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1.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1]
【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初始章程/股权转让限制/回购
【裁判要点】
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明确约定公司回购条款，只要不违反公司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可认定为有效。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第七十四条
【基本案情】
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华公司）成立于1990年4月5日。2004年5月，大华公司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宋文军系大华公司员工，出资2万元成为大华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大华公司章程第三章“注册资本和股份”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会批准后可在公司内部赠予、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第十三章“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下第六十六条规定“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认可，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该公司章程经大华公司全体股东签名通过。2006年6月3日，宋文军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退出其所持有的公司的2万元股份。2006年8月28日，经大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来锁同意，宋文军领到退出股金款2万元整。2007年1月8日，大华公司召开2006年度股东大会，大会应到股东107人，实到股东104人，代表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会议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王培青、杭春国三位股东退股的申请并决议“其股金暂由公司收购保管，不得参与红利分配”。后宋文军以大华公司的回购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未履行法定程序且公司法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等，请求依法确认其具有大华公司的股东资格。
【裁判结果】
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4）碑民初字第01339号民事判决，判令：驳回原告宋文军要求确认其具有被告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之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宋文军提出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0日作出了（2014）西中民四终字第0027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宣判后，宋文军仍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5日作出（2014）陕民二申字第00215号民事裁定，驳回宋文军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通过听取再审申请人宋文军的再审申请理由及被申请人大华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的焦点问题如下：1.大华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关于“人走股留”的规定，是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该章程是否有效；2.大华公司回购宋文军股权是否违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大华公司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大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股权不向公司以外的任何团体和个人出售、转让。公司改制一年后，经董事会批准后可以公司内部赠与、转让和继承。持股人死亡或退休经董事会批准后方可继承、转让或由企业收购，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系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宋文军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前述规定的认可和同意，该章程对大华公司及宋文军均产生约束力。其次，基于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由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作出某些限制性规定，系公司自治的体现。在本案中，大华公司进行企业改制时，宋文军之所以成为大华公司的股东，其原因在于宋文军与大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如果宋文军与大华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宋文军则没有成为大华公司股东的可能性。同理，大华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第三，大华公司章程第十四条关于股权转让的规定，属于对股东转让股权的限制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宋文军依法转让股权的权利没有被公司章程所禁止，大华公司章程不存在侵害宋文军股权转让权利的情形。综上，本案一、二审法院均认定大华公司章程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的结论正确，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大华公司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宋文军的合意而回购宋文军股权，对应的是大华公司是否具有回购宋文军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在本案中，宋文军于2006年6月3日向大华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并于同日手书《退股申请》，提出“本人要求全额退股，年终盈利与亏损与我无关”，该《退股申请》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大华公司于2006年8月28日退还其全额股金款2万元，并于2007年1月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等三位股东的退股申请，大华公司基于宋文军的退股申请，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宋文军的股权，程序并无不当。另外，《公司法》所规定的抽逃出资专指公司股东抽逃其对于公司出资的行为，公司不能构成抽逃出资的主体，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宋文军的再审申请。
2.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借贷纠纷案[2]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存在虚假诉讼可能时，应当依职权调取相关证据，详细询问当事人，全面严格审查诉讼请求与相关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以及当事人诉讼中言行是否违背常理。经综合审查判断，当事人存在虚构事实、恶意串通、规避法律或国家政策以谋取非法利益，进行虚假民事诉讼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制裁。
【案情】
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宝公司）诉称：欧宝公司借款给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8650万元，用于开发辽宁省东港市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借期届满时，特莱维公司拒不偿还。故请求法院判令特莱维公司返还借款本金8650万元及利息。
特莱维公司辩称：对欧宝公司起诉的事实予以认可，借款全部投入到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房屋滞销，暂时无力偿还借款本息。
一审申诉人谢涛述称：特莱维公司与欧宝公司，通过虚构债务的方式，恶意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制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 年7月至2009年3月，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先后签订9份《借款合同》，约定特莱维公司向欧宝公司共借款8650万元，约定利息为同年贷款利率的4倍。约定借款用途为：只限用于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借款合同签订后，欧宝公司先后共汇款10笔，计8650万元，而特莱维公司却在收到汇款的当日或数日后立即将其中的6笔转出，共计转出7050万余元。其中5笔转往上海翰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皇公司），共计6400万余元。此外，欧宝公司在提起一审诉讼要求特莱维公司还款期间，仍向特莱维公司转款3笔，计360万元。
