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期刊发展的特有现象
20世纪40年代以前，我国共创办了592种医药刊物，其中中医药刊物389种，约占66%；医药刊物203种，约占34%。但从教育状况来看，从1865年成立的同文馆医科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全国先后创办了122所西医高等学校或系科，而中医虽在1885年就有了第一所中医学校，但其后的发展缓慢，大多处于“师传徒受”或“祖传”的原始教育形式之中，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数所国医专科学校，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有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医学院等中医高校。
从上述统计来看，有五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在西学传入中国的大潮中，医学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中医学并未被西医学取代，而是形成并驾齐驱之势，有的刊物，如汪惕予主编的《医学世界》和梁慎余主编的《医学卫生报》本身就是中西医内容兼有，在以期刊作为学科成熟度衡量时，似乎中医还强于西医。
第二，中医自古以来重视著述，在现存20万种以上的中文古籍中，医著即达7600种，而且也重视采用连续出版物形式交流学术，并在1792年就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中医期刊也是最早的科技期刊，直至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创办380余种刊物，这种传统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
第三，中医自古以来重视“师传徒受”或“祖传”，又有不少内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靠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揣摩、体验、灵感和顿悟，这就阻碍了其发展，与西医相比，它在采用高等教育形式培植人才方面，显然颇为逊色。
第四，医学刊物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开始就特别注意署明主编，像中医刊物上所署的唐大烈、顾宾秋、何廉臣、蔡小香；西医中文刊物上所署的嘉约翰、尹端模、汪惕予、梁慎余等，几乎80%以上的医学刊物都署明主编，这在其他学科比较少见。在其他学科，包括综合性学科要想看到主编者的情况，包括其编辑思想和编辑方法，均较为困难，只能从其外在形式上分析，而医学刊物在这点上形成了较好的传统，这是医学期刊的又一特有现象。
第五，在期刊的学科分化方面，西医略胜中医一筹，分出了药科、卫生保健、护理、法医、麻风、妇幼、齿科、眼科等学科的期刊，但中医仅见有药学、妇女、针灸等分支学科的期刊。这说明中医固守整体观的基点，对期刊的学科分化也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医学未被西方医学取代的特有现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这要从中医学科结构、理论体系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密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背景等多个角度去加以研究，方能得出些许结论，这远非本书所能解决。
医学期刊是传播医药科学知识，传递医药科技信息的重要载体，对医学的学术研究、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但是，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医学期刊的分布虽然很广泛，但是受到地区发展不平衡及战争的原因，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医学期刊发展都很均衡，地域分布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多于西部内陆地区的特点，且创刊量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河北、广东、浙江和江苏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的创刊量由高到低依次为上海181种、河北71种、江苏66种、浙江45种、广东36种，其创办总和占全国医学期刊产出量的68.67%。其中，上海无论是西医学还是中医学，创刊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占全国医学期刊总产出量的31.15%。这一现象，与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经济、文化处于发展巅峰状态有关。
从医学期刊创办主体来看，民国时期医学期刊的创办主体有医学团体（医学团体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卫生教育会、中华健康会、中华慈幼协济会、医师公会、国医公会、中医医学会等）、医学院校、医疗机构（包括各类医院、诊所等）、政府部门［包括卫生部、各地卫生局（处、署）、卫生事务所等］、研究机构（包括中央及各地国医馆、中央卫生实验院及各地卫生实验处、医学研究所等）、出版机构（包括各类医学出版机构）、军事机构和个人等多种形式。而创办医学期刊数量最多的是医学类的院校，尤其是西医学院校。既包括公办的医学院校，也有一些是学成归国的爱国学者创办的私立医学院校。随着现代医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各级各类医学院校的相继设立，培养了大批临床医疗、卫生行政、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所需的人力资源。而这些医学院校通常都会创办一定的医学期刊，从而对自己的医学成果进行宣传。据统计，医学院校的创刊数量在民国所有医学期刊创刊主体中居首，合计有138种，基本为开展西医教育的院校创办的西医学刊物。这些医学期刊就像历史的一面镜子，客观地反映着当时的情况，是当时我国医学发展的见证，是研究民国医学的重要史料。对民国医学期刊进行计量分析，具有非凡的意义。
《广济医刊》（双月刊）于1914年10月由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同学会创办。1923年出版7卷3期后停刊，后改为《广济医刊》。1924年1月，阮其煜任主编，《广济医刊》设在杭州缸儿巷41号，1935年12月停刊。
阮其煜，民国初年毕业于广济医学专门学校，是一位出色的贯通中西医药的西医师和医学教育家。他热爱祖国医学，1925年入上海铁樵函授中医学校学习，其后又参加杭州中国医药学社，坚持钻研中医学。他主编了广济医院主办的《广济医刊》，广泛宣传中西医学。[1]
《同德医学》是由我国著名的草本学家黄胜白于1921年创办。他曾于1921年任同济《医学杂志》总编辑，同时还创办了《同德医学》杂志，后改名为《同德医药学》杂志，这是我国较早的医药学杂志，出版发行历时28年，在当时医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黄胜白是我国著名的药物学家，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先后任教于南通大学医学院、上海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1919年创办上海同德医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卫生部医教处副处长、华东医务生活社社长、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对药物学和《本草纲目》深有研究，考订了《本草纲目》版本中的错误。1918年曾创办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并创办《同德医学》杂志。1918年开始，相继主办《同济》双月刊，任同济《医学杂志》总编辑，为《同济》双月刊筹划了具体的栏目和内容。[2]
