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斧神工之作
第五章 埋藏于地下的繁华
青海托素湖的远古文明
距离青海省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60多千米的戈壁上镶嵌着两颗蓝宝石般的高原湖泊——可鲁克湖和托素湖。这对一大一小的姊妹湖,美丽恬静,是大自然赐予青海高原的两面熠熠闪亮的巨大宝镜。可鲁克是蒙古语,意谓“多草的芨芨滩”。可鲁克湖是一个外泄湖,发源于德令哈北部山中的巴音河直通湖中,回旋之后,从南面的低洼处,泄入与它相通的另一个湖泊托素湖。托素湖在蒙古语中意谓“酥油湖”,在可鲁克湖的西南部。巴音河水贯通两湖,托素湖是可鲁克湖的3倍之大,面积180多平方千米,是高原咸水湖泊。湖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蔚为壮观。天气变化时,湖水汹涌,浪涛拍岸,动人心魄,湖心有岛,是候鸟的乐园。每年春季,数以万计的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白天鹅会集岛上,欢乐的鸣叫震耳欲聋,声达数千米,成了这里的一道自然景观。湖面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令人心驰神往,飘飘欲仙。傍湖的是连绵远去的高大山包,光秃秃的,一片青灰色。紧靠湖岸有一座山,上尖下圆,高约200米,形似金字塔。山下有3洞,其中左边2洞已被流沙掩埋,只有右边一洞高约5米左右,宽3米左右,纵深10米有余。山系沙岩,洞内无人工雕凿痕迹,亦非溶洞。洞内偏左,有一管状物,口径约20厘米,锈迹斑驳,呈紫黑色,一触即碎,下通山体底层,上达半山之腰上,洞外两侧数米高处,几根管状物突兀山坡。挖去积沙,冒险钻入被掩埋的两洞之中,里面亦有管状物直通上下,且从山体伸出洞外。离开洞口,沿着一片丰满斗大石块的陡坡到托素湖畔,到处可见神秘的管状物,粗细、造型各异。粗者如水桶,细者仅及竹筷。造型或直或曲或呈纺锤状,分布面积约为1千米。从高处详细察看,管状物分布的区域给人以“全石为底”的人工浇注而成的印象。蛛丝般的管状物伸入托素湖水中,映入眼帘的确是一座十分先进的大型“水利工程”。伴随着管状物裸露在外的,还有许多造型奇特的石块,虽然经过风蚀水冲,失去了棱角,但石块上的造型线仍依稀可辨,很像修筑“水利工程”的原料。青海省锡铁山矿务局的专家曾对托素湖的管状物进行了化验分析,结论是管状物确系金属。其中氧化铁占30%以上,二氧化硅和碳酸钙占60%以上,另外,还有7-8%的不明化学元素。这些都表明管状物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沉寂在托素湖畔的远古文明的遗留物。巨大的托素湖“水利工程”是谁在这里营造的?在这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上建造这样巨大的“水利工程”究竟有什么用途?千百年来无人知晓,无人考证。在久远的地质年代时,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随着地球板块漂移,这里的海水才逐渐退去,出现了陆地,近数万年前这里才形成了柴达木盆地。然而,柴达木盆地中出现人类的活动不过几千年的事。据考古发掘表明,这里在2800年前已有了人类的活动。相当于西周时期柴达木盆地中的诺木洪文化堆积层中有冶铜的残存物,这是柴达木盆地迄今为止出现的最早远古文明的遗迹。但以当时的冶铜技术和冶铜规模要建造托素湖的“水利工程”,只能是昆仑神话传说。其后,虽然迁青海的鲜卑族的一支吐谷浑曾在柴达木盆地建立过长达3000年之久的楼兰政权,但就吐谷浑简陋的手工技术,建造巨大的托素湖“水利工程”是不可想像的,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内地亦未发现有诸如此类的远古文明的历史记载。至于外域文明的输入,则更是无稽之谈,近百年来,柴达木盆地只留下了一些外国探险者的足迹,以及柴达木盆地留给他们的心有余悸的可怕回忆。
“陷巢州”的传说
考古人员经过悉心研究,目前正式披露,流传在民间的有关巢湖的由来,即“陷巢州”的传说极有可能是事实。关于巢湖的形成,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民间流传的、史书上也有所记载的“陷巢州”的传说,认为巢湖水域在古代是一座城市,后沉入湖底;第二种是地质学者的观点,认为巢湖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由陆地下陷而形成的,属于陷落湖,时间在秦汉以前,与民间传说无关;第三种是历史学者的看法,他们从字面上对史料进行反复论证,找出了一些漏洞,得出结论,史书记载的有关“陷巢州”的传说不过是神话故事而已,并非有事实依据。2001年底,“巢湖市发现隋代窑址”的消息被报道后,便有群众提供线索,说巢湖北岸在冬季水位下降时河床上露出大量的陶片,可能和窑址有关。考古人员遂赶到了距市区不远的现场,发现在沿湖滨大道的护坡下露出水面的约有二三百米的河床上到处都散落着陶片。这些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同时还有泥质红陶、褐陶、夹砂黑陶以及一些烧成温度略高的硬陶等。器物以圈足器为主,一般都比较大,无论是口沿,还是底座弧度都很大,品种有瓮、盆、缸、罐、坛、釜等生活用品。少部分陶器上有印纹,主要有方格纹、席纹、弘纹、绳纹和刻画水波纹。一些泥质灰陶比较精细,胎体很薄,表面有贴塑。据当地渔民介绍,陶片分布的范围向湖中延伸有四五公里远,陶片多的地方有厚厚的一层。他们还能大致说出这座城址四个城门的位置。在一般的年份,冬季的河床上能够看到有十多口水井,其中有一个水井旁还可以看到一棵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古树树根。很多人曾在这里捡到过青铜器、古钱币、印章和完整的陶器。在村民家中,考古人员还见到了他们在河滩捡到十分完整的陶釜、陶壶等。经过数月的艰苦研究,考古人员确认这些物品是陶器制作和使用鼎盛时期的产物,基本断定这是一处沉入湖底的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并很自然地把它和“陷巢州”的历史传说联系起来。
关于巢湖的形成,虽然有多部史料记载它是在秦汉时期,但这些记载都是只言片语。居巢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在探寻这一古国时,始终有一些难解之谜,这些谜似乎都和它的神秘消失有关。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不确切。有人说在巢湖,也有人说在桐城,还有人说在寿县,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它的准确位置。其次,是在汉代以前在多部史书里都提到过“巢伯”“南巢”“居巢”这一诸侯国,但是在汉代以后和“巢”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却很少,这一现象表明了它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的下降了,或者是消失了。结合巢城这几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地区文明发展曾被中断过。汉代以前的出土文物反映出这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繁荣的地区。如北山头战国皇族墓,出土了很多十分珍贵文物,放王岗汉代吕柯墓曾获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提名奖。无论是在规格上还是在规模上,在全国范围已出土的同时代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在汉代以后,却看不出这种社会发展的延续性,高规格的墓葬和遗址几乎没有发现。对巢湖的形成以及居巢国的探索,过去一直都停留在以古籍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范畴内,这次偶然的机会使现代考古学介入其中。湖底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史料记载有关“陷巢州”的故事的可能性。大量的陶片和古人生活的遗迹,告诉我们在八百里浩瀚的湖面下,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当然这一处遗址是否就是历史上的居巢国,湖中还有没有其他遗址存在,它是因水位上涨而淹没的,还是由于地面下沉而陷落的,只有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古发掘以后才能知道。
三星堆之谜