欧宝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宗惠光，该公司股东曲叶丽持有73.75%的股权，姜雯琪持有2%的股权，宗惠光持有2%的股权。特莱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翰皇公司持有该公司90%股权，王阳持有10%的股权，2010年8月16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雯琪。工商档案记载，该公司在变更登记时，领取执照人签字处由刘静君签字，而刘静君又是本案原一审诉讼期间欧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身份系欧宝公司的员工。翰皇公司2002年3月2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前身为上海特莱维化妆品有限公司，王作新持有该公司67%的股权，曲叶丽持有33%的股权，同年10月28日，曲叶丽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王阳。2004年10月10日该公司更名为翰皇公司，公司登记等手续委托宗惠光办理，2011年7月5日该公司注销。王作新与曲叶丽系夫妻关系。
本案原一审诉讼期间，欧宝公司于2010年6月22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扣押、冻结特莱维公司5850万元的财产，王阳以其所有的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澳门路、建筑面积均为236.4平方米的两处房产为欧宝公司担保。王作鹏以其所有的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的建筑面积为671.76平方米的房产为欧宝公司担保，沈阳沙琪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琪公司，股东为王振义和修桂芳）以其所有的位于沈阳市东陵区白塔镇小羊安村建筑面积分别为212平方米、946平方米的两处厂房及使用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一块土地为欧宝公司担保。
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记载地址均为东港市新兴路1号，委托经办人均为崔秀芳。再审期间谢涛向辽宁高院提供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案系张娥珍、贾世克诉翰皇公司、欧宝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判决所列翰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欧宝公司和翰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系翰皇公司员工宗惠光。
二审审理中另查明：
（一）关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之间关系的事实
工商档案表明，沈阳特莱维化妆品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特莱维）成立于2000年3月15日，该公司由欧宝公司控股（持股96.67%），设立时的经办人为宗惠光。公司登记的处所系向沈阳丹菲专业护肤中心承租而来，该中心负责人为王振义。2005年12月23日，特莱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作新代表欧宝公司与案外人张娥珍签订连锁加盟（特许）合同。2007年2月28日，霍静代表特莱维公司与世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安公司）签订关于特莱维国际花园项目施工的《补充协议》。2010年5月，魏亚丽经特莱维公司授权办理银行账户的开户，2011年9月又代表欧宝公司办理银行账户开户。两账户所留联系人均为魏亚丽，联系电话均为同一号码，与欧宝公司2010年6月10日提交辽宁高院的民事起诉状中所留特莱维公司联系电话相同。
2010年9月3日，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出具《回复函》称：同意提供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苏虹公路332号的面积12026.91平方米、价值2亿元的房产作为保全担保。欧宝公司庭审中承认，前述房产属于上海特莱维护肤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特莱维）所有。上海特莱维成立于2002年12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王作新，股东有王作新、翰皇公司的股东王阳、邹艳，欧宝公司的股东宗惠光、姜雯琪、王奇等人。王阳同时任上海特莱维董事，宗惠光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王奇任副总经理，霍静任董事。
2011年4月20日，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执行（2010）辽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该院当日立案执行。同年7月12日，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提交书面申请称：“为尽快回笼资金，减少我公司损失，经与被执行人商定，我公司允许被执行人销售该项目的剩余房产，但必须由我公司指派财务人员收款，所销售的房款须存入我公司指定账户。”2011年9月6日，辽宁高院向东港市房地产管理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以相关查封房产已经给付申请执行人抵债为由，要求该处将前述房产直接过户登记到案外买受人名下。
欧宝公司申请执行后，除谢涛外，特莱维公司的其他债权人世安公司、江西临川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东港市前阳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也先后以提交执行异议等形式，向辽宁高院反映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虚构债权进行虚假诉讼。
翰皇公司的清算组成员由王作新、王阳、姜雯琪担任，王作新为负责人；清算组在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了所有债权人，并于2011年5月14日在《上海商报》上刊登了注销公告。2012年6月25日，王作新将翰皇公司所持特莱维公司股权中的1600万元转让于王阳，200万元转让于邹艳，并于2012年7月9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沙琪公司的股东王振义和修桂芳分别是王作新的父亲和母亲；欧宝公司的股东王阁系王作新的哥哥王作鹏之女；王作新与王阳系兄妹关系。
（二）关于欧宝公司与案涉公司之间资金往来的事实
欧宝公司尾号为8115的账户（以下简称欧宝公司8115账户），2006年1月4日至2011年9月29日的交易明细显示，自2006年3月8日起，欧宝公司开始与特莱维公司互有资金往来。其中，2006年3月8日欧宝公司该账户汇给特莱维公司尾号为4891账户（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4891账户）300万元，备注用途为借款，2006年6月12日转给特莱维公司801万元。2007年8月16日至23日从特莱维公司账户转入欧宝公司8115账户近70笔款项，备注用途多为货款。该账户自2006年1月4日至2011年9月29日与沙琪公司、沈阳特莱维、翰皇公司、上海特莱维均有大笔资金往来，用途多为货款或借款。
欧宝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港支行开立的账户（尾号0357）2010年8月31日至2011年11月9日的交易明细显示：该账户2010年9月15日、9月17日由欧宝公司以现金形式分别存入168万元、100万元；2010年9月30日支付东港市安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款100万元；2010年9月30日自特莱维公司账户（尾号0549）转入100万元，2011年8月22日、8月30日、9月9日自特莱维公司账户分别转入欧宝公司该账户71.6985万元、51.4841万元、62.3495万元，2011年11月4日特莱维公司尾号为5555账户（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以法院扣款的名义转入该账户84.556787万元；2011年9月27日以“往来款”名义转入欧宝公司8115账户193.5万元，2011年11月9日转入欧宝公司尾号4548账户（以下简称欧宝公司4548账户）157.995万元。
欧宝公司设立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青浦支行的账户（尾号5617）显示，2012年7月12日该账户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50万元。
欧宝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马路湾支行的4548账户2013年10月7日至2015年2月7日期间的交易明细显示，自2014年1月20日起，特莱维公司以“还款”名义转入该账户的资金，大部分又以“还款”名义转入王作鹏个人账户和上海特莱维的账户。
翰皇公司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尾号为4917账户（以下简称翰皇公司4917账户）2006年1月5日至2009年1月14日的交易明细显示，特莱维公司4891账户2008年7月7日转入翰皇公司该账户605万元，同日翰皇公司又从该账户将同等数额的款项转入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但自翰皇公司打入特莱维公司账户的该笔款项计入了特莱维公司的借款数额，自特莱维公司打入翰皇公司的款项未计入该公司的还款数额。该账户同时间段还分别和欧宝公司、沙琪公司以“借款”“往来款”的名义进行资金转入和转出。
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2006年6月7日至2015年9月21日的交易明细显示，2009年7月2日自该账户以“转账支取”的名义汇入欧宝公司的账户（尾号0801）600万元；自2011年11月4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该账户转入欧宝公司资金达30多笔，最多的为2012年12月20日汇入欧宝公司4548账户的一笔达1800万元。此外，该账户还有多笔大额资金在2009年11月13日至2010年7月19日期间以“借款”的名义转入沙琪公司账户。
