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借鉴阶段向探索传播学本土化转化

对“本土化”的探讨由来已久，甚至在首届中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为我所用”原则的提出，本身就表达出中国传播学界对于中西方传播研究最初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对传播研究“本土化”的渴求。从早期习惯于从西方传播学的既定知识立场来回看“中国”，忽视传播学议题背后的文化身份、权力结构、话语解释、前置逻辑和思维框架等倾向，向逐渐认识传播理论建构与意识形态、文化制度、政治文化甚至国家行政作用等多种因素有着惊人的关联，有力地促进了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型。(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