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在三星堆村形成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千米,南北宽2千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达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块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拍摄。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 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3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有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有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四川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有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中,有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共分3层,有9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只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从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两坑本为祭祀的产物,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亦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三星堆文物魅力无限、内涵丰厚,极具吸引力和震撼力,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然而,三星堆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1)古时祭祀坑多为五个一起出现。在三星堆发现的两个坑若确实为祭祀用坑的话,还会有第3、第4、第5个坑被发现吗?会有历史更古久、更精美、更令今人难以理解的文物出土吗?(2)三星堆古蜀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但出土物中没有可称得上文字的符号——“铭文”,真难以想像在没有文字的社会环境中,古代蜀族居然能创造那样高水平的物质文明。(3)三星堆的奇异人物造型,如纵目人面像,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形象,这会是天外来客的外形吗?或者这些东西是用于天人相通的器物?或者它们就是天外来客的遗存物?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面对这些造型诡异的青铜器,人们对此的感觉是“不像蜀人”。专家们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大陆的“老外”。因为对照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青铜像等文物来看,与其他大陆的文明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确实有理由设想,既然在一万年前,亚洲先民就可以远涉另一块大陆,那么四千年前的三星堆古蜀国为何不能出现来自南亚乃至欧洲的“老外”呢?三星堆文明这种迥异于中原文明的独特气质无处不在证明,这是多种外来文化在三星堆“杂交”的结果。(4)玉、石器主要堆积在东北角,尤其是玉璋和戈,在出土的器物上都有被火烧烟熏的痕迹。许多变形、残损的铜器、玉石器,除一部分是由于在填土过程中打夯挤压所致外,有的是被火烧坏。还有大部分是入坑前当时人们在进行某种活动时而损毁。如有的铜器一侧或一端烧变形呈半熔化状态;有的玉石器被打碎,出土时残断部分位于坑内不同部位,有的甚至分为五处;有的拆为两段而重叠在一起;有的端刃或柄残断了,发掘时将填土进行筛过,也未发现残缺部分。这显然是器物在入坑前就残损了。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将一件件国之重器先破坏再埋掉?(5)两个藏物坑不是同时填埋的,据C14测定,一号坑早于二号坑100年左右,但是,两个坑的距离只有20多米,两坑方向大体一致,若以一号坑倾倒器物的中央坑道为主方向,则一号坑为北偏西45°,二号坑为北偏西55°,均对向西北方的高山。(6)将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在所有的样品中均未发现锌的存在。自然界中单一的铅矿很少,铅和锌往往是伴生在一起的,冶炼铅常用的矿石也称为铅锌矿。因此在使用了铅的合金中,往往都会发现微量锌的存在。在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结果是,微量锌是不存在的,在全部样品中未发现锌的踪痕。这表明,蜀人使用来冶炼青铜的铅矿可能不是通常使用的铅锌矿,而是无锌伴生的铅矿,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冶炼青铜的原料之一——铅矿的产地是不相同的。但这样的铅矿在四川没有被发现,古蜀人如何能得到它?(7)三星堆文明又为何突然从成都平原消失?对于这座东方巨城突然消失的原因,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从三星堆古城布局来看,当时的三星堆很像今天的成都,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而东贯穿全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的理念成就了它的繁荣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尽管三星堆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深入,谜底终有揭开的一天,神秘梦幻的三星堆古蜀国终将会再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文物也必将以其无穷的魅力,放射出迷人的芒。
湮没在历史迷雾中的城堡
查里·特克思尔是一个法国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也是一个文物古董商。他于1834年到了安纳托利亚,这是爱琴海东边一个很大的半岛,现为土耳其的领土。安纳托利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交通要道之一。它的东边是亚洲,西边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南边是美索不达米亚,北边是俄罗斯的大草原。几个世纪以来,军队的铁甲在安纳托利亚平原上南征北战,商旅的队列在这里横贯东西,世界在这里汇合,文化在这里交融。
像其他的文物古董商一样,特克思尔来土耳其的目的是寻找那些希腊和罗马历史里曾经有过记载的地方。他不辞辛苦,最终来到安纳托利亚的北部中心地区,一个叫巴卡科依的小村。当地村民们告诉他,巴卡科依村后的山边有一座废墟遗址。特克思尔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山边。他惊呆了,废墟的规模和宏伟远远超出他的想像。古城废墟的城墙大约圈地300英亩,部分古城墙仍然挺立着,有两条非常宽大的马路,一条有一对石狮守卫,另一条路旁守候着一个石刻的狮身人面像。村民告诉特克思尔附近还有另外的废墟遗址,并带领他沿着一条山道朝东北方向走去,一个小时后,特克思尔望见前方隐约出现了高大的石灰岩山头,再靠近些,他发现石灰岩山头上出现深深的天然裂缝,沿着这些裂缝进去,里面竟是巨大的房屋。特克思尔发现高大的石墙上刻着几十个男男女女的图像,看上去像是国王和王后以及仙子和仙女。村民们告诉特克思尔,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亚塞尼卡亚,意思是“有雕刻的岩石”。知识渊博的特克思尔确信眼前的废墟遗址决不会是罗马人留下的。这里的建筑跟罗马帝国时期的建筑没有关系。究竟是谁在巴卡科依和亚塞尼亚卡创建了这些建筑并雕刻下了壁画呢,当时仍然是一个谜,为了解开这个废墟之谜,几位科学工作者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有关这个古世界的线索开始浮出水面。
1872年,一位名叫威廉·莱特的爱尔兰传教士从叙利亚城哈马得到五块带有雕刻的石头。莱特本人并不懂这些符号,期望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帮助破译石块上的符号。他认为它们可能是一个被称之为赫梯人的神秘民族雕刻上去的,赫梯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以至于有的学者怀疑历史上这个民族是否真正地存在过。1879年,一位名叫阿其波尔德·舍斯的英国学者把特克思尔在巴卡科依和亚塞尼亚卡拍下的照片和哈马石头的照片做了比较,发现两处照片上的符号有相同之处。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研究亚述和埃及文明的科学家从文献中找到了有关汉梯人文明的一些线索。舍斯认为这些汉梯人可能就是在巴卡科依附近修建山顶城堡的民族。最终,打开赫梯人秘密大门的钥匙在千里迢迢之处的埃及被发现。1887年,在埃及一个叫阿玛拉的村子里发现了许多有楔形文字的陶碑。