沙琪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沈阳和平支行的账户（尾号6312）2009年11月13日至2011年6月27日的交易明细显示，特莱维公司转入沙琪公司的资金，有的以“往来款”或者“借款”的名义转回特莱维公司的其他账户。例如，2009年11月13日自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以“借款”的名义转入沙琪公司3800万元，2009年12月4日又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回特莱维公司另外设立的尾号为8361账户（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3800万元；2010年2月3日自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沙琪公司账户的4827万元，同月10日又以“借款”的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5555账户500万元，以“汇兑”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4891账户1930万元，2010年3月31日沙琪公司又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1000万元，同年4月12日以系统内划款的名义转回特莱维公司8361账户1806万元。特莱维公司转入沙琪公司账户的资金有部分流入了沈阳特莱维的账户。例如，2010年5月6日以“借款”的名义转入沈阳特莱维1000万元，同年7月29日以“转款”的名义转入沈阳特莱维2272万元。此外，欧宝公司也以“往来款”的名义转入该账户部分资金。
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均承认，欧宝公司4548账户和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港支行的账户（尾号0357）由王作新控制。
【裁判结果】
辽宁高院2011年3月21日作出（2010）辽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特莱维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欧宝公司借款本金8650万元及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案外人谢涛提出申诉，辽宁高院于2012年1月4日作出（2012）辽立二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辽宁高院经再审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2）辽审二民再字第13号民事判决，驳回欧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欧宝公司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属于虚假民事诉讼，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作出罚款决定，对参与虚假诉讼的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各罚款50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人民法院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同时对于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意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制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二是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就争议的8650万元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一、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可见，公司法所称的关联公司，既包括公司股东的相互交叉，也包括公司共同由第三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或者股东之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直系血亲、姻亲、共同投资等可能导致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本案中，曲叶丽为欧宝公司的控股股东，王作新是特莱维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也是案涉合同签订时特莱维公司的控股股东翰皇公司的控股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作新与曲叶丽系夫妻关系，说明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由夫妻二人控制。欧宝公司称两人已经离婚，却未提供民政部门的离婚登记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虽然辽宁高院受理本案诉讼后，特莱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王作新变更为姜雯琪，但王作新仍是特莱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欧宝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宗惠光、王奇等人，与特莱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作新、法定代表人姜雯琪、目前的控股股东王阳共同投资设立了上海特莱维，说明欧宝公司的股东与特莱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其他的共同利益关系。另外，沈阳特莱维是欧宝公司控股的公司，沙琪公司的股东是王作新的父亲和母亲。可见，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之间、前述两公司与沙琪公司、上海特莱维、沈阳特莱维之间均存在关联关系。
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及其他关联公司之间还存在人员混同的问题。首先，高管人员之间存在混同。姜雯琪既是欧宝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又是特莱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还参与翰皇公司的清算。宗惠光既是欧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又是翰皇公司的工作人员，虽然欧宝公司称宗惠光自2008年5月即从翰皇公司辞职，但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载明的事实看，该案2008年8月至12月审理期间，宗惠光仍以翰皇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诉讼。王奇既是欧宝公司的监事，又是上海特莱维的董事，还以该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代理相关行政诉讼。王阳既是特莱维公司的监事，又是上海特莱维的董事。王作新是特莱维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还曾先后代表欧宝公司、翰皇公司与案外第三人签订连锁加盟（特许）合同。其次，普通员工也存在混同。霍静是欧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本案中作为欧宝公司原一审诉讼的代理人，2007年2月23日代表特莱维公司与世安公司签订建设施工合同，又同时兼任上海特莱维的董事。崔秀芳是特莱维公司的会计，2010年1月7日代特莱维公司开立银行账户，2010年8月20日本案诉讼之后又代欧宝公司开立银行账户。欧宝公司当庭自述魏亚丽系特莱维公司的工作人员，2010年5月魏亚丽经特莱维公司授权办理银行账户开户，2011年9月诉讼之后又经欧宝公司授权办理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马路湾支行的开户，且该银行账户的联系人为魏亚丽。刘静君是欧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本案原一审和执行程序中作为欧宝公司的代理人，2009年3月17日又代特莱维公司办理企业登记等相关事项。刘洋以特莱维公司员工名义代理本案诉讼，又受王作新的指派代理上海特莱维的相关诉讼。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的人员之间并未严格区分，上述人员实际上服从王作新一人的指挥，根据不同的工作任务，随时转换为不同关联公司的工作人员。欧宝公司在上诉状中称，在2007年借款之初就派相关人员进驻特莱维公司，监督该公司对投资款的使用并协助工作，但早在欧宝公司所称的向特莱维公司转入首笔借款之前5个月，霍静即参与该公司的合同签订业务。而且从这些所谓的“派驻人员”在特莱维公司所起的作用看，上述人员参与了该公司的合同签订、财务管理到诉讼代理的全面工作，而不仅是监督工作，欧宝公司的辩解，不足为信。辽宁高院关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系由王作新、曲叶丽夫妇控制之关联公司的认定，依据充分。
二、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就争议的8650万元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关系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为防止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对其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必须严格审查。
欧宝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特莱维公司偿还借款8650万元及利息，虽然提供了借款合同及转款凭证，但其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当事人在诉讼前后的诸多言行违背常理，主要表现为以下7个方面：
第一，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来看，借款合同存在虚假的可能。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对借款法律关系的要约与承诺的细节事实陈述不清，尤其是作为债权人欧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称是合同经办人的宗惠光，对所有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地点、每一合同的己方及对方经办人等细节，语焉不详。案涉借款每一笔均为大额借款，当事人对所有合同的签订细节、甚至大致情形均陈述不清，于理不合。
第二，从借款的时间上看，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欧宝公司的自述及其提交的借款合同表明，欧宝公司自2007年7月开始与特莱维公司发生借款关系。向本院提起上诉后，其提交的自行委托形成的审计报告又载明,自2006年12月份开始向特莱维公司借款，但从特莱维公司和欧宝公司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看，在2006年12月之前，仅欧宝公司8115账户就发生过两笔高达1100万元的转款，其中，2006年3月8日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300万元，同年6月12日转入801万元。
