liangcheng Tan，Yanjun Cai：“Precipitation variations of Longxi，northeast margin of Tibetan Plateau since AD 960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olar activity”，Climate of the past.2008.4：19－28.

(14)　参见邹逸麟、张修桂：《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15)　张德二、王宝贯：《18世纪长江下游梅雨活动的复原研究》，《中国科学》（B辑：化学、生命科学、地学）1990年第12期。

(16)　葛全胜、郭熙凤等：《1736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梅雨变化》，《科学通报》2007年第23期。

(17)　满志敏、李卓仑、杨煜达：《〈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古地理学报》2007年第4期。

(18)　萧凌波、方修琦、张学珍：《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叶梅雨带位置的初步推断》，《地理科学》2008年第3期。

(19)　郑微微：《清后期以来梅雨雨带南缘的变化与降水事件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20)　郝志新、葛全胜、郑景云：《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极端旱涝事件变化》，《气候与环境研究》2010年第4期。

(21)　郑景云、郝志新等：《中国过去2000年极端气候事件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1期。

(22)　杨煜达、韩健夫：《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甄别方法研究——以西北千年旱灾序列为例》，《历史地理》2014年第2期。

(23)　杨煜达、成赛男、满志敏：《19世纪中叶北京高分辨率沙尘天气记录：〈翁心存日记〉初步研究》，《古地理学报》2013年第4期。

(24)　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清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5)　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中国历史地理学与“集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6)　MooreⅢ：“Meeting tomorrow’s challenges”，IGBP Newsletter，1999，38；转引自陈宜瑜：《中国全球变化的研究方向》，《地球科学进展》1999年第4期。

(27)　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过去3ka冷暖千年周期变化的自然证据及其集成分析》，《地球科学进展》2002年第1期。

(28)　陈健徽、陈发虎等：《中国西北干旱区小冰期湿度变化集成研究》，《中国地理学会会议论文集》2006年。

(29)　郑景云、郝志新等：《中国东部过去2000年百年冷暖的旱涝格局》，《科学通报》2014年第30期。

(30)　H.F.Lee，D.D.“Zhang，Relationship between NAO and drought disasters in north-western China in the last millennium”，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2011，75：1114－1120；Caroline C.Ummenhofer，Rosanne D.D’Arrigo，Kevin J.Anchukaitis，Brendan M.Buckley，Edward R.Cook，“Links between Indo-Pacific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drought in the Monsoon Asia Drought Atlas”，Clim Dyn，2013，40：1319－1334；符淙斌、曾昭美：《最近530年冬季北大西洋涛动指数与中国东部夏季旱涝指数之联系》，《科学通报》2005年第14期；裴琳、严中伟、杨辉：《400多年来中国东部旱涝型变化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关系》，《科学通报》2015年第1期；马柱国、邵丽娟：《中国北方近百年干湿变化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的关系》，《大气科学》2006年第3期。

(31)　章典、林初升等：《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科学通报》2004年第23期；Zhang DD，He YQ，Zhang J.Global climate change，war，and population decline.in recent human history.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7；Ng Wai Yip，Impact of climatic change during little ice age 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north China，1600－1650.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Degree of Master，2009；Lee HF，Zhang，DD.Natural disasters in northwestern China，AD 1270－1949.Inter-Research，2010；Lee HF，Zhang，DD.Climate change，food shortage and war：a quantitative case study in China during 1500－1800.The Egypti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0；Lee HF，Zhang，DD.Temperature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Northwestern China.Asian Geographer，2012，29（2）：89－108。

(32)　叶瑜、方修琦等：《从动乱与水旱灾害的关系看清代山东气候变化的区域社会响应与适应》，《地理科学》2004年第6期；方修琦、叶瑜、曾早早：《极端气候事件—移民开垦—政策管理的互动：1661—1680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的异地响应》，《地球科学》2006年第7期；萧凌波、方修琦等：《1780—1819年华北平原水旱灾害社会响应方式的转变》，《灾害学》2011年第3期；黄欢、魏柱灯：《华北平原1743年与光绪初年旱灾中的政府粮食调度与社会后果对比》，《地理学核心问题与主线：中国地理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建所五十年庆典论文集》；方修琦：《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的区际关联》，《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集》；黄欢、萧凌波：《清代华北平原水旱灾害背景下的政府粮食调度序列重建》，《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集》；方修琦、萧凌波、魏柱灯：《18—19世纪之交华北平原气候转冷的社会影响及其发生机制》，《地理科学》2013年第5期；葛全胜、方修琦、郑景云：《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及其应对的启示》，《地球科学进展》2014年第1期；苏筠、方修琦、尹君：《气候变化对中国西汉至五代（206BC—960AD）粮食丰歉的影响》，《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4年第1期；方修琦、苏筠等：《历史气候变化影响研究中的社会经济等级序列重建方法探讨》，《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6期。

(33)　崔玉娟、张玉洁等：《1644—194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五种洪涝致灾因子组合特征分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4期。

(34)　Zheng Jingyun et al.“How climate change impacted the collapse of the Ming dynasty”，Climatic Change.2014.127：169－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