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清时期
至明清时期,诸多医家已经普遍认识到痰浊致病的问题,尤其在痰证病机与脏腑的关系以及治疗方面有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杂证谟》云:“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由乎脾肾。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肾主水,水泛亦为痰。故痰之化无不在脾,而痰之本无不在肾。”指出了脾肾为生痰之源,治疗上主张治痰求本,健脾补肾。此外,关于脾肾生痰的机制,张介宾认为:“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
龚廷贤对痰病之证论述十分丰富,而对痰血互结、血从痰化者,也常常治痰而兼活血行血。如治麻木用二陈汤合桃红四物汤加白芥子,并入竹沥、姜汁同服。如治瘿瘤创制消瘤五海散以化痰软坚、破血祛瘀。此外竹沥化痰丸、沉香化滞丸等,均化痰与祛瘀并举,实为痰瘀同治之良方。
清代名医叶天士将众多疑难、缠绵久愈之疾称为络病,首先提出“久病入络”学说,认为久病入络,须考虑痰瘀互结。在治疗上,善用虫类药物,以疏经剔络,疏通沉积之气血,涤荡凝痰败瘀血;且将痰瘀同治法广泛地应用于痛证、郁病、痹证、积聚、癥瘕等多种病证。叶天士的这些论述和实践,对后世痰瘀相关学说的发展进行了补充。(https://www.daowen.com)
清代林珮琴对朱丹溪的“痰夹瘀血,遂成窠囊”及叶天士的“久病入络”之说十分认同。林氏十分重视标本缓急,对痰瘀为病紧急之患,则大刀阔斧,专主攻逐,如治痰夹死血,随气攻注,取控涎丹加桃仁、胡椒;治痰血蒙蔽心窍之癫狂,用白金丸等。
清代唐容川所著的《血证论》中云“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瘀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成水之证”。进一步明确地提出瘀血、痰水相互胶结为害的病理机制。王孟英认为“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若气滞则可致饮停,水饮留滞亦可致气阻,“气既阻痹”则血运行失常而“积以为瘀”,详细地阐述了痰、气、瘀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