第三，从借款的数额上看，当事人的主张前后矛盾。欧宝公司起诉后，先主张自2007年7月起累计借款金额为5850万元，后在诉讼中又变更为8650万元，上诉时又称借款总额1.085亿元，主张的借款数额多次变化，但只能提供8650万元的借款合同。而谢涛当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在欧宝公司所称的1.085亿元借款之外，另有4400多万元的款项以“借款”名义打入特莱维公司账户。对此，欧宝公司自认，这些多出的款项是受王作新的请求帮忙转款，并非真实借款。该自认说明，欧宝公司在相关银行凭证上填写的款项用途极其随意。从本院调取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所载金额看，欧宝公司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的金额远远超出欧宝公司先后主张的上述金额。此外，还有其他多笔以“借款”名义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的巨额资金，没有列入欧宝公司所主张的借款数额范围。
第四，从资金往来情况看，欧宝公司存在单向统计账户流出资金而不统计流入资金的问题。无论是案涉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期间，还是在此之前，甚至诉讼开始以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账户之间的资金往来，既有欧宝公司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款项的情况，又有特莱维公司转入欧宝公司账户款项的情况，但欧宝公司只计算己方账户转出的借方金额，而对特莱维公司转入的贷方金额只字不提。
第五，从所有关联公司之间的转款情况看，存在双方或多方账户循环转款问题。如上所述，将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翰皇公司、沙琪公司等公司之间的账户对照检查，存在特莱维公司将己方款项转入翰皇公司账户过桥欧宝公司账户后，又转回特莱维公司账户，造成虚增借款的现象。特莱维公司与其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也存在此种情况。
第六，从借款的用途看，与合同约定相悖。借款合同第二条约定，借款限用于特莱维国际花园房地产项目，但是案涉款项转入特莱维公司账户后，该公司随即将大部分款项以“借款”“还款”等名义分别转给翰皇公司和沙琪公司，最终又流向欧宝公司和欧宝公司控股的沈阳特莱维。至于欧宝公司辩称，特莱维公司将款项打入翰皇公司是偿还对翰皇公司借款的辩解，由于其提供的翰皇公司和特莱维公司之间的借款数额与两公司银行账户交易的实际数额互相矛盾，且从流向上看大部分又流回了欧宝公司或者其控股的公司，其辩解不足为凭。
第七，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诉讼和执行中的行为来看，与日常经验相悖。欧宝公司提起诉讼后，仍与特莱维公司互相转款；特莱维公司不断向欧宝公司账户转入巨额款项，但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却未就还款金额对欧宝公司的请求提出任何抗辩；欧宝公司向辽宁高院申请财产保全，特莱维公司的股东王阳却以其所有的房产为本应是利益对立方的欧宝公司提供担保；欧宝公司在原一审诉讼中另外提供担保的上海市青浦区房产的所有权，竟然属于王作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上海特莱维；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当庭自认，欧宝公司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东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沈阳马路湾支行的银行账户都由王作新控制。
对上述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均未作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欧宝公司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就案涉争议款项与特莱维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且从调取的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账户的交易明细发现，欧宝公司、特莱维公司以及其他关联公司之间、同一公司的不同账户之间随意转款，款项用途随意填写。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法院确信，欧宝公司诉请之债权系截取其与特莱维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虚构而成，其以虚构债权为基础请求特莱维公司返还865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不应支持。据此，辽宁高院再审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至于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问题。首先，无论欧宝公司，还是特莱维公司，对特莱维公司与一审申诉人谢涛及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明知的。从案涉判决执行的过程看，欧宝公司申请执行之后，对查封的房产不同意法院拍卖，而是继续允许该公司销售，特莱维公司每销售一套，欧宝公司即申请法院解封一套。在接受法院当庭询问时，欧宝公司对特莱维公司销售了多少查封房产，偿还了多少债务陈述不清，表明其提起本案诉讼并非为实现债权，而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保护性查封以阻止其他债权人对特莱维公司财产的受偿。虚构债权，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明显。其次，从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人员混同、银行账户同为王作新控制的事实可知，两公司同属一人，均已失去公司法人所具有的独立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审申诉人谢涛认为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提起虚假诉讼损害其合法权益的意见，以及对有关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进行制裁的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3.大宗集团有限公司、宗锡晋与淮北圣火矿业有限公司、淮北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涡阳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3]
【裁判要旨】(https://www.daowen.com)
矿业权与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民事权利，如果仅转让公司股权而不导致矿业权主体的变更，则不属于矿业权转让，转让合同无需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合法有效。迟延履行生效合同约定义务的当事人以迟延履行期间国家政策变化为由主张情势变更的，不予支持。
【案情】
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北圣火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梅，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淮北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晓东，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涡阳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功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晓东，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择，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大宗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宗成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长慧，山东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於向平，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宗锡晋。
委托代理人：李长慧，山东慧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於向平，辽宁竞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淮北圣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火矿业公司）、淮北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涡阳房地产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宗公司）、宗锡晋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圣火矿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梅、王择，上诉人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晓东、王择，被上诉人大宗公司、宗锡晋的委托代理人李长慧、於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2013年3月24日，大宗公司、宗锡晋为甲方，圣火矿业公司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内容：甲方共同合法持有宿州宗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州宗圣公司）和淮北宗圣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北宗圣公司）各44%股权 （其中大宗集团有限公司各40%，宗锡晋各4%）。乙方系两个公司的股东之一，具有受让两个公司股权的合法权利，愿意受让甲方转让的两个公司股权。