楔形文字
这些陶碑是公元前14世纪统治埃及的法老阿克亨利的记录。文字中有许多处提到过汉梯人(即赫梯人)。几乎所有的陶碑都用一种19世纪学者都很了解的楔形文字所写成,然而其中的两块陶碑却是用一种没人知道的文字所写的,这可让研究这些陶碑的语言学家和历史语言比较学家大伤脑筋。1893年,一位名叫欧内斯特·强塔的法国人类学家在巴卡科依发现了两块陶碑,上面刻的楔形文字跟阿玛拉发现的那两块陶碑上无法破译的楔形文字相同,他的这一发现将古埃及文明与在巴卡科依修建城堡的那个文明联系了起来。到了1905年,巴卡科依发现的陶碑中的一块被送到德国柏林大学专门从事巴比伦和亚述楔形文字研究的专家雨果·温克勒那里,温克勒猜想这可能就是赫梯人的语言。他于1906年开始了在巴卡科依的考古挖掘工作。1906年8月20日这一天,温克勒终于找到了答案,一位挖掘工人交给他一块刻有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陶碑。这块陶碑是今天所有考古工作者都熟悉的一篇重要文献的一个副本,即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和赫梯国王赫土斯里于公元前1270年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该协议的另一个副本用埃及象形文字刻在埃及卡纳克的一个神庙的墙上。
这等重要的文件一般保存在有关国家官方的档案馆里,这就意味着巴卡科依肯定就是人们长期找寻的赫梯人首都。直到1912年温克勒逝世之前,他一共发现了1万块陶碑或碎片,然而他没能破译赫梯人的语言。破译赫梯人语言这一荣耀最终归属于一位叫贝德里奇·霍罗尼的捷克学者,霍罗尼认识到赫梯语不是中东语言的一支,而是与起源于欧洲和印度的亚欧语系相连。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赫梯人文字的所有形式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到现在为止,巴卡科依地区发现的陶碑总数增加到25000块,这中间包括了德国考古学家彼德·涅夫于1990年至1991年间在一个赫梯皇室档案馆发现的3000多块。从这些陶碑里,我们可以大约知道赫梯人的来龙去脉。安纳托利亚高地上的废墟遗址是世界上已知的远古文明之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000年甚至更早。公元前1950年,巴卡科依废墟遗址上就已经矗立起城堡和定居点了,他的居民称之为汉梯息,意为汉梯人的土地。公元前18世纪晚期,汉梯人和另一支迁徙而来的好战部落之间发生了战争,汉梯息在战火中被毁灭,现代考古学家仍然不清楚新来的民族从何处来,也不知道他们是突然大举迁徙而来,还是一批一批积少成多的。反正他们中的一支突然向汉梯人发难,将汉梯息夷为平地;然而一个世纪的时间不到,新来民族中的一支就重建了汉梯息,并重新命名为汉梯沙,使它成为自己的首府。这个落部的领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汉梯沙里,意为“汉梯沙的国王”,这就是赫梯王国的开始,他的臣民被称为赫梯人。
与最初的汉梯人不同,赫梯人喜爱征战,他们很快将自己的国土扩展到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赫梯人的军事扩张远不止于这一地区,公元前16世纪中叶,一个赫梯国王先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以南的叙利亚,后又带领军队南下500英里,想征服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首府。由于安纳托利亚后方出现内讧,赫梯军队才迅速回撤,回到家园中。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赫梯人与埃及人之间打打和和,他们之间不时有战争发生,但皇室也有通婚。公元前1246年,国王汉梯沙里三世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埃及的拉美西斯法老。后来发现于埃及卡纳克庙宇墙上的一幅雕刻就描绘了当时埃及法老与赫梯公主的结合。
汉梯沙的心脏是一个建于山丘上的城堡,由于两面有陡峭的峭崖保护,确实易守难攻。赫梯人在城堡的另外两面修筑了又厚又高的斜墙来防范来敌,城堡同时也是皇室的驻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支由考古学家柯特·比特尔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城堡的北角发现了国王和王后的寝宫,大多数的陶碑都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为了保卫安纳托利亚的家园和进行对外扩张,历代赫梯国王保持有一支人数多达30万的军队,使用短斧、利剑和弓箭。赫梯人在冶铁方面颇具名气,汉梯沙城堡里出土过高质量的铁制工具、武器和盔甲。然而赫梯人打击敌人最有效的武器是战车,在战场上,他们驱赶披着铁甲的马拉战车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使来敌闻风丧胆。赫梯人的社会被严格地分成了几个等级,最上层的是国王和王后。然而,王室的权力并非至高无上,他们的行为由一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来监督。贵族阶层下面是将军和朝廷的官吏;再往下则是商人和手工艺者,诸如铁匠和陶匠;他们之下则是那些为城堡提供食粮的农民;处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所有这一切都由一个已形成文字又极为详尽的法律条文来约束,该条文对谋杀、强奸、叛国和其他罪行的惩罚做了详细的规定。
如果说赫梯人的法律相当严厉,那它也非常公正,反映了社会的一种平衡。诸如酷刑一类的野蛮惩罚为法律所不容,取而代之的是让大多数的罪犯向他们的受害人提供某一种形式的赔偿。例如,一个谋杀犯必须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巨额赔偿。在赫梯王国里,妇女享有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所享受不到的权力和自由。赫梯法律允许妇女和男子一样拥有职业;皇家的文件和国宝显示国王和王后共享大权,赫梯王朝的某一时期,曾有王后单独临朝统治的记载。
赫梯人信奉神奇,他们被称之为“万神的民众”,因为他们容忍别的宗教信仰,允许信仰叙利亚、巴比伦和其他国家的神,并把这些神请进了自己修建起的万神殿里。考古学家在汉梯沙废墟遗址上找到过31座神庙的遗址,其中最宏大的,也是保存最完好的被称之为大殿。它占地5英亩左右,是一座建筑复杂、四通八达的庙宇,可能曾经拥有200多名僧侣、神职人员、乐师以及其他供奉神祗的人。考古学家们曾于1962年在大殿的一间贮藏室里发现一块陶碑,其文字显示此庙宇是为供奉风雨雷电之神和太阳女神而修建的。他们是赫梯人供奉的最高神明。在赫梯王国最后的几个世纪里,赫梯的国王也被认可为众神之一。
赫梯文明繁荣了5个多世纪,但到了公元前1200年,灾难降临了。科学家们已找到证据证明大约在不长的几年时间内,汉梯沙和其他许多赫梯城市就被夷为平地。虽然说赫梯王朝的覆灭来得迅猛而突然,但致使它遭此灭亡的各种条件因素却已孕育了好几十年。长达一个世纪,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干旱,一系列的庄稼歉收,似乎严重地削弱了赫梯王国的实力,学者们相信长时期的旱灾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不安和骚动,人们开始迁徙。于是,自身臣民的不稳定,再加上北部迁徙而来的掳掠性游牧部落和西部入侵民族的合力,把赫梯王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到了公元前1150年,赫梯王国已经彻底地不复存在。那些幸存的赫梯人四散奔逃,在许多年之后最终为别的民族所同化,然而赫梯文化在历史上却留下了自己的一页,赫梯王国覆灭200年以后,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又崛起一系列小的王国。考古学家们相信这些王国的人民不会是赫梯人的后裔,但是他们却选择了赫梯人的语言,继承了赫梯人的一些宗教和风俗习惯,学者们把这些王国称之为新赫梯人。在叙利亚,新赫梯人建立起了城邦,并持续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正是这些叙利亚新赫梯人雕刻了后来威廉·莱特在哈马找到的石头。尽管有了这些种种推断,赫梯人的历史仍然是混沌一片,他们的文明真相仍然未能大白于天下。虽然赫梯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但是他们文明的起源、帝国的发展以及最终的命运,这一切仍有待于科学家们去发现。