《中国生理学杂志》创刊于1927年1月，《中国生理学杂志》的主编是林可胜、安尔、伊博恩和吴宪。
此后主编由生理学系代主任张锡钧负责杂志的编辑出版。主编林可胜和张锡钧均在前面做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齐鲁医刊》于1921年1月由齐鲁大学创办。主要反映国内外先进医疗技术和齐鲁大学医科的研究成果，是省内出版发行较早的医学刊物，在国内医学界有一定影响。编辑部设在齐鲁大学医科，孟合理任编辑部主任。1932年与《中华医学杂志》合刊。1938年停办。
但是也有很多期刊因为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办刊仅一期后便难以为继，选择了停刊。民国时期校办医学期刊的繁荣，直接推动了这一时期医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深化，使得医药科学知识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弘扬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媒介。除医学院校创办的医学期刊以外，医学团体和个人创办的医学期刊数量也较多。据统计，医学团体创办的医学刊物有110种，个人创办的医学刊物有105种。早期的西医学刊物大多伴随医学团体的诞生应运而生，也依托医学团体得以发展壮大。如1887年由在华传教医师成立的“中国医学传教会”，该团体在上海编辑出版《博医会报》，其后与1915年由中华医学会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合并，成为中华医学会的机关刊物。该刊在战争期间也坚持出版，一直持续出版至今，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医学刊物，在国内外影响深远，为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可见，医学团体创办的医学期刊在致力于医学的传播和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以个人为主体创办的医学刊物中，中医学期刊要明显多于西医学期刊。在132种中医学期刊中，个人创办的占40.9%，远高于其他创刊主体的创刊量。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医界人士为了维护和发展中国传统医学，通过私人创办期刊的方式来沟通联络，传播自己的学术主张。这些私人出资创办期刊的个人多为有名望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的中医界人士，他们为争得中医学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在民国时期医学院校创办的医学报刊时期，社会上兴起了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医学院校普遍创办医学报刊。据初步整理，53所医学院校共创办医学报刊119种，平均每所学校创办2种。校办医刊是医学教育的缩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1917年3月26日由校董会公推，并经教育部同意，聘请27岁的阮尚介担任校长。上任前任教于北京大学，1924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阮尚介虽然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他十分注重将全球学界的最新成果向学生介绍并引导学生去学习研究。其教育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医工专门人才”。由此同济的学术空气逐步形成。在阮尚介的支持下。同济先后创办了《自觉周报》《同济杂志》《同济医学》月刊等学术刊物。
阮尚介还具体指导《同济杂志》从1921年7月1日创刊号开始，连续三期开辟了“相对论研究”专栏，介绍和评述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这在国内是领风气之先的。1922年10月7日，爱因斯坦从法国马赛出发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11月9日抵达香港，然后沿着海岸线到上海。同济学生得知消息后，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来到汇山码头，热烈欢迎他来上海访问。
爱因斯坦来到上海，引发了相对论热，一些期刊相继推出专号。其中《少年中国》1922年2月就出版了“相对论号”，文章就是同济毕业生魏时珍、王光祁撰写的。那时他们都在德国留学，并与也是从同济毕业的留学生宗白华等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德文化研究会”。魏时珍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以哥廷根大学学生的身份向爱因斯坦索取照片，爱因斯坦将照片夹在信里说：“你们要出‘相对论号’，我对于这件事，非常喜欢。”也正是在上海，爱因斯坦获悉自己荣获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使他更加高兴。
梁伯强，医学教育家、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历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国家科委医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病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病理学会理事长。梁伯强于1922年毕业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3年，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病理学。1924年获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回国后受聘为同济大学病理学副教授。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伯强一生从事于病理学研究工作，确立了严谨的尸体解剖制度，建成完备的病理学教研机构，对当时尚不清楚致病机理的肝硬化、鼻咽癌等病症提出了准确的论断，发表了《有关坏死后性肝硬化的问题》等著名论著；他注重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数百名病理学人才，是中国病理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1931年创刊的《同济医学季刊》也是医科毕业的校友和在校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园地，截至1937年6月共出7卷2期，多数论文为本校师生共同撰写，有效促进了师生间的双向互动与教学相长。抗战中，师生们在内迁过程中仍坚持学术活动，并于1940年恢复出刊《同济医学季刊》。这种以学生会、校友会名义主办的报刊有利于营造一个开放、互动、民主的教育教学环境，不断发挥报刊的“助学”和“育人”功能，从而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董道蕴，曾任湖北医学院内科学教授。曾担任《同济医学季刊》编辑部主任。