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一、甲方同意将持有的两个公司各44%的股权转让给乙方，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5亿元（大写：陆亿伍仟万元）。二、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和方式：1.2014年7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元；2.2015年3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元；3.2015年6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元；4.2015年9月30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元；5.2015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甲乙双方均同意上述股权转让款向甲方中的大宗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甲方内部关于股权转让款的分配由甲方自行处理。三、本协议项下全部股权转让款支付完毕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持有的两个公司各44%的股权一次性转让给乙方，并协助乙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四、关于两个公司资产、物品等财产的特别约定。1.无论与两个公司拥有的骑路孙煤炭资源、张油坊煤炭资源、梁花园煤炭资源（以下简称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乙方均无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2.与两个公司相关的各种证照、印章、权证双方共管，甲乙双方将召开两个公司股东会研究共管方式，任何一方使用前述物品必须征得对方同意。3.在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内，如果乙方联系第三方购买两个公司股权或两个公司名下的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权或采矿权，股权转让款、探矿权或采矿权转让款不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乙方同意股权转让款、探矿权或采矿权转让款中的 70%优先用于支付本协议约定的乙方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甲方须无条件配合前述权利的转让工作。甲乙双方与前述权利的购买方协商关于甲方投入骑路孙煤炭资源的前期费用由购买方承担事宜。五、违约责任。1.本协议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违约需承担尚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总额20%的违约金，除此之外，违约方需承担以下本条第2和第3款违约责任。2.如果甲方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条款约定，甲方应无条件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并且无偿将持有的两个公司股权转让给乙方。3.如果乙方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条款约定，乙方应将其持有的两个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给甲方，并不得要求甲方退还其已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六、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甲乙双方本协议签订前签订的协议与本协议内容有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甲乙双方之前向对方出具的承诺、委托书等文件作废。七、甲方依法承担股权转让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所有税款，乙方承担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工商变更登记费用。八、因履行本协议导致的任何争议或纠纷，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向大宗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九、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十、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甲方大宗公司、宗锡晋，乙方圣火矿业公司在协议上盖章签字。
协议签订后，圣火矿业公司依协议约定应当于2014年7月31日前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1亿元，但圣火矿业公司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2014年7月31日，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2千万元的违约金欠条。欠条载明：“今欠大宗集团有限公司款2000万元，该笔欠款并保证于2014年8月30日一次性付清。注：该违约金系大宗集团有限公司与淮北圣火矿业有限公司在2013年3月24日签订的第一笔探矿权转让金1亿元所造成的违约金款。”2014年9月5日、9日、11日、12日，圣火矿业公司分四笔共计支付大宗公司违约金1000万元，之后再未支付款项。
一审另查明：2007年7月28日，圣火矿业公司与大宗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双方共同注册成立淮北宗圣公司，圣火矿业公司将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转让给淮北宗圣公司，享有公司56%的股权；大宗公司按合作项目的建矿设计承担建矿投资，包括井下工程、地面工程及矿用道路、供电线路、水井和供水管道所需费用，负责办理合作开发经营项目的立项核准工作，承担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矿井设计、环评及征地费用，享有公司44%的股权。2007年12月15日，圣火矿业公司与大宗公司签订《合作经营合同》，约定上述三座煤矿的立项核准、可行性报告、矿井设计、环评工作由圣火矿业公司负责办理，如有困难时，大宗公司予以积极协助办理。
2011年9月18日和9月30日，安徽省志远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三处煤炭资源井田煤炭勘探探矿权作出评估报告书，三处煤炭资源评估价值共计37.9亿元。2012年12月3日，淮北宗圣公司和宿州宗圣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全权授权宗成乐与皖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洽谈三处煤炭资源开发事宜，开发方式包括股权合作开发或者将三座煤矿全部资源有偿转让给皖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发。2013年3月24日淮北宗圣公司和宿州宗圣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改为委托张全贤完成寻找和选择股权受让方、评估、谈判和协商等工作。2013年6月28日，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给淮北市人民政府的《关于合作情况的说明函》中表示其与圣火矿业公司共同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恳请市政府给予相关工作支持。
2014年10月12日《国家能源局关于调控煤炭总量优化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国能煤炭〔2014〕45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三条优化新建项目布局要求：按照“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的总体要求，依据煤炭资源禀赋、市场区位、环境容量等因素确定煤炭产业发展格局。今后一段时间，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
一审还查明：2014年10月31日，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2013年3月24日大宗集团有限公司与淮北圣火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所欠款项，具体内容和金额按原合同的约定履行。淮北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涡阳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诺：房产销售款首先按合同约定偿还大宗集团有限公司的到期债权。特此承诺。”
圣火矿业公司系张功民、张海燕等4人于2001年1月12日出资设立，淮北房地产公司系张功民、张杰于2006年6月26日出资设立，涡阳房地产公司系圣火矿业公司于2014年4月24日出资设立。大宗公司认为三个公司相互关联并人格混同，经一审法院要求，大宗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三公司混同的相关证据。
上述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违约金欠条、违约金支付凭证、承诺书、合作经营合同、《指导意见》、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