阿拉伯禁地——佩特拉
佩特拉不完全是一个消失了的城市,历史学家们还记得它的存在。公元2、3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佩特拉曾一度是罗马东部省城的骄傲,然而后来一度长期衰落。到了现代,除了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外,少有游人访问此地。对外界而言,佩特拉的地理位置极其神秘。它隐藏在死海和阿克巴湾(今天的约旦国境内)之间的山峡中。
贝克哈特1784年生于瑞士,在德国和英国受教育并且学习阿拉伯语。1809年,他受英非联合会委托,负责调查并解答当时的一个地质学难题:北非的两条大河——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是否源于同一条河流。当时有些地质学家认为两条河或是起源于同一个源头,或是在巨大的北非沙漠内部某地汇合的;另一些人却坚持认为两条河流完全互不相干。英非联合会要求贝克哈特用第一手考察材料,揭开尼日尔河与尼罗河之间的谜底。贝克哈特接受了这一富有挑战的任务,开始策划自己的旅行,他首先计划去叙利亚,然后前往埃及的开罗,加入穿越撒哈拉沙漠去尼日尔地区的商队。
“玫瑰古城”佩特拉
佩特拉不是一座城市。它的颜色也不是玫瑰红的,它的历史也没有人类历史的一半那样久远,但它仍具有不凡之处贝克哈特由叙利亚向开罗南行,途中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在佩特拉附近,于是决定去看望一下这长期被遗忘了的城。通往佩特拉的必经之路是一个叫西克的山峡,深约200 英尺。山峡漆黑一片,回声荡荡,可是一转过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山峡,则是另一番景观。世上最令人惊叹的建筑就呈现在眼前:高130英尺,宽100英尺,高耸的柱子,装点着比真人还大的塑像,整座建筑完全由坚固的岩石雕凿成形。上图的这座建筑名叫卡兹尼,它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其色彩。由于整座建筑雕凿在沙石壁里,阳光照耀下粉色、红色、桔色以及深红色层次生动分明,衬着黄、白、紫三色条纹,沙石壁闪闪烁烁,无比神奇。
佩特拉是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建造的,纳巴泰人约在公元前6世纪从阿拉伯半岛北移进入该地区。在他们建造的众多安居地中,尤以佩特拉最为突出。第一,它易守难攻,惟一的入口是狭窄的山峡,敌方无法调集大军攻城,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第二,资源丰富,环抱城市的高地平原上森林繁茂,木材丰富,牧草肥沃,利于游牧;第三,水源充足,一股终年不断的喷泉提供了可靠的水源。到了公元前4世纪,纳巴泰人又充分利用了该地的另一地理特点,大获其利。佩特拉位于亚洲和阿拉伯去欧洲的主要商道附近,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押运着满载货物的骆驼队经过佩特拉门前——阿拉伯的香、经波斯湾输入的印度香料、埃及的黄金以及中国的丝绸都要途经佩特拉,运往大马士革、泰尔以及加沙等地的市场。公元前3世纪,佩特拉成为了纳巴泰人的首都,在岩石中开凿墓地成了一种风俗。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习惯可能起源于早期居住在那儿的当地人,后来又由纳巴泰人继承和吸收了。学者们相信该民族可能把已故的国王们视为神灵,把他们的陵墓视为神庙。纳巴泰人也建造其他庙宇,有的嵌凿在岩石中。不过其中最大的一座是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独立式建筑,可能是用来供奉佩特拉主神都萨尔斯的,该神的象征是一块石头。公元前2世纪,纳巴泰达到了全盛时期。版图最大时,王国由大马士革一直延伸到红海地区,纳巴泰人的文字进化成了当代阿拉伯文字,在当今大部分阿拉伯世界中广泛使用。公元前80—前65年,国王阿尔塔斯二世统治时期,纳巴泰人铸造了自己的钱币,建造了希腊式的圆形剧场,佩特拉城蜚声于古代世界。无论何地,甚至远至中国,只要有骆驼商队,只要有贸易团体,人们都听说过神话般的石头之城。公元106年,罗马人夺取了佩特拉,城市及周边地带成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称作阿拉伯人佩特拉区。它是罗马帝国最繁荣的一个省,几年中创造的经济效益占罗马帝国经济生产收入的1/4。公元4世纪,佩特拉沦为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在这期间,它成为一座基督教城市,是拜占庭大主教的居住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东山再起,迅速波及西亚和北非地带。伊斯兰帝国日趋强大,最终控制了从西班牙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阿拉伯人佩特拉区又成了伊斯兰帝国的一个小省。此时的佩特拉几乎处于被遗弃的地步。几个世纪后,为了争夺近东控制权,伊斯兰势力与欧洲基督教各国间战争不断。佩特拉这座石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再次兴旺起来。欧洲十字军在该地建立起短命王国,把佩特拉作为他们的一个要塞,一直坚守到1189年。公元12世纪后,佩特拉再次被遗弃。在贝克哈特来访之前,西方世界完全将它遗忘了。
到如今,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到处都是牲口的粪便,牧人的烟火熏黑了这些建筑。到了20世纪,佩特拉成为旅游地,同时也成了严肃的考古课题。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英国、瑞士、美国以及约旦等国的考古学家们都一直在佩特拉考察发掘。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佩特拉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纳巴泰文明早在罗马帝国控制中东以前许多世纪就已形成。今天的考古学对佩特拉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兴趣。考古研究者们正在追寻后来被罗马人重铺过的,过去的纳巴泰商道的痕迹,那里曾店铺林立,过往商队赶着骆驼打着马重步经过,车水马龙,好不繁华;他们也在研究由纳巴泰人发展起来的蓄水设施。该设施包括一个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大蓄水池和一条水渠。水池用来收集泉水和雨水,并通过水渠把水送给城中心的一个较小的水池,纳巴泰人还从喷泉处直接安装了许多陶管,把水引向城市各地。佩特拉沦为罗马一个省后,精于建造水渠的罗马人又改进了纳巴泰的供水设施。后来的发现表明纳巴泰人不仅仅搞贸易,还制造并且出口精美的陶器。他们的泥器细薄精致,装饰着树枝树叶之类的自然图案。作为文化财富中心的佩特拉,吸引了来自纳巴泰王国各地的学者和艺术家们。也许他们的精品还埋在佩特拉废墟之中,等待后人去发掘。学者们估计,在全盛时期,佩特拉居民多达3万,城市规模远比早期欧洲人估计的大得多;大多数建筑物并非都雕凿在岩壁上,而是些独立的建筑,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渐沦为废墟,随后又被千年风沙所淹没。事实上,佩特拉城的大部分还有待发掘,众多的谜底还等待人们去揭示。
如今,学者们研究纳巴泰文化的注意力转向了两个重要方面。一些研究者试图了解纳巴泰人的宗教信仰、典礼仪式;另一些则集中研究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普通人怎样谋生,他们的家庭及其成员是什么样的。地处约旦阿曼的美国东方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考古学家,于1990年在佩特拉发掘出了始于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教堂的部分墙壁和整个地板。地板由两块各72平方英尺大的镶嵌图案装饰而成,图案中描绘了长颈鹿、大象之类的动物、四季的象征以及渔夫、吹笛者和赶骆驼的人,如今这些图案已经得到清理和修复。一套约40卷的羊皮纸卷是在一个教堂中发现的,科学家们估计它们有14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晚期的罗马时代。虽然纸卷因火灾毁坏严重,字迹仍然依稀可读。学者们正在竭力解释这些像是用拜占庭希腊语写成的文字内容,而另一种手写体文字还有待考证。考古学家们还竭力想解答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佩特拉为什么被遗弃?即便它失去了对商道的控制权,仍然可以幸存下来,那么为什么它又没有幸存下来呢?
