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丁甘仁
1.生平
丁甘仁（1865—1926），名泽周，以字行世，武进孟河镇人。始受业于圩塘马仲清，又拜一代名医马培之为师，并与费伯雄的门人、族兄丁松溪切磋医术，复从巢崇山习外科。初在无锡、苏州等地行医，后经孟河名医巢崇山推荐，去上海仁济善堂施诊，其间还聆教于安徽伤寒大家汪莲石先生，并与余听鸿、唐容川和张聿青等同道交往。丁甘仁虚心好学，能兼蓄孟河费、马、巢三家之学术，融合各家之长，学业精进，遂有所成。其临床精于内、外、妇、喉科及疑难杂症等。
1896年，丁甘仁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了自己的诊所，同年初冬，上海正值喉痧症流行，有数万人感染，且诸多患者因迟治或误治而亡。其时沪上中西医生千余人，多数医生不得其法，唯丁甘仁门诊量最高，治愈喉痧症病人达万余人，连在沪的西方人，也重金争相请他治病，自此丁甘仁医名渐在沪上传开。
丁甘仁不仅医术高超，享誉沪上，而且品德高尚，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救灾、修桥、养老、育婴等，都竭力予以资助。他在治疗烂喉痧期间，对待贫困病人，可以分文不取；对待其他病人，也不会因为疗效甚佳而妄加诊费。日夜开诊，争分夺秒地抢治病人，深受百姓的爱戴。丁甘仁在上海乃至全国中医界都享有盛望，历任中华医药联合会董事及医部副会长、神州医药总会副会长、上海中医学会会长、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并创办了《中医杂志》。孙中山先生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以示嘉勉。
1926年夏，因患暑温病故，时年62岁，按其遗嘱归葬孟河凤山。病逝后，上海政商界要人、全国及各地方中医届代表、驻沪六国公使等均亲临吊唁。
丁甘仁是孟河医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先驱，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学术思想
丁甘仁在医学上继承了孟河前辈医家成就，精研《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博览历代医家之学说，广采众长，融诸家学术于一身，造诣甚深。临证时善于变通化裁，经验丰富，疗效卓著。于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
在外感病方面，丁甘仁主张寒温统一。丁甘仁首先深研《素问·热论》《伤寒论》等经典医籍，又概览吴又可《温疫论》、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等主要温病著作。于沪上受教于伤寒大家汪莲石，与曹颖甫等交往甚密，经汪介绍，对舒驰远《伤寒集注》《六经定法》尤为推崇。从而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外感病的基本理论和治疗方法。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温病学派的兴起，对外感热病的辨治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伤寒与温病两大派别，两派之间争鸣激烈。至清末民初则主张寒温统一之声渐盛，丁甘仁亦为其中代表之一。丁氏于外感热病学验俱丰，故能高屋建瓴，熔伤寒温病为一炉，不纠缠于伤寒与温病之争，主张“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泥于四时温病”。认为伤寒与温病的表现不同是由于“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转变化寒”。伤寒、温病同为外感热病，都具有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故在病变早期拟定治法方药时，均要考虑及时使用表散之法。丁氏指出，伤寒初起用辛散是为常法，温病初起亦用辛味药以散邪，两者是统一的。
丁甘仁临证辨治外感病，将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有机融合，不囿于一家之言。如对于湿温病，他指出：湿温病为表里兼受，其势弥漫，蕴蒸气分最久，湿与温合，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与伤寒六经的传变多相符合，故每可按六经分证。将湿温病邪在卫、气者归为三阳经证，如恶寒发热、胸闷泛恶之湿温早期病证为太阳经证；邪留膜原出现寒热往来为少阳经证；有汗热不解，胸膺布有红疹等为热在阳明、湿在少阴等。湿热月余不解、湿胜阳微等则划属三阴证，如水湿泛滥、浮肿腹满者为湿困太阴；身热汗多、神志昏糊、脉沉细者为湿伤少阴等。丁甘仁将六经辨证用来辨治湿温病，简便易行，定位准确，极大地丰富了六经辨证的内容。
丁甘仁在选方上突破经方、时方之界限，常将经方与时方合用，视具体情况，灵活加减，每能得心应手，屡奏良效。如湿温初起用桂枝汤、三仁汤化裁；若热在阳明，湿在太阴，当用栀子豉汤合六一散加豆卷、荷梗、通草等。
从医案分析可知，丁甘仁尤擅用经方，治伤寒常以经方化裁；辨治温病，与六经分证吻合者，亦多选经方加减。《丁甘仁医案》中伤寒案16例，均按六经分证并选用经方化裁；风温案19例，用经方化裁的治验亦占11例。湿温案21例中有9例用了经方。
正因为丁甘仁在外感病的辨治方面有如此高深的造诣，才能在喉痧症流行之时挺身而出，救治了无数的患者。(https://www.daowen.com)
喉痧，又名烂喉丹痧，相当于西医所谓之“猩红热”。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最早见于1733年，1903年在我国大流行，发病以儿童为多，危害极大。当时医界因袭于“白喉忌表”，一味滋降寒凉，结果死者无数。丁甘仁运用自己的知识，总结、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经验，对于痧喉证治颇有心得。他提出：凡遇烂喉丹痧，“以得畅汗为第一要义”“重痧不重喉，痧透喉自愈”。辨证须察其在气、在营，分初、中、末三期，以解表、清热、攻下为基本方法。初期应用解肌透痧，中期要凉营清气，末期应滋阴清肺。同时要结合外用吹喉药，以治其标，在临床中确实取得良好疗效。丁氏自述：“临证数十年，诊治烂喉痧不下一万人次，对于此证略有心得。”并撰《喉痧症治概要》一书传世。
