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　TOPSIS结果分析

根据最终的相对贴近度结果，吉利并购沃尔沃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最强，其次为联想2004年并购IBM PC业务；TCL并购汤姆逊、联想并购摩托罗拉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较弱。根据实际并购后的经营现状来看，此分析结果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由于所有指标均为效益型指标，根据相对贴近度计算公式，各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各指标与正理想点距离越近，则相对贴近度越大，表明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越强，利用实证模型计算过程中数据来进一步分析各案例中逆向转移能力指标（表6.17）。

表6.17　各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各指标与正理想点距离

由于上述数据为加权后数据，根据中国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评价公式，各指标在求解企业整体与正理想点距离是等权重的，因而直接分析表6.17即可探讨上述四个案例中各项指标对整体的贡献度。从纵向角度，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各指标角度来分析：在联想2004并购IBM PC业务中，企业文化建设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贡献最大，其次为知识复杂性、知识模糊性、情感距离等；在联想并购摩托罗拉中，企业文化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贡献最大，其次为知识挖掘能力、知识接受能力、知识识别与认知能力、组织支撑能力等；在吉利并购沃尔沃中，员工培训计划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贡献最大，其次为知识模糊性、知识复杂性、知识距离、跨部门团队等；在TCL并购汤姆逊中，企业文化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贡献最大，其次为组织支撑能力、知识挖掘能力、知识接受能力等。(https://www.daowen.com)

从横向各指标在各企业贡献程度来看，吉利并购沃尔沃中学习意愿、知识接受能力、知识挖掘能力、知识识别与认知能力、企业文化、情感距离、组织支撑能力相较于其他企业具有优势，而联想并购摩托罗拉、TCL并购汤姆逊中则相应的在这类指标上存在明显差距。

对比联想并购IBM PC业务和摩托罗拉业务，可发现：由于逆向知识转移能力不仅受中国企业吸收能力影响，同样受被并购企业传授能力影响以及其他情景因素影响，因此在并购前有必要对被并购对象进行深入了解，分析其转移能力，这是保障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顺利与否的前提条件之一；此外，不可忽视情境控制等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重要影响。

中国企业逆向知识转移能力是动态变化、因地制宜的，即使联想集团有过较好的逆向知识转移成功经验，并取得很大的并购回报，但是在后续并购摩托罗拉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存在转移能力不够，而摩托罗拉方面传授能力不强，再加上未做好情景控制、沟通机制等建设，因此在知识转移层面并购效果不理想，这反映在联想手机逐渐脱离了国产手机一线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