据分析,导致佩特拉城衰亡的可能是天灾。公元363年,一场地震重击了佩特拉城,震后,许多建筑沦为废墟,房屋的主人们嫌麻烦,不愿打扫清理碎石,宁愿在震倒的建筑前重建房屋,这是城市财富与秩序开始衰退的迹象。公元551年,佩特拉城再次遭受严重地震,也许那次地震震塌了拜占庭教堂,随后教堂又受到震后蔓延全城的大火袭击,羊皮纸卷也就在火灾中被毁坏了。然而为什么许多城市都能在地震和火灾之后重建,而佩特拉却不能呢?1991年,一群亚利桑那的科学家们给出了答案,他们研究过那些鼠和兔等啮齿类动物的贝冢也就是巢穴。这类动物都惯于收集棍子、植物、骨头以及粪便一类的东西。动物的巢穴被它们的尿水浸透,尿中的化学物质硬化,便可形成一种胶状物质,防止穴中的东西腐烂。每一个贝冢都盛满了贝冢形成年代的植物和花粉的标本,犹如一个揭示历史的时间仓库。科学家们研究了大量的佩特拉贝冢,发现在早期的纳巴泰人时代,橡树林遍布佩特拉四周的山地;然而到了罗马时代,大量的森林消失了。人们为了建房和获取燃料砍伐了大量的木材,致使林区衰变成为灌木林草坡带。到了公元900年,这种衰退进一步恶化,过分地放牧羊群使灌木林和草地也消失了,这个地区逐渐沦为沙漠。科学家们认为环境恶化是导致佩特拉衰亡的因素之一,当周围的环境再也无法为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和燃料时,城市就彻底消亡了。佩特拉如同一本仅被读过几页的书,在发现拜占庭教堂之后不久,人们又留意到了一根拔地而起的花岗岩石柱。约旦国境内没有花岗石,肯定来自埃及。看着那根花岗石柱,人们常常在想,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是一座皇宫,还是一座教堂?无论走到佩特拉城的何处,都会面对这样一些谜。
神秘的古印加帝国
2000年4月17日,考古学家在秘鲁首都利马附近的一个穷人区发现了一座大型古代地下公墓,从中出土了2200余具木乃伊。据考古学家介绍,这批数量惊人的木乃伊大部分属于古印加帝国,而根据公墓的规模推算,最终出土的木乃伊将会达到1万具之多。
神秘的古印加帝国是由南美洲印第安人创建的,于1438年正式立国。在1533年被西班牙军队征服前,它是一个地域辽阔、文明发达的古帝国。版图包括现在的秘鲁全国,北至厄瓜多尔,西沿太平洋海岸,东达玻利维亚全境,南到智利北部和阿根廷的西北部,以现在秘鲁的库斯科为中心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由于没留下什么文字记载,而且突然消失,所以印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一,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的喀喀湖东南21公里,层峦叠嶂的安第斯高原上,坐落着古代美洲最卓越、最著名的古迹之一。
木乃伊
太阳门
解开木乃伊的谜,犹如打开通往印加的大门——太阳门。这个前印加时期的庞然大物由重达百吨以上的整块巨石雕琢而成,高3.048米,宽3.962米。门两侧画着48幅方形图案,分列三排,簇拥着上方一个会飞的神。门上镂刻的许多象形文字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一种天文历。按照这种历法,一年只有290天,一年的12个月中,有10个月只有24天,其余两个月为25天。没人知道这种与现在的太阳历大相径庭的历法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只知道每年9月21日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总会准确无误地穿过太阳门的正中央。秘鲁西南部著名的纳斯卡谷地上,有许多由深度为0.9米,宽15厘米至数米不等的人工沟组成的巨大图画。这些画一般都有几百平方米大,按现代二方连续画法进行(每隔一定距离就重复出现画面)。画的内容包括各种动物、植物和人物。根据美国航天飞机拍下的图片显示,只有从300米以上高空才能看清这些巨画的全貌。完全没有掌握飞行技术的古印加人是如何绘制这些巨画的?他们绘制这些地面上难以欣赏的画是给谁看的,目的又是什么?真是让人匪夷所思。难道真的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这些人工沟是天外来客光临地球时起降用的跑道吗?印加帝国的发祥地在的的喀喀湖畔,这里虽然是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但水量丰富、阳光充足,是农业立国的最好地方。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印加人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安静地生活。400多年前,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先是诱杀了印加皇帝阿达瓦尔巴,然后率兵前往印加首都库斯科,企图搜寻更多的宝藏。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库斯科城中,无论是宫殿、神庙都空无一物,整个库斯科城成了一片“死地”。印加帝国的人们以及大量的财富,何以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今仍令历史学家们感到迷惑难解。当时印加人口近千万,拥有精兵7万,难道不敌皮萨罗率领的180名西班牙人?如果当时发生了严重的瘟疫,难道西班牙人就具有超强的免疫力?就算印加人认命了,向瘟疫低头,垂首等死,试想近千万的人口,如何能消失殆尽?正因为神秘的印加帝国给后人留下了太多不解之谜,所以人们对此次的考古发现才寄予特别的厚望。这次出土的木乃伊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非常罕见:2000多具木乃伊都是被成捆埋葬的,每捆有几具木乃伊,成人也都像胎儿一样蜷缩着,最多的一捆有7具木乃伊,重达几百公斤。每捆木乃伊的顶端有一个用棉花填充的假头作为公共的头,而这之前只出土过一个印加人木乃伊的假头。最难得的是,这次出土的木乃伊中,有成年男女,也有老人孩子,有富人也有穷人,简直就是印加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和文明程度的大写真,为研究神秘的印加帝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根据。不过,目前这批木乃伊自身还有许多问题等待解答,考古学家们能否凭借这次的发现解开印加帝国的千古之谜还要拭目以待。
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法国人亨利·英哈特致力于自然史研究并且他喜爱旅游。自然史是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的总称。他喜欢沿路采集昆虫,特别是蝴蝶标本。
一次,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关于暹罗的书。暹罗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现在叫泰国。亨利立刻下定决心走访东南亚地区。1858年10月,他到达曼谷。之后的3年里,他在暹罗、柬埔寨、老挝考察并搜集动、植物标本。1860年1月,亨利正在柬埔寨西部的一个城市马德望里,该城位于浓密的大森林中,地处地势低洼的平原。亨利听说往东涉过金边湖有一处石建筑物遗址,于是,他在一位罗马天主教牧师帮助下,乘坐小木舟穿过金边湖。他在向导的带领下,在幽暗的丛林里穿行了许久。路的两旁尽是岩石和低丘,长满苔藓、布满青藤,在古树丛林笼罩下,显得十分阴森。突然,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石台,还有楼梯通向台面。他立即意识到,先前误以为是热带丛林下的岩石小丘原来是一群建筑物和石雕塑像,只不过已被树根侵蚀而分成许多小块。在这片石建筑物遗址中,有一条高高的道路上。这是用巨石筑堤、碎石铺面的罗马式古道。这条古道跨过宽宽壕沟,通向一群修长而尖细的高塔,高塔高出长柱围墙许多。远远望去,可看见破旧群塔上雕刻着的优美图案。在亨利眼里,热带丛林中的这片废墟是多么壮观!亨利意识到,他已经到了被称为吴哥的古城,也就是说,到了这片大地的“中心”。这是一座称为吴哥窟的庙宇,该寺位于古都吴哥之南,是世界闻名的宗教建筑群。在3周时间里,亨利对吴哥窟进行了考察并绘制了草图。此外,还对附近其他一些布满树藤的废墟进行了考察,包括吴哥殿——一座设有围墙的宫殿。他对这些遗址的规模赞叹不已。吴哥窟留给观光者的印象,远远不只是雄伟建筑群的威严和匀称。更使观光者敬慕的是它的巨大规模和无数的建筑石块。仅仅这座寺庙,石柱多达1532条。你能推测出当时需要什么样的运载工具?需要多少名民工?何况这些石块还是从30英里之外的大山中开掘出来,并运到这里来的。尤其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石块嵌合得如此十全十美,没有用任何灰泥粘和。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已经裂缝,有些甚至动摇了。这是树藤、树根的蔓延滋生造成的。
亨利沿路采集昆虫,特别是蝴蝶。他希望他的收集会对自然史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令这位自然科学家感到悲痛和绝望的是,载着他采集的珍贵标本的船不幸沉入大海。亨利并不是第一位注视到吴哥古都的外来人。实际上,早在1550年,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在描述柬埔寨时就曾提到过它。1819年,一位法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描述古都吴哥的译稿,由一位在那里住了多年的中国外交官周达观于13世纪所写。此外,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出版物中,也出现过几处有关这些遗址的描述。