在外科方面，丁甘仁延续了孟河医派擅长外科的学术特色。丁甘仁之前的孟河医家，大多擅长外科，无论用药、刀圭之术皆极具特色。如丁甘仁之师马培之有《外科传薪集》《马培之外科医案》等著作传世，为近代中医外科名著。《丁甘仁医案》第八卷，皆为外科医案。
丁甘仁于外科疾病主张从整体论病，把内服药与外用药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张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用药戒一味攻伐，善用和胃健脾、益气托毒等方法，常用大剂量生黄芪、鹿角胶、当归、西洋参、阿胶等物。外科疾病的诊断上，尤喜结合经络辨证。外科之病发于外，往往有经可循，故尝谓：“脑旁属太阳，为寒水之府，其体冷，其质沉，其脉上贯巅顶，两旁顺流而下背脊属督脉所主”；发背乃“脊旁为太阳之经，督阳已衰，太阳主寒水之化，痰湿蕴结，营血凝塞”；乳房病“属胃，乳头属肝，肝胃两经之络，被阻遏而不得宣通，乳部结块”；瘰疬为“少阳胆汁不足，少阳胆火上升”。
3.突出贡献
丁甘仁对中医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变了培养中医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开近代中医教育之先河，为推动近代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初的中国中医，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难局面。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医药两门各课程体系中均未设置中医中药类课程。一时废除中医之声，甚嚣尘上。后经中医界抗争救亡之努力，北洋政府被迫公开肯定中医中药的重要作用，并准许民间创办中医学校。
丁甘仁以拯救中医于危亡、培养中医人才、发展并革新中医中药为己任，于1915年联合夏应堂、谢观等人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并亲撰“为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呈大总统文”，文曰：“我国光复以来，各省学校林立，恩准奉行……但查各省之内容，类皆偏向西医，而中医徒袭其名，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恐数十年后，中国数千年神圣之医学，日就式微，甚可痛也……泽周等庸晒不才，何敢妄陈管见，但已忝列医界，振兴医学之责，义不容辞。若今不图，坐视中医之日衰，中药之日废，已可扼腕……泽周等爰拟自筹经费，先择上海相宜之处，建设中医学校，而以历代先哲之书，遴选其精深者为课本，延医之高明者为教员，明定年限，详察成绩，考之合格，然后授凭，行道济世，庶几神农岐黄之真传，于以昌明而勿替……学校附近，尤当设立医院，聘中医数人为医员，俾学生实地观摩，以资造就，兼聘华人之精于西医者一人，凡遇病之可用西法者，以西法治之，学生可以兼通解剖，而补中医之不足，医为仁术，择善而从，不分畛域也。”
丁甘仁之呈文，行文简练，意念坚定且颇具睿智。北洋政府接文后交教育部及内务部作谨慎批复。教育部本认为中医不在学制系统之内，但又顾虑1913年中医药界为争取教育立案的抗争活动及丁甘仁在上海地区的名望，答复称：“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士，兼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内务部批云：“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核查可也。”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于1917年正式招生上课，该校常年的办学经费由董事会负责，丁甘仁从学校创办至1926年逝世，始终是董事会主要负责人。谢观任首任校长，所聘教师有曹家达，丁福保、陆渊雷、祝味菊、黄体仁、余听鸿、汤逸民、戴达夫、时逸人等13人，均有名望。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制五年（预科二年本科三年）。该校早期教学非常注重临证，丁甘仁同时创设沪南、沪北广益中医院，以供学生实习之用。该校前五期的毕业学生，都是跟随丁甘仁临诊的门人。（图10、图11）
图10 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广益中医院土地使用公告拓片
图11 1918年6月沪北中医院开业碑记拓片
丁甘仁还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课程注重妇幼产科，1927年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31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改名为“上海中医学院”，由丁甘仁次子丁仲英任董事长。1937年，丁仲英回顾自1917年以来办学的经过：“民国六年，先君有鉴于国医学术，仅恃师徒传授，无以宏奖精粹，力求扩充培植国医人才，谋改进之计划，固国医之阵容起见，遂与仲英等发起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购地建舍，筚路蓝缕，极尽苦心孤诣之能事。历年以来，毕业于斯校者，迄今无虑数千人，实倡海内中医办学之先声。”后人敬书《丁甘仁墓表》曰先生“创设中医专门学校，女子中医专校以毓才；复建南、北广益医院以施诊，而延名师肩其任。学医者业既日精进，而慕院校之裨益人民者，闻风相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