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右派斗争
在全县的整风运动开始时，为确保整风不走过场，多次邀请文教界、医务界、工商业界、机关非党干部、社乡老知识分子等党外民主人士进行座谈，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党员干部提意见和建议，开展批评，意图是想借民主人士的力量推进整风深入开展，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主义”形成强大的压力，真正收到触及灵魂的效果。但仅仅半个月时间，事情起了变化。全县各级机关领导和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保守、浪费和“三大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酒气、惰气、娇气）等不良的思想作风和坏风气，少数对党和社会主义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的干部和群众以及一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乘机大肆丑化党的领导，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公然提出“要共产党下台”，实行“轮流坐庄”的要求，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团糟”。受其影响，上林县的少数民主人士和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以及部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责难和攻击党及社会主义的言论，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应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党天下”“不民主”等，强调部门的独立性；县人民法院的个别领导干部说“司法机关有独立性，党委不能干涉”；文教部门的一些干部则叫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求内行的人领导文化和教育工作等。受这些言论的煽动和蛊惑，一些地方发生学生罢课和社员闹退社事件。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中，全国出现了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公然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者，这种异常现象不得不引起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后，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对斗争，由党内整风运动转向反击右派斗争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配合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1957年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广西省委以及中共桂西州地委的指示部署，上林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结合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在全县县直机关部门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求各机关部门发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大鸣大放”“坚决放、大胆放、彻底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既要继续做好整风工作，又要做好反右派斗争。7月中旬，县委将参加整风运动的112个单位合并为49个小组，每组3～7人，全力开展反右派斗争，分为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鸣大放、大字报，第二阶段互相揭发，第三阶段定性处理。具体步骤安排是：第一步摸底排队。根据干部的政治态度和鸣放情况，划分左、中、右，从而确定依靠、争取和孤立打击的对象。第二步收集、调查、整理右派分子材料。材料主要来源包括大字报、鸣放记录、个人历史档案、骨干座谈回忆等。整理的材料要求记录反动的或错误的原文、原句，要做到有证有据，重要的反动言论应有人证物证。第三步内部发动。召开各类会议，对干部和党团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清反右派斗争的性质、目的意义和方针政策，批判温情主义、右倾思想和自由主义。第四步训练骨干。首先从正面教育着手，端正态度，坚定立场；然后熟悉右派分子材料，研究对策，并分工串连中间群众；接着，对顽固的右派分子进行初战演习，充分估计敌人的“花招”以及在斗争中可能产生的问题。第五步制订行动计划。包括：掌握批驳的主要论点及论据，进行敌情分析（如斗争对象可能耍的“花招”），确定斗争时间、步骤及方法等。第六步召开辩论会。第七步定性处理。全县的反右派斗争按照县委的步骤要求进行。紧紧团结广大党员，充分动员机关干部职工人民群众，用5～17天时间突击完成大字报任务150万张，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通过回忆过去、对比现在、实物展览、具体算账、自由辩论等充分说理的方法，辩倒了富裕中农，击退了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进攻。但是由于对右派进攻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不适当地采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这种极易混淆两类矛盾的方式，加之把反右派与肃反联在一起，因而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同时，县委在“宁左勿右” 的思想支配下，不能客观地、辩证地观察和分析问题，把在运动中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自由议论，认定是反党小集团；把对个别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批评，认定是恶意攻击；把向党交心，实事求是地向县委提问题，认定是思想反动；把在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认定是反马列主义。这就使反右派斗争走偏了方向。
7月25日至28日，县机关干部职工300多人参加为期3天的“大鸣大放”，共贴出大字报800多张。机关广大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以及科技人员等知识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有一部分人的意见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大胆和“出格”的。从县委整风办公室1957年7月28日编印的一份简报《关于“大鸣大放”的情况报告》显示，作为右派“罪证”的大字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批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工作方法、阶级立场、官僚主义等问题。这方面的大字报数量最多，有的措辞比较尖锐甚至尖刻，还有不少大字报用漫画形式抨击、丑化某些部门的领导。二是认为农业合作化发展过急过快，因此普遍地出现农民闹退社情况。三是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认为粮食“三定”和征购任务过重阻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对县委的工作不满意，提出一些较为尖锐的批评。五是讥讽党的干部政策，说县委存在着“错误越大提拔越快，马屁会拍等待提拔”的用人歪风。六是对肃反运动有看法，说“肃反运动搞逼供信，造成扩大化”等。针对上述所谓“右派言论”，全县反右派斗争首先是批判县委成员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接着，各区党委召开会议对班子里的党员干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进行批判及处理。
7月25日至9月14日，全县1070名教师（包括民办、代课教师）集中到县城进行整风，运动中被定为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即右派分子）158人。