林椿年，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椿年医院院长、浙江省立医学院内科教授。与董道蕴同时担任《同济医学季刊》编辑部主任。
《医学周刊》1929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学生社团丙寅医学社创刊，集中展示了协和医学院校师生心系民族健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高尚道德风貌。1926年，协和医学院以学生会成员杨济时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和本院青年医生发起组织“丙寅医学社”，当时的《世界日报》用一整版出版《医学半月刊》，由陈志潜任主编，后又创办《医学周刊》。
陈志潜，公共卫生学家。他提倡公医制度，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先后参与陶知行和晏阳初分别在南京郊区和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卫生实验区建设。在定县创立了他构想多年的农村三级保健网，开展保健服务和健康教育。他为我国的卫生事业，尤其是农村社区保健和公共卫生教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医学周刊》不仅为青年医学生养成高尚的医德医风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而且在除旧立新、弘扬社会正气方面起到积极舆论导向作用，在当时尤其是年轻人中引起强烈反响，社会评价很高。综上所述，随着民国时期医学教育的兴盛和医学院校的发展，医学院校师生创办了一批高质量的医学报刊，成功地发挥了媒介的传播和教育功能。
《药学季刊》创刊于1942年11月，它以强烈的责任感，把传承和弘扬中医药国粹视为神圣的使命，使其成为传播科学与担当社会责任的卓越典范。
该刊坚持传播中西医药学科研成果、普及药学知识，构筑药学学术交流和政策法规咨询平台，参与《中华药典》改版研究工作，支持设置药物署，重视药学教育和振兴中药事业，建立药品制造研究所，推动药业生产以达药品自给自足，适时报道药学会各项活动，与会员同人沟通信息等，因而成为药学信息的载体和医药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军校师资力量强大，均为国内外享有极高声誉和威望的专家，如协和医学院著名生理学家、创建中国生理学会并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的林可胜教授，湘雅医学院毕业后留美、细菌学博士李振翩教授，我国生物化学与营养学的先导者之一、生物化学专家万昕教授等。
林可胜，中国近代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我国现代生理学的主要奠基人，美国国家科学院第一位华人院士、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林可胜对中国的贡献超出科学范围。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林可胜领导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战况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多次得到中、英、美政府的嘉奖授勋。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在南京组建国防医学院。
名誉社长为张建、郑寿、林公际，社长和出版代表人张鹏翀。
郑寿，药物化学家。1915年毕业于天津军医学校药科。曾任天津军医学校教授、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为《药学季刊》的名誉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重庆西南制药总厂特约研究员、总工程师，中国医药工业公司重庆分公司总工程师。负责筹建重庆地区制药厂。曾主持完成近四十项科研任务，其中痢特灵、度米芬、磷酸哌嗪等二十余种原料药品系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
林公际，早年就学于北京军医学校，继入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学成后，历任军医院司药长，军总医院药局主任，军医学校、浙江省立医药专科学校药科主任、副教授、教授。曾赴日本考察，抗战开始毅然回国。1942年来闽任福建制药厂厂长。1946年受聘任福建省立医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初期兼任医学院副院长。1951—1953年任中国医药公司福建省公司经理，1953年以后长期任福建医学院教授兼生化教研组主任，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他还曾兼任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医学院图书馆馆长。
林公际教授是中国早期知名的药学家。1934年他结合工作实践，编写《药品配伍禁忌》和《水检查法》两册（南京东南印刷厂出版），继又编写《卫生化学》一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于1936年发行，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各种食品、饮料、水、空气检验法及营养概论的著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该书曾两度再版。
1942年林公际来闽任福建制药厂厂长，在最艰难的阶段，他积极奔走，创办了当时在东南各省中唯一的药学杂志《闽药》并担任主编。他还曾受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通信委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编纂工作，为药学科学的进展和传播做出贡献。
楼之岑，生药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著名生药学家、药学教育家和我国现代生药学的开拓者之一，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
1936年，考入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冬，楼之岑在县立中山小学任教。1939年2月，到浙南山区浙江省立联合师范学校学习。1939年夏，他考入贵州的陆军军医学校大学部药科。1942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43年，中国药学会安顺分会成立并创办《药学季刊》，他担任编委，是《药学季刊》的专职编辑，同时担任中国化学会永久会员。1950年获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博士学位。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楼之岑主要从事生药的品质评价与资源开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共七项。
