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地图
在我国存留的地图中，年代最早的当属20世纪80年代在天水放马滩墓中发现的战国时期秦国(公元前239年)绘制于木板上的《邽县地图》。该图上绘有河流、道路、界域、关隘、山脉、沟谷、森林及树种名称，有80多处注记，有方位，比例尺约为1∶30万，应当是代表了当时地图绘制的最高水平。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是研究汉代地图的珍贵实物史料。三幅图均绘于帛上，为公元前168年以前的地图作品。图1-26是其中的地形图。
该图为98cm边长的正方形彩色普通地图，描述的是西汉初年的长沙国南部，今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地区，其范围为东经111°～112°30′、北纬23°～26°之间，相当于目前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交接地带。地图内容很丰富，包括山脉、河流、聚落、道路等，用渐变单线表示河流，用闭合曲线表示山体轮廓，以高低不等的9根柱状符号表示九嶷山的9座不同高度的山峰。有80多个居民点，20多条道路，30多条河流。另外两幅是表示9支驻军的布防位置及其名称的《驻军图》和表示城垣、城门、城楼、城区街道、宫殿建筑等内容的《城邑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三幅地图制图时间之早、内容之丰富、精确度之高、制图水平和使用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堪称极品。
图1-26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形图
魏晋时期的裴秀(公元223—271年)，曾绘制过《禹贡地域图》，并将当时流传的《天下大图》缩编为《方丈图》。他总结了制图经验，创立了世界最早的完整制图理论“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即比例尺，准望即方位，道里即距离，高下即相对高度，方邪即地面坡度起伏，迂直即实地起伏距离同平面上相应距离的换算。裴秀认为，“制图六体”在绘制地图时是缺一不可的六个方面。“制图六体”，不仅开我国地图编制地图理论之先河，而且在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唐代贾耽(公元730—805年)通过对流传地图的对比分析和勘察，编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树立了边疆险要地图的旗帜，形成我国古地图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该图内容取材广泛丰富，有新旧城镇，诸山诸水之源流，重要的军事要塞，道路的里数等。他的另一杰作为《海内华夷图》，是魏晋以来的第一大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面积约为十平方丈；在制图方法上学习了裴秀制图理论的优点，讲究“分率”(一寸折成百里)；图上古郡县用黑墨注记，当代郡县用朱红色标明，进一步确定了这种传统的历史沿革地图的表示方法，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宋朝是我国地图历史上辉煌的年代。北宋统一不久就根据全国各地所贡的400余幅地图编制成全国总图《淳化天下图》。在西安碑林中，有一块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刻的石碑，碑的两面分别刻有《华夷图》和《禹迹图》。根据图名、绘法以及图上的说明，《华夷图》可能是因袭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制成的，制图时间在公元1068—1085年。《禹迹图》上刻有方格(图1-27)，是目前看到的最早的“计里画方”的地图作品，图上所绘水系，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形状很接近现代地图。
图1-27 禹迹图(局部)
宋朝的沈括(公元1031—1095年)，做过大规模水准测量，发现了磁偏角的存在，使用24方位改装了指南针。他编制的《守令图》是一部包括20幅地图的天下州县地图集，其中最大的一幅高一丈二尺，宽一丈，估计是全国总图。他还著有地理学著作《梦溪笔谈》。
元代朱思本(公元1273—1333年)，对地理知识的求索并不局限于泛游名山大河，而是考察历史沿革，核实地理情况。经过十年的努力，编制成《舆地图》两卷。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以中国为主，外国作衬映，侧重河流，山川要素的绘制，并注重其精度。(https://www.daowen.com)
明代罗洪先(公元1504—1564年)分析历代地图的优劣，分幅编制成《广舆图》数十幅。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偶得朱思本的《舆地图》，决定把该图作为绘制新图的蓝本，扬长避短。他认为该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于是，按计里画方的网格法加以分幅转绘，并把收集到的地理资料补入新图，积十年之寒暑而后成，取名为《广舆图》，发展成为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地图集。《广舆图》除16幅分省图，11幅九边图和5幅其他诸边图是根据朱图改绘外，其余的图均为罗洪先所增；创立地图符号24种，很多符号已抽象化、近代化，它对增强地图的科学性，对地图内容表达起到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广舆图》成为明代有较大影响的地图之一，前后约翻刻了六次，自明嘉靖直到清初的250多年间流传甚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本地图集。
明末的陈祖绶曾编制《皇明职方图》三卷。他对朱思本地图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图做了细致的研究，又有自己的绘制原则，因此他绘制的《皇明职方地图》是一幅继承朱、罗二图之长，避其短处，重视军事要素的地图；地名一律按万历以后的地名沿革进行注记，绘制严整美观，镌刻也比较精细。
郑和(公元1371—1435年)七下西洋，航行在南洋和印度洋上，历时20余年(1405—1431年)；经历了30多个国家，远到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马里共和国的首都)和阿拉伯海、红海一带。他的同行者留下四部重要的地理著作，制成了《郑和航海地图集》。该图集有地图20页，过洋牵星图2页。全图包括亚、非两洲，地名500多个，其中本国地名约占200个，其余亚非诸国约占300个。《郑和航海图》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古海图，也是15世纪以前最详细的亚洲地图。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1584—1608年间，曾先后12次编制世界地图。他将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首次介绍到中国。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向中国介绍了一些新的地理概念，如经纬度、南北极和赤道，以及把西方和东方的已知世界汇编在同一幅世界地图上，把新发现不久的南非、南北美洲，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区域概念，以及地中海、罗马、古巴、加拿大等地理译名介绍给中国读者。