10月初，经过大鸣大放检举揭发，各地各单位开始排列右派分子的重点对象。当时划分右派的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这个建议对划分右派的内容抽象、界限不清，标准很难掌握。10月15日，中央又下发《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划分右派分子有6条标准，划分极右分子有4条标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有6条标准。这些标准虽然比前者详细，但在划分右派的具体过程中仍很难掌握，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导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11月中旬，上林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反右派斗争大会。会上，县委副书记樊树杰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阐明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要求县直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克服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做坚决的斗争。会后，全县反右派斗争除在县直机关部门开展外，还扩大到全县事业单位、中小学校。(https://www.daowen.com)
1958年春季，反右派斗争继续进行。不久后，反右派斗争转入定案和组织处理。县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是否是右派分子、极右分子进行划分，把确定的对象名单上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领导审定，作出组织处理结论。凡被定为极右分子的，一般开除公职或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保留公职，监督使用；不划为右派分子但已被右派斗争过的，暂不宣布批错，待适当时机可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摘掉帽子。6月13日，据县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全县参加整风反右派斗争运动的干部职工有449人，占干部职工总数1028人的43.67%。到6月5日，全县反右派斗争共计揭发出右派分子70名（其中反革命分子9人），占干部职工总数的6.8%。通过这次斗争，广大干部群众辨明了大是大非，从思想上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过去和右派分子比较密切的中右分子已开始向党靠拢；机关和学校修订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普遍出现了新的气象，思想作风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处理保守、浪费、“三大主义”、“五气”不彻底。
7月5日至1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反右派斗争进行深挖和补课。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各乡乡党委书记、乡长以及县直机关科局级以上干部68人，会议主要内容是斗争4位所谓党内右派分子的典型科局级领导干部。至7月15日，全县反右派斗争结束。据统计，全县参加反右派运动的机关事业单位共有112个5448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因右派言论受到各种处分的共有184人。其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127人，因右派言论受到处分的有57人。
被划定的右派分子中，大多数是敢于向党或党的领导干部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这些人的意见和建议有些是正确的，有些虽带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一些人，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形势认识有些偏差，但也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再有一些人，尤其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出于爱党、爱国的热情，向县委提出一些有创新或具探索性但不够成熟的意见或建议，结果全部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应当承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击退右派分子的进攻，在当时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但是，右派分子终究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全党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发展进程没有谨慎地把握，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
上林县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除了受中央、省委、地委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引导外，也有县委自身的原因：第一，对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县情缺乏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未能辨别清楚，把大量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误认为是敌我矛盾，把大量向党组织提意见、帮助党组织整风的言论视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从而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主观地、机械地规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完不成指标的领导干部就要被扣上右倾思想、温情主义的帽子，因而出现了硬凑比例的现象；第三，在指导运动上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政治运动形式，以简单、粗暴、过火的做法代替了规范的办案程序，致使围攻、逼供的现象屡屡发生；第四，把1955年开始的肃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搅和在一起，作为整风反右的一个内容，混淆了思想斗争同清理阶级队伍的界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给全县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造成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有着极为沉痛的教训。一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各级党组织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偏差，并长期影响到党的基本路线、方针的贯彻，以及各种政策措施的制订，使社会主义探索过程发生严重的曲折。二是冲击了民主建设进程，堵塞了言路，抑制了民主，挫伤了社会各界参政的积极性。如反右派斗争之后，群众不敢随便讲话，尤其是知识分子总怕言多有失，祸及自身。三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许多人长期遭受委屈和压抑，也给全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重大的损失。这些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应当永远记取。
1959年11月后，上林县委根据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先后分期分批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党员干部脱掉右派分子帽子（简称“脱帽”）。至1963年，全县给右派分子脱帽87人（其中已安排工作的64人、退职回家的23人），未脱帽的还有45人。未脱帽的右派分子有两种情况：第一，不服从领导，消极怠工，有这种表现的有6人，占总人数的23.8%；第二，闹工资待遇，要求恢复原享受的干部级别工资，有这种表现的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属大多数。全县被划为右派分子人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获得摘帽，错划右派也获得全部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