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仅依靠自身知识积累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知识资源作为核心战略性资源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子公司所在东道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更成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主要获取和学习的重要内容，因此企业必须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获取核心知识资源。本书围绕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中通过哪些能力对逆向知识转移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本书以设计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研究体系为目标，按照“理论与机理分析—作用机制—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实现对策”的行文思路，通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理论分析，界定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剖析逆向知识转移形成机理，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建立理论模型；构建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检验，提出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保障性措施。通过分析论证，本书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以能力提升为转移基础，以核心竞争力提升为目的。通过梳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基础研究，对跨国并购、知识与知识转移、逆向知识转移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整理和定义。由于跨国并购的特殊性、逆向知识转移的主体双方角色发生转变、母公司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不同、转移成本以及转移机制等存在差异，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产生了一些新特点，进而要求中国企业应根据逆向知识转移的新特点提升相应的转移能力。

（2）剖析了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形成机理。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主要动因源于创造性资产的寻求、企业战略整合以及国际市场需求导向。而在知识转移主体、内容和载体方面，中国企业已由最初关注东道国市场和文化知识，向关注技术、管理、市场和文化知识的综合层面转移，并根据知识类型不同选择基于编码或基于个人的知识转移渠道。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交叉程度较高，准确关联影响因素与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形成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关键。

（3）利用网络演化博弈的方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作用机制进行数理仿真。分析网络演化博弈在逆向知识转移研究中的适用性，构建了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网络演化博弈模型，基于四种经典网络设置了知识量、网络结构、单位成本、努力成本和信号传递噪声等的数值仿真参数，对参数进行分析和计算。研究结果表明，博弈策略的信号传递噪声对母子公司博弈策略的采纳和更新均具有重要影响；母子公司单位成本以及子公司努力成本对母子公司积极策略稳态实现速度的影响均具有可分离特征，而母公司努力成本的影响存在最优区间；子公司之间博弈策略的信号传递和策略的模仿强烈依赖于作为载体的网络结构，无标度网络结构更有利于促成积极策略的传递扩散。(https://www.daowen.com)

（4）构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遵循评价指标设计的基本原则与依据，通过梳理以往学者关于知识转移能力、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相关研究，结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的特征，构建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根据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模型的推理，得出以下结果：对熵权法确定的指标权重使用无量纲化后的决策矩阵求出各指标的最优值，效益型指标越大越好，而对于成本型指标而言，指标越小越好；对指标中的最优值所组成的理想中的一个点确定的正理想点和负理想点，效益型指标最优值为最大值，成本型指标最优值为最小值。

（5）通过构建熵权、AHP权重的三角模糊数—TOPSIS评价模型，对中国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选取四个较为典型的中国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探讨了不同行业中国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另一方面对比了同一企业在不同时间并购不同业务对象时转移能力呈现的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并购逆向知识转移系统性的能力建设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权重的较大影响，其中吉利并购沃尔沃时学习意愿、知识接受能力、知识挖掘能力、知识识别与认知能力、企业文化、情感距离、组织支撑能力相较于其他企业具有优势，而联想并购摩托罗拉、TCL并购汤姆逊则相应在这类指标能力上存在明显不足。

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和数据较为匮乏，由于能力和时间限制，本书仅对逆向知识转移能力的影响因素、转移机理、作用机制和能力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后续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中国企业采用不同博弈策略更新规则对逆向知识转移博弈结果的影响、逆向知识转移能力对中国企业知识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