古都吴哥的发现,即使不能归功亨利,我们也应肯定他在提醒人们关注这座古城上比其他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更多。他的书,不但包含对古都吴哥最详细的描述,而且包含大量精美的遗址插图。这些插图是根据他绘制的略图制成的。亨利的著作比早期有关作品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所有的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建造了古都吴哥?一位17世纪西班牙年史编纂家曾暗示,古都吴哥是由亚历山大大帝建造,或是由古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建造。但是,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史都未见过此类记载。亨利认为,这些遗址的若干方面看起来颇具埃及特色,他认为,这些遗址并非为柬埔寨的先民高棉人所建。他本人也未曾见过这些高棉人。每当他问一个柬埔寨人关于古都吴哥的起源时,他得到的回答都是巨人建造的、上帝建造的、传奇中的麻风病国工人建造的或吴哥人自己建造的。
古都吴哥的系统研究始于1898年。当时的法国人把柬埔寨作为他们的保护国,因而建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来监督遗址的开掘。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怎样保存这些遗址,而不是按传统方法来进行考古,如果考古学家们要解开古都吴哥之谜,他们首先得努力将它保存下来,不让它从地球上消失。古都吴哥遗址不同于沙漠上的遗址,后者可以在气候干燥的荒漠上保存数世纪不变。而吴哥遗址正遭受着风雨侵蚀以及热带丛林的盘根错节将其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威胁。无花果树是古都吴哥现今的统治者,无论在宫殿上面,还是在寺庙上面,都可以看到无花果树在慢慢地撬出裂纹;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树木伸延它们光滑的嫩枝,形成一簇簇圆顶的叶伞。文物保护专家们已着手研制出一些方法来清除这些树枝,拯救濒临崩溃的宫殿和寺庙。他们首先砍掉那些树枝树根,因为它们会把古老建筑物吞没。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还在研究那些雕刻装饰物和碑铭题字,这在古都吴哥的墙上比比皆是。通过这种研究古都吴哥的历史就会从神话虚幻世界中浮现出来。尽管有几个高深莫测的理论将古都吴哥与中美地区的玛雅遗址联系了起来。但是,可以证明的是,古都吴哥的建造者不是别人,而正是高棉人,他们是柬埔寨现代居民的祖先。古都吴哥是无与伦比的高棉文明的伟大创举。
高棉人的进步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1世纪。那时,一个叫做富南的王国在今天的柬埔寨兴起。在东南亚地区,它可算得上是一大强国,其强国地位一直持续到公元550年。该王国的许多文化特征是从印度传来的,这个国家的人用砖石建造寺庙。寺庙分为几层,庙顶尖而细。这种建筑风格与印度的宗教建筑十分相似。高棉人居住在该王国领土的北部一个叫郑那的地区。公元6世纪时,郑那推翻了富南,高棉人成了称为“柬埔加”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即现在的柬埔寨)。高棉人和富南人一样,与印度有着许多联系。他们使用印度的梵文;他们崇拜与印度教相关的众神;他们建造寺庙,其塔尖直冲云霄,就像印度的寺庙一样,象征着高山的印度教神——湿婆神神圣不可侵犯,按印度教教义,湿婆神代表着一种既能创造宇宙又能摧毁宇宙的力量。公元9世纪初,一位名叫阎那跋摩一世的高棉国王结束了该地区的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的高棉帝国,并控制东南亚地区,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该国王统治期内所建寺庙和其他建筑的遗址都可在古都吴哥附近见到,但直到雅苏跋摩一世(889—1050年)时,吴哥才成为高棉的首都,古都吴哥的黄金时期是公元11—12世纪。苏那跋摩一世国王(1011—1050 年在位)建造了吴哥殿这样的皇宫。100年后,苏那跋摩二世国王(1113—1150年在位)建造了吴哥寺,这是高棉寺庙中最大、最雄伟的一座。最后一位建造高棉寺庙的国王是阎那跋摩七世(1181—1120年在位),他重建吴哥殿,在宫殿四周增添了护城河,该国王在城墙外建造了3个大型寺庙群,还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数百个寺庙、修道院、医院,然而,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建造了古都吴哥的第二大寺庙——贝雍。在阎那跋摩七世国王登基时,佛教已经取代了印度教,成为高棉统治者的宗教。大约在同一时期,许多早期印度教寺庙也转变成了佛教圣堂。因为这个缘故,古都吴哥的雕刻和塑像既反映了印度教的特色。又反映了佛教的特色,例如,吴哥寺的系列大型墙雕描绘了印度教神话中的一个片断——守护神毗瑟正在搅拌宇宙“银河”来制造地球,就像一个人在搅拌牛奶制作奶油一样。但是,这个100年后修建的寺庙,却用了佛教画像来进行装饰。建造古都吴哥的宫殿和寺庙的费用,加上连绵不断对抗来自东、北、西面敌对国家的军事入侵的开支,高棉帝国的实力遭到了大大削弱,使这个帝国进入了衰退期,1431年,在该国西南的泰王国,占领了高棉西部各省,包括古都吴哥。高棉人逃离吴哥,带着大部分财宝,来到150英里之外的金边,建立了新首都。作为战胜者的泰国人在吴哥进行了大肆抢劫,掠走了所有贵重物品,然后离开了吴哥。岁月流逝,风雨侵蚀,古都吴哥的雕刻塑像早已面目全非,古都吴哥渐渐变得衰老,渐渐被世人遗忘。
吴哥遗址占地124平方英里,有历史遗迹数百个,包括小型的神坛和大型的寺庙和宫殿。多数建筑的设计都基于一种象征,那就是对高棉人有着巨大影响的坛场——曼荼罗。曼荼罗既具印度教特色,又具佛教特色,常出现在亚洲壁挂或圣画中,它是宇宙的象征,反映了宇宙的本质,即信仰宇宙的整体组合形式,世间有数百种不同的曼荼罗,但所有曼荼罗都代表着神圣的山水。在这山水之中央,通常有一个方形广场,有4道大门或出入口。在广场正中是佛像——另一个造物主的神位,不论是印度教信徒还是佛教信徒都认为这神圣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中心。像印度或亚洲其他地区的许多寺庙一样,古都吴哥的高棉神圣建筑物都是以三维曼荼罗形式建造的。它们被包围在一个方形庭院中,有4道大门或出入口,在每一座寺庙中心,有一个最高、最神圣的地方,那就是象征神话中的圣山,和高棉人在人间所拥有权力的圣塔。高棉人相信,把寺庙和宫殿建成曼荼罗形式,就能使他们在帝国和神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吴哥古都是高棉帝国的心脏,吴哥的心脏又是称为吴哥殿的、一个面积为6平方英里的、有墙包围起来的帝国宫殿城。在吴哥殿的中心,阎那跋摩七世建造了称为贝雍的寺庙。贝雍是一组廊院式建筑。致密的石质建筑向上逐渐变细、形成尖顶。一位法国文物保护家把它比作“人用手塑造和雕刻出的一座山峰”。其中部分建筑极富特色,比如玄关,不通向任何地方,壁上的雕饰物亦人所未见。这些特色揭示了建筑设计方案在寺庙修建过程中,可能变动过多次。贝雍最显著的特色体现在它的外观上。这个寺庙建筑群有许多高大的石塔,从塔尖凝视四方的是巨大的雕刻面孔,嘴唇卷曲,微带笑容,共有26张。这些面孔会使人感到不安。当人们抬头遥望那些淹没在翠绿丛中的石塔时,会突然感到一阵战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这种恐惧从头的上方直扑下来,此时人们已被来自四方的面孔所散射出来的寒光所征服,会不寒而栗。许多这样的雕饰画具有浓郁的宗教神话色彩,比如神与妖魔的战斗,但是,也有一些是体现高棉人历史的,还有一些是描述普通人的,比如渔夫和石匠的生活。
吴哥殿的南面有吴哥寺,被护城河围绕。该寺庙占地约1平方英里,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建筑物遗址和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神堂。高棉历史告诉我们,这座寺庙花了整整37年时间建成。建筑所用的数以百万计的砂岩石块,是用木筏从25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来的。像吴哥殿一样,吴哥寺的设计也是按照曼荼罗墙围广场的模式。方形广场的4个角上,各有1座石塔,在中央,屹立着1座200英尺高的石塔。这5座塔象征着山的5座山峰,该寺庙上的雕刻描述了守护神毗瑟搅拌“银河”的情景,以及《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古代印度教梵文叙事诗中的画面。吴哥寺原来是专为守护神毗瑟修建的。后来转变成为佛教寺庙时,这位居中的守护神像被一尊佛像代替。其他寺庙分散在吴哥殿和吴哥寺的中间或其周围。其中有泰婆姆寺,该寺庙是为献给阎那跋摩七世国王的母亲而兴建的。根据碑文,该庙曾一度住着5000多位牧师、舞蹈家以及其他官员。他们都是专程来到这里追忆这位国王的母亲的。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寺庙,塑像前面供奉着数以千计的钻石、珍珠和其他宝石,大量的金银,以及2000多件雅洁的服饰。然而,所有这些豪华供品在很早以前就不翼而飞了。无花果树和木棉树早已布满这座石建筑,文物保护者只有先除去树木,才能使寺庙完全摆脱它们的侵扰。
古都吴哥的最大特征是,它有两个长方形人工湖。此湖称为泰婆姆湖,位于吴哥殿两边。西边的湖,宽1英里多,长近5英里;东边的湖,稍微小一点。考古学家们过去认为,这两个湖最初是采石场。工人们在这里采伐基石建造吴哥古都,修筑整个高棉的公路。然而今天,这两个湖已成为水库,可能象征着围绕着梅鲁山的、具有神话色彩的湖泊。
“水”是古都吴哥生活的一大特色,在这座城的建筑设计上起了重要作用。寺庙周围有护城河与水池,不是用于保护,而是用来辉映寺庙,通过寺庙的水中倒影使它显得更加雄伟、圣洁,在水道上,有精巧的灌溉网络将附近河水汇集到湖中,然后分流到吴哥整个地区。后来,灌溉渠被堵塞,一些池子和水库干枯。然而,在古都吴哥的辉煌岁月里,这样的水利工程使多达100万居民受益匪浅。设计精巧的水利网络给高棉人带来1年2—3次的水稻丰收。不幸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岁月风霜的折磨,使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饱受煎熬,而无情的岁月更是肆无忌惮地在它脸上刻下道道伤痕。虽然破坏在进行,崩溃在迫近;但它仍在众多的遗址中矗立,仍显得那么富丽、高雅!