大宗公司、宗锡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圣火矿业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亿元及违约金1000万元；2.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诉讼费用由圣火矿业公司承担。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符合情势变更原则，协议应否解除；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协议能否继续履行；三、继续履行时，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焦点一，即本案是否属情势变更问题。该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所谓情势，是指客观情况，具体泛指一切与合同有关的客观事实。变更是指合同赖以成立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异常之变动。在确认时，应当注意正确判断是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依案情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案中，淮北宗圣公司成立于2007年，涉案三处煤炭资源一直申请办理采矿权手续或立项核准，直到2014年10月12日《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也未获得批准，并且该意见规定，只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因此，政策原因并非是造成合作开发项目得不到核准的唯一原因。另，作为双方合作成立的公司，双方应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公司股权转让后，转让款应按股东持股比例分配。本案中，圣火矿业公司先行受让了大宗公司、宗锡晋持有的合作公司股权，该做法本身存在着将来转让不能的商业风险，该风险圣火矿业公司应当能够预见。同时，双方2013年3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也约定，无论与两个公司拥有的骑路孙煤炭资源、张油坊煤炭资源、梁花园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圣火矿业公司均无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综上，可以认定圣火矿业公司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能够预见。另外考虑到大宗公司诉请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到期时，《指导意见》尚未出台，对该笔股权转让款，可以确认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故对圣火矿业公司以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的抗辩，应不予采信。至于大宗公司是否对淮北宗圣公司有抽逃出资的情况，并不影响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故对圣火矿业公司关于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而解除合同的抗辩，亦不予采信。大宗公司如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淮北宗圣公司有权要求股东补足出资。
关于焦点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协议能否继续履行。该院认为，2013年3月24日，大宗公司、宗锡晋与圣火矿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大宗公司、宗锡晋将合法持有宿州宗圣公司和淮北宗圣公司各44%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圣火矿业公司，圣火矿业公司支付转让款项。因此，双方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圣火矿业公司主张本案系转让探矿权，因未经审批合同未生效，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另，依据协议约定，2014年7月31日前，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宗锡晋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亿元，但圣火矿业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在2014年7月31日，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2千万元的违约金欠条，并于2014年9月5日、9日、11日、12日分四笔共计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大宗公司、宗锡晋要求圣火矿业公司继续履行，支付已到期应给付的股权转让款1亿元及尚未支付的违约金1000万元的主张，予以支持。另，圣火矿业公司抗辩不再继续履行协议，应按协议约定的违约责任处理。因本案大宗公司、宗锡晋诉求是继续履行原协议，故圣火矿业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三，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本案中，淮北房地产公司和涡阳房地产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以房产销售款首先按合同约定偿还大宗公司的到期债权，并在保证人处盖有公章。该院认为，该承诺书系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按承诺履行其相应义务。大宗公司要求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但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应在其公司的房产销售款中对圣火矿业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
一、圣火矿业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大宗公司、宗锡晋支付股权转让款1亿元及违约金1000万元；
二、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在其公司的房产销售款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三、驳回大宗公司、宗锡晋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91 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596 800元，由圣火矿业公司负担。
圣火矿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不属于情势变更存在错误。1.政策变化是导致无法办理采矿权证的核心原因。圣火矿业公司与大宗公司于2007年7月28日签订《合作经营合同》后，即将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转让给淮北宗圣公司和宿州宗圣公司。此后多年间没有成功办理采矿权证，正是因为宗成乐一直没有兑现办理采矿权证和相应建矿手续的承诺。《指导意见》虽然只是使用了“今后一段时间，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的表述，但实际操作中新建煤矿项目已经确定不可能实现。正是因为《指导意见》，使得办理采矿权证已成为不可能，基于此，也不会再有任何第三方愿意受让探矿权。如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指导意见》已经存在，那么圣火矿业公司自然不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正是由于《指导意见》的出台，使得《股权转让协议》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2.本案发生的情形不是商业风险，也无法预见。“转让不能”并不是本案发生的风险，《指导意见》才是本案发生的风险。《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以股权转让的形式，使得圣火矿业公司获得三处煤炭资源探矿权的全部控制，在未出台《指导意见》的情况下，圣火矿业公司可以自行办理采矿权证，也可以与其他方进行合作，或者再进行转让。即便没有第三方愿意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获得三处煤炭资源探矿权，圣火矿业公司仍然可以自行完成对三处煤炭资源的开发。但正是由于《指导意见》的出台，使得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证已经失去价值，圣火矿业公司无法实现自行对三处煤炭资源的开发，也无法与其他方进行合作或者再进行转让，圣火矿业公司拟通过受让股权方式获得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证并进而完成建矿、实现生产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3.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证不存在作废、到期或失效的情形。一审判决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无论与两个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圣火矿业公司均五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因此，可以认定圣火矿业公司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能够预见。一审判决适用该条约定并以此认为圣火矿业公司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能够预见是错误的。三处煤炭资源探矿权证“到期或失效”的含义，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直接的规定，根据有关法规，应理解为在探矿权证到期后由于未延续而过期失效。《指导意见》与上述情形并无关系，《指导意见》的出台并没有导致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证作废、到期或失效。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圣火矿业公司能够预见《指导意见》出台的风险也是不能成立的。4.一审判决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认定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存在错误。情势变更原则应对整个合同进行适用，并不能以某些义务到期或者未到期来区别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如果认定属于情势变更，其效果是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如果解除合同，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然可以恢复原状，第一笔股权转让款自然也应当恢复原状。此外，在《指导意见》出台之前，事实上国家对于新建煤矿已经逐渐收紧。