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整理完成的,其中也增加了近几年新发表的与本书内容相关的部分学术资料,并做了适当参考和借鉴。

论文被搁置了多年,虽然时有想法,其间几经周折,却一直未能成书。今年年初有了转机。在浙江大学马思主义学院的同门师兄潘恩荣教授的支持下,终于在春节前新冠病毒袭来时,我重启论文的修改工作。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此起彼伏,国内刚刚消停,国外又开始泛滥。我利用这段时间,响应防控号召,居家静观,独自思考,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关于出书的背景和意义。毕业后的这些年,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中国。但重新审视博士论文研究的内容,所论述的很多与技术及产业发展相关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并且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现实社会在不断追求效益化、规模化的人为意识驱动下,时不时出现很多技术及技术所引发的问题,貌似依然没有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足够的重视。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中间技术”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还看不到工匠精神发扬光大的美好景象。在这个物质的现实世界里,人们好像什么都会做,但又觉得缺少点什么。另外,技术发展越快,技术人工物越先进,在一个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社会里,就越容易发现技术其实很难驾驭,甚至偶尔会被恶意利用,由此延伸到如何反思技术。但是,这样的问题意识似乎已经被边缘化了,技术哲学中传统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在理论上对有关技术发展问题的论争也似乎成了美好的传说。利用技术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技术伴随着人类何去何从,有时候由不得人类自己。如何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审视科技的作用及其影响,更好地为人们所用,在地球资源日益枯竭、环境问题凸显的当今世界,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显得有所意义。

本书能够出版,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许为民教授,当时接纳临近中年的我进入博士学园的大门,并得到他的悉心指导。在我的博士论文定稿之际,正是导师帮我一字一句地修改,最后才得以通顺可读。读博期间,导师的忍耐与宽容、规范及严谨,一直激励着我完成博士论文的最后写作,并顺利结束那段“漫长”的学业。本书出版之际,已是博士毕业多年之后,我又得到导师的鼓励和指导,导师还为本书写了序。结草衔环,师恩难忘。

感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带头人盛晓明教授对我的博士论文的观点及整体结构的认可,他的高瞻远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盛晓明教授对我十分宽容和有耐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给我机会与信心,让我始终在愉快的氛围中完成那段“艰难”的生涯。20世纪末,我们有两年时间同在日本东京一起奔忙,各自从事学习和研究,也许在某个街角、电车上或地铁站曾擦肩而过,却未能相识。我们回到国内后,成就了师生关系。

还有很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领导和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老师,许多同期的乃至先期走出校门的同学们,在漫长的博士在读和论文写作期间,我始终获得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也一直清晰地记得他们的一颦一笑抑或一个清淡的背影。我无法一一列举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关心与支持,但那时候来自他们很平常的一句关切的话语甚至一个微笑,便使我力量倍增。在此一并默默地致谢。

再次感谢我在浙大读研期间的师兄潘恩荣教授,他的研究方向同为技术哲学,先期毕业后对我论文最初有关技术问题的选题方向表示了肯定,给予了莫大的鼓舞。(https://www.daowen.com)

感谢清华大学的杨舰教授和李正风教授,他们是我当年考博的推荐人。杨舰教授是20世纪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求学时的师兄,从那时起就一直受到他的关照;李正风教授在我博士期间参加学术会议时多次相遇,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是我学习的榜样,之后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作为委员会主席,在学术上对我的博士论文给出了十分恰当的评价。

特别感谢日本SOKEN公司的创始人山下和久社长,以及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浅井博文董事,自21世纪初我从日本回国创业至今,始终得到他们的友好合作和无私帮助。尤其是在我读博期间,长期在工作上给予我和公司极大的支持,使我能安心地完成学业,并使我的“利基”公司存在至今。浅井博文先生后来作为中国SOKEN公司的技术顾问,长期在中国SOKEN负责技术指导工作,一直力图培育年轻技术人员的“工匠精神”,并为我的专著提供了日文资料和信息,闲时也一起探讨中日之间技术转移与人文交流的今昔物语。感慨之余,受益匪浅。

这一切都将铭记。是为后记。

叶芬斌

2020年6月20日

于杭州钱塘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