他编写了我国药学教育方面的第一部《生药学教学大纲》，主编的《中药志》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科学观点编写的中药巨著。另一位专职编辑陈新谦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著名药学史和编辑学专家，他最初从事药学教育，继而从事编辑工作。在66年科研、教育和编辑生涯中，呕心沥血，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药学编辑事业。他倡导成立了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科学会，现更名为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他编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中国近代药学史》《中华药史纪年》等著作，在我国药学界极具影响力。从编辑素养、办刊理念、学术质量及办刊特色等方面看，《药学季刊》均与国际上早期使用的体例接轨，因而备受读者青睐，也才使其在药学界声名远播，长久享誉，同时也为我们今日科技期刊的办刊提供更多的启示与借鉴。
陈新谦，我国著名的药学编辑家，先从事药学教育，后改从事编辑，把全部精力奉献给药学编辑事业，是中国第一位药学编辑专家。他主编的《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影响较大；编撰的《新编药物学》，久享盛名。他倡导成立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分科学会（现名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并组织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学术交流与科学研究。曾就学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42年军医学校大学部药科毕业。历任制药研究所技佐、药厂药师、医药院校讲师、教研组主任、药学期刊副主编、主编等。曾兼任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药学史专业委员会副主委，今兼任《中国药学杂志》顾问、中国文化研究会本草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持药学期刊工作30余年，是我国第一位药学编辑专家。发表药学史、制药等方面研究论文70余篇。出版有《植物化学成分提炼法》《药物学》《中国近代药学史》《中华药史纪年》《新编药物学》等著作。其中《新编药物学》已出至第17版，累计印数超过200万册，其改版次数及累计印数均居我国医药图书前列。该书第9版作为我国优秀科技图书之一曾参加1968年莱比锡国际书展，第12版获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第13版获国家医药管理局第一届优秀图书一等奖，第14版获人民卫生出版社首届最佳双效益图书奖一等奖。《中华药史纪年》获国家医药管理局第一届优秀图书三等奖。
林启寿，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于1934年，考入安徽高级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学习，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到南京金陵兵工厂材料科化验组工作。不久，考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并获得了优秀奖学金。1941年，毕业后到齐鲁大学理学院药学系任助教。在薛愚先生领导下，从事中药研究及药学著述。在此期间，他完成的有《汉木鳖子的研究》《药物化学》教材及《脏器化学制剂》等书。1944年，他又应聘返母校工作，一年后，提升为讲师，兼任高职科主任，编著《植物生理化学》一书。1948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赴美国孟他那州立大学药学院深造，被聘为助教并获硕士学位。1949年6月底，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任研究员，从事麻醉药的合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3月，林启寿怀着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身的强烈愿望，毅然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副教授，从事药物化学和植物化学的教学科研和编著工作。1955—1957年，任药化教研室主任。他是中国药学会主办期刊《药学通报》（现为《中国药学杂志》的第一任主编，也曾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副理事长）。
关注药圃建设和药用植物栽培技术，满足科研教学和生产自给自足需求的《药学季刊》注重介绍学校药圃建设，宣传药用植物栽培与振兴中药学取得的成绩。谈及陆军军医学校的药圃，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现代生药学先驱者之一李承祜教授。
李承祜，生药学家和教育家。从事教育近60年，为中国药学和生药学专业培育了几代科学技术人才。对药用植物学和生药学进行了许多探索性的工作，是中国现代生药学的先驱者之一。不断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中医药特色，扩展了生药学的研究。
他1924年留学日本，1932年回国任教，1939年受聘于陆军军医学校药科。他积极主张药圃建设，在主持军医学校药圃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亲自带领学生在荒山野岭开辟土地，到对安顺地区药用植物分布与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考察；从大量栽培常用的中药植物，到探索试种颠茄、除虫菊、曼陀罗、美鼠李、洋地黄等珍贵或国外引进的药用植物，均为满足科研教学和生产自给自足需求提供了保障。由于他在我国药学上的杰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药学会理事，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中药组组长，同时担任《药学学报》等12种期刊的编委、主编和顾问。
中国军医名校的《药学季刊》诞生于偏远地区的贵州安顺，它在战争带来的艰难险阻与中医药的存废之争中，以承担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中医药文化的历史责任感，护卫传统中医药文化跌宕前行。它忠实记载了中国医药学以及军医教育发展演化的历史，记录下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科学人物、科学活动和时代背景；实际构成了教育、研究、种植、制造、办刊五位一体，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传播链，使其成为传播科学和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卓越典范；体现出“把关人”勇于拓新的学术意识以及在编辑过程中所迸发出的智慧之光；彰显了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中无可取代的特殊优势和记载历史的功能，成为研究中国药学教育史、中药发展史、中国制药工业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珍贵文献。虽然，这已是尘封70余年前的事，但今天看来仍难掩其科技期刊传播创造的启迪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