因此，圣火矿业公司出于对政策的担心，未在2014年7月31日前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仅以《指导意见》的出台时间来认定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继续履行合同，则对圣火矿业公司显失公平，由于情势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应予解除，圣火矿业公司无需再向大宗公司支付任何款项。（二）一审判决认为大宗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存在错误。一审判决既然已经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是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并非转让探矿权，那么大宗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必然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目的。如果存在抽逃出资，股权本身存在瑕疵，作为买卖合同最重要的买卖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大宗公司当然应该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是，一审判决对此事实并未审理。对圣火矿业公司关于调取淮北宗圣公司会计账簿及凭证的申请也未予以处理，而是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径行作出判决。综上，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圣火矿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大宗公司和宗锡晋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大宗公司和宗锡晋承担。
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大宗公司、宗锡晋的起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1.本案中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承诺的仅仅是以将来房产销售款偿还大宗公司的债权，而非以其自有全部财产偿还大宗公司的债权。因此，《承诺书》的内容与保证的性质明显不同，并不构成保证。2.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与圣火矿业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大宗公司、宗锡晋并未举证证明。3.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从未承诺承担连带责任。《承诺书》中没有任何“连带”字样或类似词语，对此，一审判决也采相同认定，并未认可大宗公司、宗锡晋在起诉时主张的担保责任性质和连带责任性质，按理应当直接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一审法院判非所请。根据前述理由可见，大宗公司、宗锡晋起诉时的主张是“担保责任”、“连带责任”，从未主张在“公司的房产销售款范围内”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然而一审法院从未向双方当事人提示过其可能判决承担其他种类的责任，却做出了超出诉请范围的判决，明显存在错误。（三）一审判决履行内容不明确，无法作为执行依据，应当撤销。《承诺书》属于附条件的债务承担：第一，附偿债财产的限定条件。第二，附偿债期限的限定条件。因此，在获得房产销售款前，大宗公司不能要求偿还债权。由于未来是否销售房屋不确定，因此债务清偿的条件何时成就也不确定。鉴于《承诺书》约定的该项义务属于附条件的债务，在条件未成就时该债务并不具备清偿条件。但是，在一审审理中对本案债务履行的条件是否具备，即“房产销售款”是否已经取得，未予查明。因为本案房产是否销售，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避免将未来债务是否清偿的实体判断推给执行法官处理，这将严重违背“审执分离”的民事诉讼法律原则。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2.改判驳回大宗公司、宗锡晋的诉讼请求；3.由大宗公司、宗锡晋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大宗公司、宗锡晋答辩称：（一）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圣火矿业公司应当继续履行。1.圣火矿业公司称《股权转让协议》是转让探矿权没有事实依据，大宗公司、宗锡晋并非探矿权人，转让的只是公司股权，违约金欠条所称转让探矿权只是圣火矿业公司的单方认识。圣火矿业公司没有履行约定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圣火矿业公司完全控制了两个公司，并支付了部分违约金。淮北宗圣公司成立时，圣火矿业公司没有出资，大宗公司出资后将部分资金又用于了经营，有淮北宗圣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秀芳签章，而圣火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李秀芳的儿子，应推定其明知。如果圣火矿业公司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意思表示不真实，也超过了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二）《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并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第一款的约定很明确，说明导致三处煤炭资源探矿权许可证和采矿权许可证作废或失效的国家政策变化已经在双方预见范围内，而且约定即使出现上述情形，圣火矿业公司也不能要求解除或变更协议，应五条件的履行合同。圣火矿业公司作为矿业企业，对于该行业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包括自然条件、社会事件或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经营可能带来的风险更是应当预见到。在我国经济区划中，安徽省属于中部而不是东部，《指导意见》不适用于本案。之后，圣火矿业公司出具了欠条和承诺书，并支付了部分违约金，说明其对于《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是清楚的。（三）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应在其房产销售款范围内对圣火矿业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明确表示以其房产销售款优先偿还大宗公司到期债权。一审法院判决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虽与大宗公司主张的连带责任不同，但没有实质区别，不存在判非所请。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认为其承担的是附条件的付款责任，房屋是否销售不明确，无法执行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在其恶意不销售房屋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拍卖其房产清偿债务。（四）根本不存在大宗公司抽逃淮北宗圣公司出资的问题。圣火矿业公司完全控制了两个公司，已经实现了合同目的，其法定代表人系淮北宗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儿子，对公司股权是否存在瑕疵应明知。圣火矿业公司在安徽省睢县人民法院就此提起了诉讼，说明可以另案解决，对本案没有影响。
二审中，圣火矿业公司提交了四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拟证明本案三处煤矿无法新建，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第二份证据，《关于安徽省宿州市骑路孙井田煤炭勘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拟证明该煤矿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第三份证据，《安徽省宿州市骑路孙井田煤炭勘探报告》，拟证明该处煤炭资源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第四份证据，《关于安徽省淮北煤田张油坊井田煤炭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拟证明该处煤炭资源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质证意见是认可证据的真实性和圣火矿业公司的陈述。大宗公司、宗锡晋质证意见是：对四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第一份证据，30万吨和90万吨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不包括本数，对本案不适用；第二、三份证据没有意见；第四份证据的表述只是一种推断，不能作为结论。大宗公司、宗锡晋认为该四份证据不能证明发生情势变更，假设出现国家政策的原因导致不能扩建，对此双方当事人已经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做了明确约定，对此早有预见，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大宗公司、宗锡晋提交了三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拟证明安徽省在经济区划上不属于东部地区。第二份证据，2007年7月28日的《合作经营合同》，拟证明双方对由国家政策导致无法建矿的风险有预见。第三份证据，2013年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致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合作情况的说明函》，拟证明圣火矿业公司提出股权转让是基于其欲与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圣火矿业公司质证意见是：对三份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第一份证据并非针对矿产资源事项所发，与本案无关，安徽省人民政府在2014年3月28日就发布通知，明确了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不得新建；第二份证据已经被2013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代替，而且该协议中也说明发生政策变化时双方要平摊费用；第三份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交，引用该证据起不到证明作用，该证据也无法说明谁主动提出转让。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质证意见是：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有异议，安徽省按东部处理，不批新建煤矿；第二份证据说明双方平均分摊前期费用，我们认可按照2007年协议处理，就不需要支付6.5亿元了；对第三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因为安徽省不批新建矿井，导致采矿证办不下来，发生了情势变更。
