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文献之认识
通过脑出血的临床表现特征,中医对该病证的认识,可以从真头痛、中风、类中风、非风、薄厥、大厥等相关病证方面考究。
真头痛之病名始见于《内经》,《灵枢·厥病》曰:“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谓:“凡头痛乃足太阳受病……或上穿风府,陷入于泥丸宫而痛者是谓真头痛,责在根气先绝也。”《辨证奇闻·头痛门》云:“人有头痛连脑,双目赤红,如破如裂,所谓真正头痛也。”对其临床特征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对脑出血的中医病证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对“中风”的称谓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不尽相同的认识,特别是唐宋之前。最早记录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有中风医案,东汉王符《潜夫论》中有“贾谊病于偏枯躄痱之疾”的记载。而至中医鼻祖之《内经》即相对全面对“中风”的病位、症状、病因病机、预后等均精辟记载与论述,而其根据中风临床病证不同而命名为“仆击”“薄厥”“大厥”“颠疾”“偏枯”“偏风”等,从《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有“五脏之中风”的“中风”命名来看,此所谓“中风”与当今之中风病有诸多明显不同,但也为后世对中风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首创中风病名,《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谓:“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将之命名为“风”“中风”“痹”,同时张氏还观察到因邪中部位不同而临床表现各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仲景的这一病机认识对后世医家影响颇大,几乎以“中风”病名涵盖了所有的脑血管病。(https://www.daowen.com)
至明代张景岳明确提出此病之发生与风无关,指出该病并非外来风邪也非内风致病,而是“内伤积损颓败而然”。《景岳全书·非风》曰:“凡病此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乏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而昏愦,猝然仆倒。”同时他有感于“中风”之名易致医者误解,认为更正其名无论在理论或临床中均十分重要,曰:“古今相传,咸以中风名之,其误甚矣。故余欲易去中风二字,而拟名‘类风’,又欲拟名‘属风’,然‘类风’‘属风’仍与风字相近,恐后人不解,仍尔模糊,故单用河间、东垣之意,竟以‘非风’名之,庶乎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矣。”叶天士在前人经验基础上也明确表明该病与风邪无关,谈到类中风时认为“类者,伪也,乃托名于风,实与风邪无关”,指出其病机“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楼英《医学纲目》提出了“卒中”作病名,它是从发病缓急来考虑的。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提出“闭证”“脱证”的概念,此二者对我们今天对中风病的认识、病名及中医类证分别都有深远的影响。
从清朝至民国初期,西学东渐,现代医学对中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最具代表性的有王清任、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何炳元等。王清任《医林改错》立“脑髓说”专篇,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张伯龙在《雪雅堂医案·类中秘旨》阐述西医“血冲脑气筋”之病,“皆由水火内动,肝风上扬,而致血气并走于上,冲击前后脑气筋而昏不知人,倾跌猝倒,肢体不用诸证”。张山雷在《中风斠诠》中进一步发挥:“阴虚阳亢,水不涵木,木旺生风而气升火升痰升,冲激脑神经,导致顷刻瞥乱,神志迷蒙,或失知觉,或失运动。”因而形成了血冲脑之说。从今天的部分临床特点来看,血冲脑之说在一定的发病机制上符合中风发病机理。而中西汇通代表医家张锡纯即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将中风分为脑充血和脑贫血两类,认为脑充血即“西人之谓脑出血”,其成因乃“血之与气并走于上”而致,“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经”。何炳元亦将中风病进行中西医汇通,其谓:“中风古医向分中络、中经、中腑、中脏四端。西医谓此由血冲脑经之病,分脑充血、脑积血、脑出血、脑筋麻痹,亦有四端。”至今看来,更多的是在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方面进行理论上分类而已,虽未能在本质上对其病证等进行甄别,但对后世的进一步研究及规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