清代康熙年间，清政府聘请了大量的外籍人士，采用天文和大地测量方法在全国测算630个点的经纬度并测绘大面积的地图，历时10年(公元1708—1718年)制成《皇舆全览图》，按省分幅的32幅地图，该图采用伪圆柱投影，内地各省地名注记用汉文，而边疆用满文。乾隆年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疆、西藏新的测绘资料，编制成《乾隆内府地图》(公元1759年)。《乾隆内府地图》与《皇舆全览图》相比，在各要素的绘制上要详细一些，在地图表示范围上，对康熙年间所测地图有所扩充，西至西经90°，北至北纬80°。清代完成了我国地图从计里画方到经纬度制图方法的转变，是我国地图制作历史上一次大的进步。
清末魏源(公元1794—1859年)采用经纬度制图方法编制了一本地图集《海国图志》。该图集有74幅地图，这些地图在绘制方法上，采用经纬度控制法，统一起始经纬度；在地图投影的选择上，根据地图所括面积及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灵活地选用所需投影(如圆锥投影、彭纳投影、墨卡托投影等)；各图幅根据制图区域大小采用了不同的比例尺，地物符号的设计与现今的世界地图有类似之处，但大部分符号仍保持古地图的特征。该图集篇幅巨大、内容丰富，是我国地图史上地图集方面开创性的著作。杨守敬(公元1839—1915年)编制的《历年舆地沿革险要图》共70幅，是我国历史沿革地图史上的旷世之作。该图大体以《水经注》为依据，对郡县与山川相对位置进行了许多分析考证工作，按朝分卷，以《乾隆内府地图》作为底图。所有地图都采用经纬度制图法，对古今要素采用唐代贾耽朱墨两色表示法，木版套印。该图集为后代研究郡县变化，水道迁移等方面的科学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基本资料。
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于1912年设陆地测量总局，实施地形图测图和制图业务。到1928年，全国新测1∶2.5万比例尺地形图400多幅，1∶5万比例尺地形图3 595幅，在清代全国舆地图的基础上调查补充，完成1∶10万和1∶20万比例尺地形图3 883幅，并于1923—1924年编绘完成全国1∶100万比例尺地形图96幅，于1930—1938年、1943—1948年先后两次重编了1∶100万比例尺地形图。到1948年止，全国共测制1∶5万比例尺地形图8 000幅。在地图集编制方面，1934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该图集为八开本，包括全国性的序图10幅、省区图22幅、61个城市地图，采用圆锥投影，地貌采用等高线加分层设色表示，铜凹版印刷，在我国地图集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还有《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地质图》《中国土壤概图》《中国气候区划图》《中国气候地图集》《经济地图集》等地图作品。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人民军队也十分重视地图保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总部就设有地图科，随军搜集地图资料并作一些简易测图和标图。长征前夕，地图科为主力红军制作了江西南部1∶10万比例尺地形图；过雪山、草地时绘制了《1∶1万宿营路线图》。解放战争时期，地图使用已十分广泛，各野战军都设有制图科，随军做了大量的地图保障工作。如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编制了北平西部航摄像片图和天津、保定驻军城防工事图，为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图制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50年组建军委测绘局(后更名总参测绘局)，1956年组建国家测绘局(后更名为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领导全国的地图测绘和编制工作。
在完成覆盖全国的1∶5万和1∶10万地形图的基础上，1∶5万地形图已更新三次，1∶10万地形图也已更新两次。在完成了全国1∶20万、1∶25万、1∶50万和1∶100万地形图的编绘工作，并已建成了1∶5万、1∶25万和1∶100万地图数据库。其中，1∶5万地图数据库是覆盖全国范围的精度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基础测绘成果，是用途最广，使用频率最多的品种；是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国土整治、资源开发、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文化教育等基础性、战略性信息资源，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具和重要保障；居于国际同类基础地理信息产品先进之列；该地图数据库现在每年在进行增量更新数据，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地图和基础地理信息服务水平。
1953年原总参测绘局组织编制了1∶150万的全国挂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由32个对开拼成。1956年出版了1∶400万《东南亚形势图》。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地图出版社先后三次编制出版了1∶25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2005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地图科学与地理信息工程系合作，采用全数字地图制图技术制作新版1∶25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该图内容丰富，色彩协调，层次清晰，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的三级地势和中国大陆架的面貌，成为我国全国挂图中稳定的品种。20世纪70年代后，各省(市、自治区)测绘部门分别完成了省(市、自治区)挂图和大量的县市地图的编制工作。
在地图集的编制方面，首推国家大地图集的编制。1958年7月，由原国家测绘局和中国科学院发起，吸收30多个单位的专家，组成国家大地图集编委会，确定国家大地图集由普通地图集、自然地图集、经济地图集、历史地图集四卷组成，后来又将农业地图集和能源地图集列入选题。现在已经先后出版了《自然地图集》《经济地图集》《农业地图集》《普通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这些地图集在规模、制图水平及印刷和装帧等多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家大地图集的带动下，各省、市相关部门都编制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地图集，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地图。由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编制的《深圳市地图集》于1999年第一次为我国拿到了国际地图学协会评出的“杰出地图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