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常规货币政策外溢效应进一步显现

（一）发达经济体超常规货币政策易用难收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通过大规模量化宽松（QE）等超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十多年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不仅没有实质改善，反而日益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负债、高风险”的窘境，货币政策空间日益收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发达经济体再次祭出超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短期内的政策刺激力度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20年5月末，美联储资产规模首次超过7万亿美元，2个月时间增加约2.3万亿美元，扩张速度大大超出以往。考虑到疫情演变和世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间发达经济体可能在来回摇摆中延续超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货币政策完全走向正常化的可能性较小。

从历史经验看，超常规货币政策启动或加码时，资本以短期投资或股权债权形式输出到新兴经济体，以谋取高额利润，带来“溢出”效应，暂时刺激了新兴经济体股市和债市繁荣。超常规货币政策退出或减弱时，货币收紧，全球通货紧缩压力增大，部分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发达经济体，带来“溢回”效应，导致新兴经济体股市、债市下跌和货币贬值，甚至引发债务危机。阿根廷等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是例证。在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持续下降的背景下，长时间超常规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对利率、流动性等因素的反应愈发敏感。“十四五”时期，发达经济体对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微小调整都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动加剧，“溢出”“溢回”效应循环往复，给新兴经济体带来严重冲击，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也将面临更多挑战。(https://www.daowen.com)

（二）主要金融市场脆弱性上升可能波及全球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持续宽松货币环境使发达经济体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高位运行，泡沫化风险严重。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出现大幅震荡，三大股指多次上演“熔断”，欧、日金融市场同步共振。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基本面尚未扭转之时，在应对疫情采取的超常规货币政策推动下，发达经济体金融资产价格短期内明显回升，泡沫化风险不仅没有得到出清，反而再次积聚。以美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萎缩8%，在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纳斯达克指数却不降反升，甚至还创了历史新高，道琼斯指数也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金融资产价格与经济基本面的长期大幅背离终非常态，“十四五”时期，如果超常规刺激政策减弱，或者经济增长不及预期，都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并波及全球，使我国资本市场面临外部输入性风险，进而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