史前神秘的湖畔村落
自1853年开始,欧洲冬天的天气变得特别干燥,不少湖泊水面缩小,水位下降。瑞士苏黎世湖水位也下降了,结果使湖边的那些好多直竖的木桩露出了水面,这些插在浅水淤泥中的黑色的木桩,仿佛在人们的眼前支起了一个遥远的史前欧洲村落。看到这个景象,不少知道这个地区有新石器时代遗迹的人,马上邀请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凯勒到现场来研究。凯勒来之后,仔细地考察了湖畔长长短短的木桩后,宣称这是约4000年前古代居民在湖面上建筑房舍用的平台支柱。凯勒之所以这样推想,是因为他见过一些绘画,表现了太平洋某些岛屿不懂文字的现代土人,在水边插上木柱搭建茅屋。所以他在观察完现场之后,便很自然地假设苏黎士湖及阿尔卑斯山区从前也曾建造过类似的茅屋。有人说历史常走弯路,事实上是考古的人常走弯路。凯勒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100年之后,考古工作者才有现代装备去研究湖床的那些木桩,以及沉积在淤泥和碎石瓦砾里的各种证据。19世纪40年代,人类发明了实用的氧气面罩潜水装置,50年代又有了精密复杂的水底作业设备,所以考古学家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对古代阿尔卑斯山湖畔居民的生活,进行科学考察,而不是主观猜测。湖底厚厚的淤泥中深深地埋藏了许多木器,纺织品、工具、植物和兽类残骸,这些东西如果不是深埋在水下,只怕早已腐烂完了。
科学有效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后,考古学家们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水乡景物与凯勒想像的完全不同,事实上那些村落是建在湖畔的土地上,而不是建在水面上,那些木桩是沼泽软泥地上的部分房舍地基,房屋盖好之后的几百年期间,湖水开始不断上升,房屋最后被弃置,湖畔村落最后被淹没在湖水中,所以遗址与现在的湖岸距离很远。至于史前人为什么要在这种沼泽地上筑屋,这是一个谜。早期的人类,不管是渔猎还是从事农业生产,都要充分地利用周围环境才能够生存。法国巴拉杜鲁湖的种种发现,也许能帮助我们看到史前人类是如何利用自然资源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开始打捞巴拉杜鲁湖的水底文物,发现早在5000年前,居住在湖畔的居民就开始使用燧石斧头砍伐树林修建房屋,整棵的冷杉树构筑了房屋的基本框架,四壁则用榛树和冷杉的树枝编造,再用苔藓和芦苇秆来填塞墙壁的缝隙,屋顶则有可能是用苇秆盖的,整座屋子半悬在泥地的木桩上。在屋子里,床也是冷杉树枝做的;炉子则是用黏土做成,晚上一家人可以围着火炉取暖。他们具有很强的开拓精神,每到一处都要拓荒伐树,逐步推进居民点。也许苏黎世湖畔的人也是这样生活的。阿尔卑斯山到处都是浓密的森林,早期的定居者很自然就在湖边的空地上搭盖房屋,很长一段时期人类都是这样,并且在湖畔居住可以更方便取水,这也是今天的露营者都明白的道理,在湖畔定居之后,他们就可以逐步清理山谷环境,开辟出空地方便生活。刻苦耐劳、自给自足,是这些史前人的特点。经过仔细的考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纺织品残片、木制的织布梭子和纺锤等,说明住在这里的居民自己织布,并以陶罐和编织的篮子贮存粮食。即使以现代标准衡量,巴拉杜鲁湖畔居民的食物也是营养丰富,花样繁多的。主食是大麦和小麦,他们磨制粗麦粉来做烤饼,也在森林里采集可食的野生植物,例如黑莓、李子、苹果,各式各样的蘑菇及坚果等。虽然他们大量砍伐树木盖房子等,但不砍伐橡树,也许是留下来采橡子吃,更可能是拿来喂猪。至今欧洲人仍然说“最好的火腿是橡树长出来的”。他们也保护别的产果树木,把树四周的矮树藤蔓之类清除,使这些树可以多受阳光,比丛林中自然生长的最少多结一倍果子。虽然巴拉杜鲁湖畔居民饲养牲口,吃牛肉、羊肉、猪肉、山羊肉等,他们也常常猎鹿,有时甚至猎熊。在遗址发现的鱼网石坠子和鱼网碎块说明他们也喜欢吃鱼。肉类大概是在火上烤熟来吃的,不过在巴拉杜鲁湖底土灶附近发现许多石英碎片,表示他们也喜欢用石头煮肉吃。煮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将石块烧得火热,再把要煮的食物和滚烫的石块一齐放进盛有半罐水的陶罐,滚烫的石头将水烧开,于是食物也煮烧了。许多沉在湖底的大小碎石片,证明滚烫的石头突然放到冷水里会爆裂。新石器时代农业逐渐发展,粮食供应更加稳定可靠,加上当时欧洲人口稀少,也不担心缺乏耕地。这些房子的主人在住了15年左右,便放弃了大多已破烂不堪的房屋,因为耕地也日渐贫瘠,没有听说他们种田施肥,谷物收成逐步减少,再次举家搬到另外一个湖边重建家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所以今天在苏黎世湖、巴拉杜鲁湖留下的,只能是露出水面的木桩,而没有他们的后裔。
教堂里的秘密
欧洲有一个关于耶路撒冷宝藏遗失的传说,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古代犹太人有一笔称为“所罗门宝藏”的大笔钱财,本来藏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公元70年被罗马人掠去,曾在罗马展览过。据说后来到了公元410年,维西哥德人在罗马大肆杀掠,这批宝物被抢劫而去,到公元5世纪末,维西哥德人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并且修建了一些壮观的城市和要塞。其中之一就是一座山顶小城,这座小城在维西哥德人势力衰落之后,成为他们最后的据点之一。斗转星移,当年这座维西哥德人的坚固城堡,变得面目全非,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小村子,它就是现在位于法国南部兰克多地区的雷恩堡。
1885年,一个名叫索尼埃的年轻神甫到雷恩堡接管那里的教堂,索尼埃神父很穷,没有私产。教区发给他那么一点钱实在不敷使用,只好靠区内教友捐助维持生计。可是到了1896年,他竟然像百万富翁那样挥金如土,买田地,盖别墅,修花园,尤其是花钱为村子和那间古老教堂增添了好多设施。主教问他哪儿来这些钱,他称是富有的人士捐助的,捐助者的身份以及慷慨解囊的动机都要保密,因为捐助者告解时向他这么说。1917年,索尼埃死后,也把秘密带进了棺材里。当时的法国人听到这桩怪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坚信自己知道事情的底细,他们相信那位年轻神甫偶然寻到埋于地下的宝藏,而将发掘所得想法子卖给愿意守秘的买家。当时甚至有人估计,索尼埃找到的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耶路撒冷遗失的宝藏”。很可能维西哥德人将掠夺所得,包括耶路撒冷的宝藏,埋藏在这个山区的众多天然山洞或隧道里,甚至于不单是维西哥德人,还可能有别的中古时代民族,利用过这些山洞地道藏宝。