庭后，大宗公司提交了其对淮北宗圣公司的部分投资明细及相关收据、证明等凭证，合计款项2 829 448元。圣火矿业公司、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提交书面质证意见：1.关于《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通用完税证》。该车辆未登记在淮北宗圣公司名下，也从未使用过该车辆，整个购车流程均是大宗公司操控。2.关于《证明》、杨宿城身份证复印件、房租付款凭证2张。付款凭证是宿州宗圣公司支付了该款项，付款时间也与租赁期间不一致。3.关于测绘费发票2张，淮北宗圣公司从未开展具体业务，不应当发生任何测绘费。综上，对大宗公司的证据不予认可，大宗公司不能证明实际对淮北宗圣公司有投资。
对以上证据，本院综合认定如下：圣火矿业公司、大宗公司和宗锡晋各自提交的第一份证据属于国务院颁发的规范性文件，本院依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参考依据；圣火矿业公司提交的其他三份证据，由于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大宗公司、宗锡晋按新证据提交的第二、三份证据在一审过程中已经提交并经过质证，不属于新的证据。对大宗公司提交的其对淮北宗圣公司的部分投资明细及收据、证明等凭证，由于圣火矿业公司、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均不予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亦无法确认，本院对该部分证据在本案中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是否有误；（二）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是否有误、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三）一审判决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在房产销售款范围内对圣火矿业公司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否有误；（四）如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是否影响本案的审理。
（一）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第一笔转让款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是否有误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是否属于所谓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需要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案中，淮北宗圣公司成立于2007年，涉案三处煤炭资源一直申请办理采矿权手续或立项核准，直到2014年10月12日《指导意见》之前，也未获得批准，并且该意见规定，只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东部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煤矿项目，且安徽省是否属于该《指导意见》所确定的东部地区尚需进一步论证。因此，政策原因并非是造成合作开发项目得不到核准的唯一原因。
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约定，无论与淮北宗圣公司、宿州宗圣公司拥有的三处煤炭资源相关的探矿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是否作废、到期或失效，圣火矿业公司均无条件的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所有条款；第二条约定，2014年7月31日前，圣火矿业公司向大宗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圣火矿业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且在第一笔转让款期满不能支付的情况下向大宗公司出具了2000万元的违约金欠条并实际履行1000万元，而《指导意见》出台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2日，故对该笔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有事实依据。圣火矿业公司以情势变更原则不应履行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一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协议是否应继续履行的问题
2013年3月24日，大宗公司、宗锡晋与圣火矿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大宗公司、宗锡晋将合法持有宿州宗圣公司和淮北宗圣公司各44%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圣火矿业公司，圣火矿业公司支付转让款项。三处煤炭资源的探矿权许可证和采矿权许可证始终在两个目标公司名下，不存在变更、审批的问题。《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圣火矿业公司也实际控制了两个目标公司，实现了合同目的。因此，双方系股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圣火矿业公司主张本案系转让探矿权，因未经审批合同未生效，对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鉴于大宗公司、宗锡晋的一审诉讼请求只是请求判令圣火矿业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并无请求进一步继续履行案涉协议的诉求，故尽管一审判决中有“由于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大宗公司、宗锡晋要求圣火矿业公司继续履行，支付已到期应给付的股权转让款1亿元及尚未支付的违约金1000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等相关表述，但仍然是基于大宗公司、宗锡晋请求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诉求，而对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进一步继续履行，需要当事人以积极的行为进行主张。圣火矿业公司主张本案符合情势变更原则，协议不应再继续履行，但由于案涉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圣火矿业公司针对第一笔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的抗辩不能成立。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应进一步继续履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由于大宗公司、宗锡晋在一审中并没有主张，圣火矿业公司亦未提出反诉，故该部分事项已经超出了本案二审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审理。
（三）关于一审判决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在房产销售款范围内对圣火矿业公司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是否有误的问题
本案中，淮北房地产公司和涡阳房地产公司向大宗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以房产销售款首先按合同约定偿还大宗公司的到期债权，并在保证人处盖有公章。本院认为，该承诺书系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按照承诺履行其相应义务。大宗公司起诉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实质是请求两房地产公司基于承诺函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不构成连带保证责任，但应在其房产销售款中对圣火矿业公司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判决实质上并未加重其民事责任，本院予以维持。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房产是否销售，相关部门均有登记，税务部门也有凭证，不存在不确定性问题，也不存在无法执行的情况。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如果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形，是否影响本案的审理的问题
一审判决认为，大宗公司如果存在对淮北宗圣公司抽逃出资的情形，淮北宗圣公司有权要求股东补足出资。圣火矿业公司二审中提交证据证明其已针对大宗公司抽逃出资问题向安徽省睢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可以证明其权利尚有救济渠道，故圣火矿业公司请求中止本案审理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圣火矿业公司、淮北房地产公司、涡阳房地产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1 800元，由上诉人淮北圣火矿业有限公司、淮北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涡阳圣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6号。
[2]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8号。
[3]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6年第6期（总第236期）。