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结语
在当时，近代编辑人员既是一个新兴，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通常具有先进的思想，有爱国救国的热情，为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及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居同时期各行业，较好的经济生活地位，也为他们投入出版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而促进了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快速发展。
通过以上对我国近代期刊编辑群体分析可以发现，人群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在校教师。他们具有相当专业的学术水平，热爱科学研究，致力于科学技术的传播，拥有一股科技兴国的爱国情怀，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为己任。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基础上，从事学校期刊的创办、编辑、出版工作。
第二，在校学生。通过对近代期刊主要编辑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校学生创办的刊物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比如，汤璪真学生期间在《数理杂志》发表论文并兼任编辑；1918年北京大学学生成立“数理学会”，并出版《数理杂志》；1926年，协和医学院学生会成员杨济时为首的一部分学生和本院青年医生发起组织“丙寅医学社”，在当时的《世界日报》用一整版出版《医学半月刊》，由陈志潜任主编，后又与《中华日报》和《大公报》（天津）合作，创办《医学周刊》。
再如，《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创刊于1917年6月，由南洋学会主办，为三月刊，于1920年停刊，共出版14期，该刊编辑以学生为主，所发文章也是以学生为主。文章内容涉及数、理、化、天文、生物、地质等基础科学的各个领域，说明学生们涉猎的知识面相当广。这些文章在当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也反映出了该刊的学术水平。该刊在注重学术的同时，还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以学生为主要办刊者的刊物，他们在忙于学业的同时，具有比较先进的办刊思想，能够根据时局设定栏目，实用的新型技术第一时间反映社会的发展情况。
在1921年京、唐、沪三处交大合并之后，沪校学生自治会还创造了三校合办月刊的出版组织形式，此即1922年创刊的《交通大学月刊》，这种跨区域联办大学刊物的形式，在早期也是不多见的。再如《科学世界》出版社在北京大学出版部、北京高等师范、开封的第一师范、南京高等师范、成都的高等师范以及日本等地均设有发行代派处。科学世界社的主要职责是出版期刊，社员以本校学生为主，每学期公举编辑、发行、出版、主任各1人，会计1人，书记2人，分期编辑5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交大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还组建了各类校内学生科技社团，并辅之出版各种学术期刊。1921年9月，机械科学生陈广源、吴达模等发起成立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工程学会，学会以“研究工程学识，讨论工程问题，引起同学对于工程上之趣味及观念”为宗旨。1928年10月，会员增至289人，是当时交大学生自发组织的最大的科技社团。
学生群体之所以能够担起出版学术期刊的重任，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不同于当前的大学生的学生素质水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够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凤毛麟角，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才。二是他们有非常便利的科研条件，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科研院所。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在期刊创办单位中，科研院所占到了三分之二，科研院所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科技期刊创办的中流砥柱。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是在学习和模仿国外大学制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的国情而建立的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是一种民间行为，它不受政府限制，是为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产生的。
通过对中国近代大学科研院所梳理研究发现，他的发展历程主要经过四个阶段，一是萌芽阶段，时间为1902—1916年间。1902—1903年，清政府制定了“壬寅癸卯”学制，其中关于“大学院”与“通儒院”的规定，在学制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开始，客观上为中国引入现代学位制度铺了路。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中对大学研究院的筹划，成为民国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蓝本，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开创了道路。限于当时的教育状况及条件，这些关于大学研究院所设立的构想只停留在文件中，在办学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施。
创设阶段为1917—1924年间。蔡元培一直致力于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状态，他看到了国外研究所对科学研究进步的有效促进作用。于是，在1917年他模仿德国大学研究所制度，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这在中国近代大学中是首次尝试。1922年，经过改组后的北京大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大学研究所发展的新纪元，对中国大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北大研究所通过“专事研究”进行人才培养，并积极探索科学研究方法，在国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时，北大研究所开始提供一些社会服务，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社会服务职能的发轫。
1925—1934年为快速发展阶段，从1925年开始，大学研究所和研究生人数开始迅速增加，研究所的科类由单一走向多样，到20世纪30年代，大学研究院所的规模已经蔚然可观。此时，各大学研究院所开始注意研究生培养的制度建设，建立了研究生招生制度、课程研修制度、毕业考核制度等，创新和完善了研究生培养机制，形成了本土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随着研究院所在地域空间分布上的增多和科研队伍的壮大等，大学研究院所的科研体系初步形成，并产生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有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和社会需求的相互激荡下，大学研究院所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服务，确立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社会服务职能。
1935—1945年为曲折发展阶段。1934年之后，大学研究院所开始迈入曲折发展阶段。在经过短暂的下降之后，大学研究所数量和学部数开始呈平稳上升趋势。抗战时期，在系统的人才质量保障体系监管之下，大学研究院所培养的研究生数量虽然偏少，却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大学研究院所在进行纯粹科学研究的同时，侧重于工农业生产及战争相关项目的研究，不仅为抗战建国、工农业发展、民众的健康、地方文化事业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还取得了丰硕、高水准的研究成果。鉴往知来，回顾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考察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状况，不仅可以知其办学的得失成败，还可以继承其优良的传统精神，给当下大学研究院所以启示与借鉴。
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也是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社会服务活动逐步展开与完善的过程，这些职能的开展促进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完整与规范，加快了学术自主化进程，提升了人才培养水平，推进了科学技术近代化的转变。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
通过对我国近代期刊的分析可以发现，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办刊人为了使期刊生存，想尽各种办法借帆行船，以更加灵活的形式办刊，去掉了过多的限制和约束，这种办刊思路反而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灵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