5世纪时,高卢地方的法兰克人势力强大,先后由好几位帝王统治,历史上称为梅罗文加王朝,并说他们是半人半神的统治者,是梅罗维王的后代。有理由相信梅罗文加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达戈伯特二世在7世纪末遇刺时,其子带着父王遗下的大量财宝逃到兰克多地区,当时盛传达戈伯特年轻的王子后来死于雷恩堡,并且葬在那里。索尼埃神父当然知道这个地区和这个村落不寻常的历史,也知道他那座摇摇欲坠的小教堂是1059年在一个更古的维西哥德的旧址上建造的。1891年索尼埃说服了教区内的教友,大家捐款修葺教堂,他把祭坛上的石块搬开后,发现摆放石板的空心柱子,其中一根藏有一些古代羊皮文献。乍看起来,这些似乎只是福音书抄本,但索尼埃仔细审阅之后,发觉字里行间隐约有一套复杂的密码。索尼埃神甫拿了羊皮抄本到巴黎,请一些内行的神甫帮助,结果密码被破译出来。密码提到雷恩堡附近地方的特殊标记,索尼埃都辨认了出来。他还注意到抄本上提及达戈伯特和犹太锡安这两个字时,都和奇妙的字眼“财宝”联系在一起,索尼埃头一次搜索的结果,发现了一些埋葬已久的梅罗文加人文物,他把这些发现完全公开。但接着事情就变得神秘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使他突然成为巨富,人们只能靠猜测,当然此中较可靠的事实根据也不少。索尼埃神甫留下了很多线索。他亲自主持了教堂的细致修理复原工作,而有些装饰,与环境极不协调,甚至是亵渎神圣的,看来令人不解。例如,许多到过雷恩堡的神职人员一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来到教堂门口,一抬头就看到刻在石门楣上的一句话“这地方可怕极了!”为什么一踏进教堂门,第一件映入眼帘的东西就是恶魔阿斯莫德奥斯的雕像?对教堂内这些奇怪事物和丝毫不神圣的画像,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就是提示这个神甫财产的来源的线索。比方说,阿斯莫德奥斯是传说中守护耶路撒冷宝藏的恶魔,而这普通人是不知道的。长久以来人人怀疑雷恩堡是个还没有揭开的聚宝盆,引来了许多热心寻宝人士,也想步神甫后尘,发一笔横财。一心跑来寻宝的人太多了,村里人气不过,于是竖起“不许发掘”的牌子,但自索尼埃神甫以来,并无人找到过什么东西,也没有人查出索尼埃神甫可能发现而且卖掉了的金银珠宝,现在究竟落入谁家。那位年轻的索尼埃神甫留给我们后人的只是一连串耐人寻味的疑问。
鬼斧神工之作
南美洲在欧洲人来到以前是印第安人的王国。在印第安人的历史中仍有数不清的谜团缠绕着我们。1956年,一些科学家乘飞机飞越安第斯山脉时,发现了位于海拔6000米高处的塞拉加兰古城堡废墟。
于是,科学家们对此城堡进行了科学考察。经过鉴定,这座城堡的历史比闻名的印加帝国还要久远。城堡有坚固的围墙,里面有许多高12米的堡垒和塔楼。它们全是用大块的打磨平整的石块砌成的,并且没有使用灰浆。堡垒和塔楼都没有门和窗,惟一的进出口是房顶上正方形的口子。可以想见,修建这座城堡的人们不需照明、取暖、食品和饮用水,因为方圆数百公里内没有森林、动物、河流和湖泊。他们不用梯子就能爬上塔楼,并且能够生活在海拔6000米、几乎缺氧、就连秃鹰都很少问津的地方。而且,只有乘坐直升飞机才能到达古城堡,因为该地区没有足够宽阔的平地可供其他飞机降落。再者,城堡周围密布着峻峭的山峰和危险的深渊,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可以行走的路。对于科学界来说,在这样海拔的高度上,巨大的石块如何能够加工和垒砌,甚至城堡的居民如何生存,都是无法解释的。
安第斯山脉
在智利圣佩特罗沙漠中,人们发现了长达数十米的石刻布满在坚硬的岩石上,表现的内容是长翅膀的人物和圆、三角形、正方形、七边形等几何图形以及几篇两米多长的石刻文字,其形状与古代北欧语言的字母表相似。然而,虽有图案存在,在圣佩特罗沙漠中却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踪迹。这里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白天气温高达零上50℃,而夜间的温度则在零下10℃以下,方圆数百公里内没有任何水源。在南美洲秘鲁的拜迪那拉布兰卡山中,矗立着查文多王塔尔古堡。古堡坐落在群山之中,常人几乎是无法涉足的,但古代的堡垒、墙垣、内室的建造方式都是完全特殊的。确切地说,墙壁是用雕刻和打凿深谷、高峰和山洞的岩石而成的。古堡的防御非常坚固,入口处布满无穷无尽的机关陷阱。科学家们解不开的谜在于新石器文化时期的人们如何能用他们拥有的惟一工具——石头去开山凿岩?查文文化时期,当地的居民人口极少,因此,古堡的建设不可能像古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那样,动用成千上万的奴隶。古城堡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堡垒,外人只有经过在山岩上凿出的无数迷宫一样的地道才能进入堡垒。在堡垒的中央大厅,有一根被称为“石头匕首”的石柱,高5米,呈尖头短剑的形状,石柱的尖刃牢牢地插在地面的花岗岩里。3500年过去了,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至今没有找到科学的解释。石柱和其地面都是由无比坚硬的花岗岩构成。在重达数吨的“匕首”刀锋上雕刻着一个女人的形象,她的面孔奇特,仿佛是人和美洲豹的结合体,头上没有头发,而是盘踞着几条凶狠的蛇。它非常像希腊神话中蛇发女怪墨杜萨。女人的形象非常令人费解,因为安第斯山中根本没有美洲豹。
1979年,一支科学考察队乘飞机飞越秘鲁阿雷基帕省时,偶然发现地面上有一些巨大的图案,图案分布在利马东南1000公里的马赫斯和西华斯沙漠中。1980年,科学家开始对这些图案进行仔细的考察。这些图案有3000年的历史,图案有鸟类、爬行动物、猴、猫科动物,它们的长度均在20—60米左右,其中有一条巨蟒竟长达72米,宽2米。同时,在这里还发现了14个巨型圆圈,最大的直径有40米。实际上,它们是圆形平台,当中带石子的土层的硬度几乎与混凝土一样,只有在500米的高空才能看清楚。在附近的一些不大的土岗上,发现了两个坚固的古堡。古堡的墙有5—6米厚,用火山熔岩砌成。考虑到火山熔岩坚硬无比,而古堡的墙垣又坍塌和侵蚀得厉害,古堡的历史估计在6000年以上。印加人之前的什么人能够在没有生命的沙漠中(最近的水源在300公里之外)修建起这些雄伟的古堡呢?不知名的建筑者们是用什么方法把重达10吨的巨大石块从数十公里远的地方运来、起吊和砌成墙的?这些问题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